關於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整體的脈絡已經很清楚，此處先簡單概述一下。九一三事件的發生，深層的根源，在於1949新中國建國之初的階段，作為一個新締造的國家，內部長期存在激烈政治鬥爭。尤其是在奠基於左派革命理念的無產階級政黨、人民軍隊以及右派官僚集團（元老、文官、知識分子）這三大系統之間，存在政治路線、發展理念和現實權力的嚴重衝突，難以協調一致，由此導致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之後，毛澤東實際上是通過林彪的堅定支持，從軍隊獲得了最強有力的政治基礎，這才成功發動文化大革命，最終打倒黨內高層的眾多走資派和元老級實權人物，極大地削弱了右派官僚系統以及中共內部隱藏的支持國民黨的復辟勢力，也大幅削弱了以往大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支持中華民國敘事的話語優勢。

然而，隨着九一三事件爆發，以周恩來為首的官僚和情報系統，又成功利用林彪女兒林立衡的突然舉報，製造出林副統帥的所謂叛逃事件。在事件中，周先是挑動衝突，利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借刀殺人”，引誘林彪等人上飛機起飛。此後，周又製造林彪一夥企圖行刺毛澤東的反革命敘事，徹底清除了林彪，這就極大地動搖了毛澤東的最高威望，由此嚴重削弱左派陣營，導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敗。

上述九一三事件的真實情況，始終都被媒體長期封鎖，根本沒法在主流輿論上展示出來。而且，不但在中國國內是這樣，即使在海外，美國的媒體，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也被長期封殺。仔細觀察，在美國媒體上充斥的相關報道，大都是被反共的民運人士、國民黨的支持者以及中共改開派代理人等群體牢固控制的扭曲敘事版本。通常而言，這些報道展示出的相應內容，無非是圍繞着這樣幾個要點：

第一點，毛澤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就中國人民一切悲慘遭遇的最核心因素；

第二點，1949新中國的建立本身就是個錯誤，中共更是一切問題和災難的源頭；

第三點，雖然右派輿論形式上有時也會替林彪辯護，聲稱林彪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又認定林彪之死歸根到底是因為他助紂為虐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最終又被毛澤東設局殺掉，所以這也就是罪有應得。

第四點，九一三事件神秘莫測，其中充斥各種各樣的謎團，而之所以會這樣，都是源於毛澤東利用手中的無限權力，精心設計了很多圈套和陷阱，這都是為了除掉林彪並且掩人耳目。右派輿論通過對九一三事件的以上解釋來徹底否定毛澤東。

以上是大量閱讀美國和海外媒體關於九一三的各種報道和複雜介紹之後的體會，也是最簡要的概括。但這個簡單概括是非常準確的。這也就必然會引發另一個問題：號稱言論最自由的美國，尤其是大量吸收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反對派群體，各種豐富信息可謂應有盡有，為什麼大量的研究到最後卻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真實進程，反而更加沒有真相？

因此，關於九一三事件的以上各種荒誕敘事，就不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常的內部情況是一個有力的印證，對於美國內部的反常狀況，它同樣是最有利的印證。接下來就分析原因：為什麼美國媒體看不到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反而還會遮蔽真相？這就要從中美關係的源頭說起。

大家都知道，如今的中美外交關係，基本上是從1970年代啟動的。1971年4月，中美開始“乒乓外交”，當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這是如今中美關係的起點。隨後，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此後才有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不斷深化，直到正式建交等事件發生。

但九一三事件，剛好發生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拐點”階段。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會見周恩來，而此前他已經在海外與葉劍英秘密接觸。但基辛格訪華兩個月後就發生了九一三事件，而在林彪的墜機事件一個多月之後，10月25日，新中國就重新加入聯合國。那麼，九一三事件的突發，與基辛格訪華的因素，到底有沒有關係？

要深入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從兩個角度來分析。第一個角度，是美國高層與新中國接觸的背後意圖。另一個角度，則是中共高層與美國接觸的背後意圖。

從第一個角度來分析，此時美國突然改變立場，開始積極地與1949建立的新中國接觸，除了拉攏中共一起對付蘇聯，它的另一個意圖，也是對華搞和平演變。這正是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理論和決策邏輯。

