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右派势力和海外华人为代表，一些经典文章大肆鼓吹宪政民主理念，赞美以英美为代表的法治模式。这种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所谓制度建设，大谈什么“要遵守规则”，根据这种论调，那些四处宣讲道德的国家都不行，人治横行，民风败坏，到处搞专制。而且，很多人还在使劲宣扬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观点，比如以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为代表，即使在出现经济危机，或者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际，这些人仍然固执己见，到处宣扬事实上早已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

关于道德和法律的问题，牵涉到现代政治理念的一些重大分歧，其中也涉及大陆派与海洋派之间深刻的根本分歧。一方面，这当然会涉及经济基础的差异，另一方面，这还尤其会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在这两个方面，大陆派与海洋派实际上是难以调和的，存在严重的对立状态。

如果最简单地解析这个问题，大陆派的典型代表，是俄罗斯和中国，全世界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这是硕果仅存的两个主要的庞大陆权帝国。而海洋派的代表，则是英美，它们是先后崛起的两个最主要的海权中心国家。英美的实际地位，是处于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更是大资产阶级和跨国资产阶级聚集的大本营。

那么，两者之间的经济基础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最直观的解释，大陆国家的人口形态，以及相应的经济形态，都主要是围绕陆地而展开的，大陆交通线是这些陆权国家的基本组织网络，也是经济命脉的要害所在。但海洋国家则完全不同，它们主要并不是围绕大陆交通线而展开自身的权力结构，而是通过海洋体系，全球的贸易，通过海权主导的路径来构筑经济命脉，形成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地位。

由于这种根本差异，尤其当海运的成本相对于大陆交通线是更低的，海洋体系对全球贸易就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海上航线发挥的这种特殊地位，并不是大陆交通线能替代的。因此，海洋国家普遍处于全球贸易的重要节点，这就导致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海洋国家自然而然地控制了全球产业链条的上游，可以获得大部分高额利润。而大陆国家相对而言，普遍会被封闭于局部贸易环境，往往被排除在全球核心产业链之外，只能获得中低端产业的利润。

这个差异，实际上是由近现代海洋交通技术工具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本身与意识形态和道德方面的价值判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事实上，大陆派与海洋派又存在严重的价值分歧。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双方价值判断的差异。大陆派的特点，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内亚伊斯兰世界，普遍非常强调道德因素，强调社会共同体的美德属性，都认为公民的德性是国家繁荣与否的关键所在。相反，以英美和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海洋派，普遍都不谈道德而鼓吹规则，宣扬法治，即所谓基于市场的自由开放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则来界定行为。至于价值判断的属性，善恶与否，对海洋共同体而言，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

其次，大陆派普遍非常强调政治优先，强调政府的作用。以中俄两国为代表，面积超大，人口很多，邻国也很多，安全形势就显得很复杂。尤其是俄罗斯，领土非常辽阔，安全形势最不稳定。而内部人口的构成，则是以中国为代表，数量极大，各地的地理条件差异极大，内部也是非常复杂。在这两个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又都经历了残酷的军事征服和长时间的国家建设。因此，对大陆国家而言，由于内外情况高度复杂，这就必须充分发挥政治权力的强大引导作用和聚合力。

相反，以英美为代表，这些海洋国家的邻国，很难直接侵犯它们，以美国为代表，虽然它面积也很大，人口也很多，但美国的基本构成模式，地理上是基于被海洋环绕的土地，所谓新大陆，人口则主要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吸纳新兴资产阶级移民的模式展开，这并不是直接依靠军事征服来获得领土和资源的控制模式。因此，与英国类似，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主流舆论也并不强调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实际上，英美资产阶级的舆论，基本论调，往往都是鼓吹限制政府权力，搞小政府，搞法治，确保资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充分发展，壮大，以此来更有效地控制基于海权的全球贸易结构。

从上述简单对比就能看出来：道德和法律，就本身而言，对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都有必要性，也有其各自的不同作用。对于英美这样的海洋国家，尤其是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中心，强调道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德本身是源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保护意识，作为一种自然状态，道德的作用，要么是保护弱者，确保无产阶级的生存，实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要么是保护处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精英的权威，确保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但经济的动机却是次要的。

然而，对于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而言，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这本身并不是最高目标。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是围绕利润而展开，只要能获得最高的利润，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区。那么，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断涌入，自然会出现大量的新移民填补市场需求，进入这些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这时，只有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法律，即所谓基于法治的“规则”，才会成为最有效的统治工具。

通过这种事实上是基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化控制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这些海洋国家，才能迅速刺激普遍逐利的经济动机，加速展开优胜劣汰活动，不断制造出越来越高的利润，同时又高效地淘汰掉那些失败者，尽可能地向外驱离社会内部产生的无产阶级群体。这时，大陆派乐于宣扬的那些道德文化，无论是试图保护无产阶级的左翼意识形态，还是试图保护传统文化精英的右翼意识形态，都会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持续发展下去，它们必然会被资产阶级主导的逐利文化逐渐替代。

纵观双方的争议，所谓“遵守规则”和“遵守道德”的争论，关键点是在于：到底应当遵守谁的规则？是遵守资产阶级基于“法治”的形式化规则，还是遵守无产阶级强调“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实质内容和动态规则体系？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逐利文化为规则，还是以理想道德共同体中最普遍的人类美德追求为规则？

因此，牵涉道德和法律的争议，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差异，大陆派和海洋派必然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但这种分歧，本身并不是基于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分歧，而是源于经济基础的差异，尤其是大陆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引发上层建筑的差异。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国家，由于它们天然地获得了经济优势，有足以垄断高额利润的产业链优势地位，此时，英美宣扬的意识形态，这种对于道德属性和价值判断的遮蔽，甚至是无视，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判断，而并非真的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相反，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种大陆国家而言，这种对于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美德，公民的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反复强调，其实又是超越了左翼和右翼的分歧。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普京，都会认为俄罗斯意识的首要特征，是精神世界，是对信仰和道德的不懈追求。同样的，亲手缔造新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一边强调“人民万岁”，一边反复强调美德的重要性，正所谓“学习雷锋好榜样，十亿神州尽尧舜”，这才是新中国之为新中国的本质。

而且，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所蕴含这种高远的精神追求，甚至还远远超越了斯大林或普京。或者说，作为大陆派思想的最杰出代表，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雷锋这样生动的榜样人物，把左翼的无产阶级革命普世理想与右翼强调精英文化传统的美好道德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让大陆派最终超越海洋派的现代世界全新发展图景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正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的“人民万岁”理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世界革命进程必然促成的人类觉醒文化，新中国必然蕴含的现代世界最普遍、最深刻的崇高革命理想和道德追求，早已为这个星球的美好未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人类的普遍觉醒和精神升华乃至灵魂最深处的革命进程，以及为人类早日突破现代文明的极限、走向星际文明，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航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深刻思考足以揭示出现代人类文明真正的历史终结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