這裡要注意，說中美關係始於1970年代，是根據1940建立新中國來界定中美關係。但從美國的歷史敘事角度，他們本來認為是蔣介石、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因此，從美國的角度看，美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其實早就開始了。如果不算清朝只看國民黨，中美關係應該是始於二十世紀20年代，如果考慮到美籍華人孫中山的角色以及清朝時期錯綜複雜的糾葛，由此界定的中美關係就更早了，是在19世紀確立的起點。

但無論如何，美國與新中國接觸，建交，它的出發點，背後的考慮，這種歷史敘事，其實是依託於從清朝早期的接觸、孫中山到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概念，尤其是二戰的反日聯盟，雅爾塔格局，以及聯合國的五大國框架，這些都是美國話語為其所表述的中國概念精心設置的約束條件。

換句話說，美國與中共正式接觸並建立外交關係，它其實是基於一種更深層的戰略考慮：這就是作為新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尤其是中共這個執政黨，在美國人的眼裡，它本身必然缺乏合法性，並不能代表所謂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概念。相對而言，只有美國大力扶持的中華民國，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因此，美國同中國的接觸，這種和平演變，最終也必然會否定新中國這一概念，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轉化為“中華民國”。由此，就可以前推中美關係的歷史起點，確立一種更牢固的中美關係，在這種框架中，美國也必將“不戰而勝”。

對比之下，再看看中共高層與美國接觸的背後意圖。中共這邊，具體負責推進中美關係的最高官員，正是周恩來。儘管周恩來是中共黨內元老，但身為官僚、元老和高知集團的代表，作為右翼勢力，周恩來內心深處的考慮，是跟美國的考慮比較契合的。這正是策動中美關係大轉向的核心因素。

而毛澤東在推動中美關係過程中的角色，就顯得更加微妙，作為1949新中國的最主要締造者，在他內心深處，始終對美國存有戒心，與周等人不同，毛不可能贊同這種用“中華民國”逐漸替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右派復辟路線。但此時此刻，由於黨內鬥爭升溫，毛澤東也沒有太多選擇。毛澤東本人最初的設想，也許只是通過改善中美關係來應對中蘇之間長期難以緩和的緊張關係。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會反覆告誡周，認為中國與美國必然要保持一定距離，不能過分親密，要警惕右派搞和平演變，避免走資派的全面復辟。

事實上，毛澤東在周恩來仍在世時，確實曾多次批評周，認為他在中美關係上犯了錯誤，對美國過於軟弱，沒有堅持原則。但無論如何，在毛澤東去世後，他顯然已經無法有效阻止鄧小平全面推進中美關係。

因此，通過上述對中美關係的整個脈絡的梳理，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九一三事件的發生過程。在中美雙方走近之前，1969中共召開九大，此時林彪在黨內的威望正在處於上升階段。事實上，由於林彪在文革前夕，通過軍隊的政治化，全力支持毛澤東發動文革，逐漸地，作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林彪的政治地位也前所未有地獲得提升，甚至升至黨內二號人物。到1969年，林彪在軍中的聲望已相當高，堪稱“軍神”。然而此時中蘇關係不斷惡化，這實際上對林彪的黨內地位不利。

當年3月，珍寶島事變爆發。林彪本人與珍寶島事變並沒有直接的聯繫，甚至沒有參與決策。事實與很多人通常認為的相反，珍寶島事變的策劃者以及具體的指揮者，並不是直接源於軍隊內部，而是出自周恩來。史料明確顯示，是周恩來首先提出在珍寶島發動一次軍事行動，並親自策劃，精心準備了兩個多月，這才突然發動襲擊，成功地擊潰蘇聯邊防部隊，並在事後繳獲一輛當時蘇軍的最新型坦克。

在這個過程里，毛澤東對此當然知情，並且也支持周恩來的決策。但林彪卻沒有參與這個決策。不止於此，1969年10月，由於中蘇之間的緊張局勢達到高潮，一部分人員開始轉移疏散，林彪為此專門在軍中發布了“一號號令”，這還引發了中共內部的分歧。史料顯示，周恩來看到“一號號令”後，立刻把林彪傳達的命令文件轉給毛澤東。另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看到“一號號令”後非常生氣，直接把文件燒掉了。在九一三之後，這個“一號號令”乾脆變成了林彪企圖奪取最高權力的一大罪狀。

那麼，回顧珍寶島事件，就明顯有個疑問：當時林彪作為中共內部最優秀的將領，戰功卓著，尤其是1962年在高原地區對印作戰，林的指揮非常成功，堪稱經典戰役，此後林彪的軍事威望前所未有。那麼，為什麼他沒有直接參與策劃對蘇聯的軍事行動？反而是周恩來在策劃珍寶島針對蘇聯的軍事打擊？

由此，就足以反映出當時中共高層內部存在某種嚴重分歧。從林彪的角度分析，由於自己長期在蘇聯修養的背景，林與蘇聯的關係一直都很密切。而且在解放戰爭中，林在東北更是直接與蘇軍接洽，大量接受各種武器裝備，並肩作戰。林彪本人也有明顯的親蘇情結。尤其在更深的價值層面，林彪四野集團的成功故事，政治合法性，與蘇聯的政治合法性是密切相關的。對林彪而言，這一特徵甚至比毛澤東更明顯。毛澤東只是與斯大林長期保持通信聯繫，在國內則是指揮林彪等諸多將領協調作戰，但毛澤東自己並沒有長期去蘇聯生活，更缺乏跟蘇軍並肩作戰的經歷。

而從周恩來的角度來分析，儘管周與蘇聯的關係也很密切，但周鄧等人的留學過程主要是在法國，他們心中最仰慕的對象不是蘇聯，而顯然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周恩來作為中共黨內的重要元老，也參與了新中國的締造過程，但他本人長期與國民黨接觸，這和劉少奇類似，屬於白區黨，尤其着重於搞情報工作。周恩來對孫中山，國民黨，尤其對美國和海外勢力，一直都有特別的好感。在文化大革命的複雜衝擊中，周恩來事實上保護了大量資本家和原國民黨統戰勢力，包括各種資產階級文人。因此，1969年周積極地策動對蘇軍事行動，這既是為了削弱黨內以林彪為代表的親蘇勢力，實際上也是在為向美國靠攏做準備。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支持周策劃珍寶島的軍事行動，也是基於多重考慮。第一個因素，是加強對軍隊的控制。前面說過，林彪對毛澤東的支持，軍隊的政治化，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前提條件，但隨着文革的展開，軍隊介入地方政治，軍人群體，尤其是林彪，作為軍神的形象，影響力大幅提升。而毛澤東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銳的，此時，展開對蘇軍事行動，可以強化毛自己對軍隊的控制。第二個因素，是通過周介入軍隊來削弱林過強的影響力。毛澤東支持周策動珍寶島事件，通過扶持周，提升周對軍隊的影響，這可以平衡林對軍隊的影響。

至於另一個因素，周恩來正在考慮的大方向，削弱親蘇派轉而靠近美國，在1969年的情況下，這恐怕還並不是毛澤東的主要考慮方向。然而，在珍寶島事變後，儘管周策劃的軍事行動取得成功，但隨着中共九大召開，林彪在黨內軍內得到廣泛的支持，林彪作為接班人的特殊地位寫進了黨章。此時，從周的角度看，儘管他的黨內地位也在上升，但影響力卻難以跟林彪抗衡。而從毛澤東的角度觀察，林彪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過大，通過扶持周恩來，也難以削弱。而且九大後林彪開始右傾，與周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這就為後面毛澤東和林彪不斷向加深的分歧，埋下了伏筆。

到1970年，開廬山會議，因為天才論和國家主席等議題，中共高層終於再次爆發衝突。林彪集團藉此對張春橋等人大肆批判，輿論陷入混亂。儘管毛澤東和林彪並沒有直接發生衝突，但毛澤東在會議前的安排和部署，卻被徹底打亂了，這讓毛澤東非常生氣。此時此刻，毛澤東明白黨內的形勢已經開始失控了，因此他不得不親自出手，打倒陳伯達後，想方設法控制局勢。其中之一，是要求黃、吳、李、邱、葉等人做檢查，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更加倚重周恩來發揮影響力，儘管這並不是他期待的方向。

早在廬山會議爆發衝突之前，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黨內地位就有不同的想法，並沒有押寶在周身上。比如，剛上廬山不久，毛就專門找黃永勝有過長時間單獨談話。據黃永勝的回憶來分析，毛澤東在談話中表達的意思非常隱晦，但真實意圖是在期望黃永勝能夠勇於承擔責任，去支持中央的文革派，比如江青、張春橋等人，同時要敢於反對周恩來，甚至逐漸替代林彪的角色。這也就是說，毛澤東當時已經認為周不可靠，而林也不適合做為接班人，這次談話是在專門試探黃永勝，有意提拔黃，看看他是不是可靠。如果這次過關，將來黃有可能取代林彪。

但這次談話明顯讓毛失望，通過黃永勝當時的態度，這種典型的軍人思維，毛澤東明白黃對文革有負面看法，反感江青和張春橋等人，而且不但支持周恩來，對作為上級的林彪更是絕對忠誠。因此，經歷廬山會議的衝突，毛澤東不得不修改此前的一些想法。他開始認為林彪集團的人靠不住，已經形成山頭，尾大不掉。也是很自然地，接下來毛澤東就開始向軍委小組摻沙子，甩石頭。而與此同時，在要求黃、吳、李、邱、葉等人作檢討的時刻，中美乒乓外交也在醞釀，終於開啟中美關係的新進程。

進一步分析，在文革尚未結束的階段，毛澤東不斷推動繼續革命的過程中，此時中美雙方走近，乒乓外交行為，實際上不是毛澤東的本意，而是毛在內外壓力下不得不妥協，支持周恩來的決策產物。本來，根據廬山會議前夕與黃永勝的談話來分析，毛澤東顯然並不想支持周恩來的勢力，而是期望黃永勝會支持文革派，削弱周恩來，替代林彪。按照這種安排，文革是頭等大事，沒必要急於推進中美關係，那麼此後也不會發生九一三事件。

但毛澤東與黃永勝的談話是關鍵轉折點，毛髮現想說服黃永勝積極倒周，甚至取代林彪，都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難以削弱周恩來的影響力，也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替代林彪。而此時林彪集團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導致廬山會議引爆黨內衝突，毛澤東因而開始焦慮。這時，毛澤東也就只能支持周恩來。而周恩來又在策劃中美關係不斷走近，以此削弱包括林彪在內的文革左派集團的影響力。因此，毛澤東最終不得不贊同周的計劃，先推動中美乒乓外交，最後又促成基辛格秘密訪華。

在促成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從周恩來等人的角度來看，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長期與蘇聯關係密切且在軍中擁有最高威望的林彪，事實上已成為最大的障礙。據一些史料的記載，對基辛格秘密訪華一事，林彪事先並不知情，在事後，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都表達過不滿。從林彪的角度看，中美突然走近，當然是對1949新中國革命話語的巨大威脅，也是變相否定毛澤東的革命路線。林彪當時顯然也不太理解，毛澤東為什麼推動此事？但事實是毛澤東確有無奈之處，此時毛澤東需要周恩來的支持，若否定周的籌劃，等於是把周推向林彪一邊。這樣發展下去，雖然暫時可以阻止基辛格訪華，抑制右派集團借力美國削弱文革和左派的企圖，但一旦周恩來向林彪靠攏，聯手一起質疑文革路線，廬山會議後暫時平息的黨內派系鬥爭必然還會加劇，形勢會進一步失控。

接下來，中美牽手之後，九一三事件就真的突然發生了。作為新中國最出色的軍事將領，戎馬一生，可謂戰功無數的林彪，竟然莫須有地突然叛逃蘇聯，墜機身亡。那麼，美國是否在九一三事件中發揮了具體的作用？根據上面的分析，首先，美國扮演的角色絕不是與九一三事件毫無關係，而其實是潛移默化地發揮了某種引導作用。從美國決策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當然非常期待中共早點和蘇共分道揚鑣，由此也可以削弱新中國的合法性，進而肯定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基於這種設想，毛澤東，尤其是林彪本人扮演的“親密戰友”角色，正是美國實現上述戰略意圖的最主要的障礙。

在當時的情況下，美國要想清除毛澤東，“一步到位”地實現針對新中國的政權更迭計劃，尚不可能。此時，扶持右翼勢力削弱林彪的影響力，就是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儘管基辛格秘密訪華並非直接針對林彪而來，但他突然出現在北京的客觀作用，是強化了周恩來代表的右派官僚集團的力量。儘管中美雙方走近也嚴重削弱了文革派的合法性，但它又更明顯地削弱了林彪作為中共最高權力“接班人”的合法性，甚至於讓林彪突然之間變成了“另類”，一個在北京高層顯得有點多餘的人物角色。

但美國對九一三事件發揮的具體作用，恐怕還不止於此。在九一三墜機後，僅幾個小時，緊接着又發生了所謂周宇馳劫持直升機的叛逃事件。其中，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三人，乘坐空軍直升機，卻突發意外事故。在這個過程里，空軍的駕駛員被人開槍打死在駕駛艙，而周宇馳和於新野的屍體出現在飛機迫降處不遠的稻田中。飛機上的倖存者有兩個人，分別是李偉信和副駕駛陳士印。據李偉信和陳士印交代，是周宇馳宇於新野、李偉信要一起叛逃，計劃劫持這架直升機，但被駕駛員在空中設計誤導，最終又飛回了北京的機場。周宇馳惱羞成怒，開槍打死了駕駛員。而於新野開槍射擊時誤傷了周宇馳，等飛機降落後，李偉信、周宇馳和於新野三人一起逃到稻田，走投無路，三人約定一起開槍自殺。此後，李偉信朝天放空槍，而周宇馳和於新野均對頭部開槍，當場死亡。

然而，李偉信和陳士印的上述說辭很難讓人相信這就是事件真實過程。尤其令人吃驚的是，在被判刑並出獄之後，上世紀90年代，李偉信旋即迅速“加入貝聿銘設計事務所，主管上海辦事處，成為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得力助手”。很難想象，一個原解放軍軍隊幹部，犯下嚴重政治錯誤的罪犯，剛出獄竟然就順利加入美籍華人的頂級設計事務所，搖身一變，成為跨國資產階級的高級白領。

再進一步分析：李偉信的角色正是九一三事件中美國因素最有可能介入的突破口。李偉信的證詞，他扮演的實際角色，是九一三事件的唯一知情人證。李的不可或缺證人角色，也是鄧支持對九一三事件定性以及對林彪反革命集團定罪的核心證據。然而，考察李偉信的特殊背景，他的這種特殊角色，從事後情況來分析，又必然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美國的影響力，尤其是海外情報機構，存在某種歷史淵源。因此，從九一三事件整個進程來看，李偉信作為現場唯一倖存的主要證人，這不會是偶然的，李的真實身份很可能是打入林彪集團內部的雙料諜報人員。一方面，作為空四軍下屬政治部高級秘書，直接為林立果服務，但李偉信實際上是周恩來控制的情報部門精心安插的內線，用來接近林立果，獲得林彪集團內部情報；但另一方面，李偉信也早就存在海外支持，是國民黨和海外勢力安插於中共內部的諜報人員，用於獲得中共的高級情報。

九一三當晚，周恩來針對林彪採取的各種措施，做出的部署，尤其是對毛林雙方進行的有效誘導，顯然離不開此前李偉信提供的情報支持。當然，周恩來未必知道李偉信本身也是海外機構安插於中共內部的雙料間諜。無論如何，在不知不覺之間，美國很可能也直接參與了九一三事件的進程。換句話說，周恩來成功製造九一三事件，事實上離不開美國因素的誘導和支持。甚至於，由於李偉信本身具有海外諜報背景，美國其實是預先了解周恩來的決策意圖，刻意提供某種支持，藉此間接地除掉林彪等人，以實現中美關係的大轉向，同時也藉此破壞毛澤東以往的權威形象，最終再逐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而這也正是此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國全力推動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基本邏輯。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以解答本文開始針對美國媒體的誤導現象所提出的疑問。由於美國推動的現代中國敘事，以及與之相應的美國媒體的各種表述，都必然具有某種傾向性，因而美國的報道也就永遠不可能真正揭開九一三事件的真實進程。這個現象頗類似於儘管已經事隔六十多年美國媒體卻依然無法揭示肯尼迪遇刺的真相。限於自身的既得利益和扭曲的歷史視角，針對九一三事件，美國的媒體不但無法靠近這一事件的真相，反而只會欲蓋彌彰，與中國內部的右派輿論相互配合，沒完沒了地製造各種迷霧，掩蓋真相，誤導讀者。

這正是事隔五十多年之後，其實本來並沒有什麼嚴重疑點的林彪墜機事件，最終卻成為懸案的強大海外干擾因素。因此，從九一三事件的真相遮蔽現象，反過來再看中美關係的整個歷史進程，我們就會突然發現：從一開始的階段，中美關係實際上早已問題重重，甚至危機四伏。而無論是美國推動的中華民國道路，還是鄧小平啟動的右派改開路線，與之相應的“中國夢”或“美國夢”，乃至“G2”的“中美國迷夢”，在本質上，都註定是春夢一場，難以為繼。歸根到底，中美之間的這種不正常的關係必然是需要重置的，只有在徹底重置之後，大量被扭曲的常識徹底更新，中美關係才有可能實現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