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否可以歸結為“多數決”?根據過往的經驗,在討論民主問題時,很多人有一種傾向,把民主的基本含義歸結為“多數決”。比如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潘維教授,就是很著名的民主“多數決”論的信奉者,以此大批特批“民主迷信”。而且這種觀點在中國國內還有一定市場。 那麼,民主的基本含義到底能不能歸結為“多數決”?搞清這個問題,先要搞清“民主”的含義到底是什麼。民主或"democracy",應是起源於古希臘,從詞源來看是“人民的統治”。這幾乎已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就是根據這個解釋,把民主歸結為“多數決”。但民主制度從古典到現代的進化過程,還伴隨着另外的幾個維度,它們雖然不像“人民的統治”和“多數決”那麼顯眼,卻同樣在民主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具備核心含義。這幾個維度,包括“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區分”以及“合法性”。 “自主性”這個維度,實際上潛在地作了這樣的設定: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每個人應當也必須對他自己的命運以及所作所為負責,每個人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屈從於外在的指令,或成為別人的奴隸。 這個自主性的假定,和民主恰好可以融合在一起。因為“人民的統治”無非是同樣地假定,人民是理性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人民應當對自己負責,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屈從於外在的指令,或成為別人的奴隸。在這個問題上,無論經典的左派還是右派,都是沒有分歧的。無論是盧梭,馬克思,還是伯克,尼采,他們都會贊同自主性的主張。至於人民究竟用何種方式對自己負責,這會產生怎樣的分歧,則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但是,由“自主性”還可以引出另一個潛在假設。我們說民主也好,個人自主也好,都是在一定意義上,在一定界限內來談論的。我們可以假設某人A應當自主,但當某人A和某人B發生了利益衝突,在這種情況下A的自主到底有可能高於B的自主?A可不可以干涉B? 這種問題引出了“私域和公域的區分”。所謂私域是做出這樣一種設定:這是一種私人權利不可入硬核。在這個領域內,某人(小群體)事務完全自主,不接受外在干預。而公域則相反,它是私域之外的公共事務,眾多人(群體、共同體)的利益交叉,錯綜複雜,需要用某種協調方式加以解決。私域和公域的劃分表明了兩種不同處理態度。在私域層面中,適用個人(小群體)的自主原則;而在公域層面中,則適用共同體(具有不同層級)的自主原則。 在“自主性”和“私域和公域的區分”兩個設定之後,仍存在其他潛在假設。上面已經說過,私域和公域需要劃分,但究竟需要怎樣進行劃分?根據什麼樣的標準?又如何進行判斷和裁決?由此就引出了“合法性”或“正當性”的概念。 如果做最直觀的解釋,合法性就是說某行為是否符合法律條文或規定,如果符合,就合法,如果不符合,就不合法。實際上,現代民主制度的興起,也確實伴隨着程序正義和法治社會的興起。但這還只是個表面的解釋。合法性本身實際上是超越法律條文的,它牽涉最深層的問題,也就是正當性問題。正當性說的是人類會持續追問這樣一個具有根本性的問題:到底什麼是正常/正當的,什麼是不正常/不正當的? 符合法律條文,固然可以享有合法性,但最根本的意義,“法”本身也需要合法性的支持。“法”並不天然享有合法性,而反倒需要合法性的支持。不具備合法性的法,不具備合法性的立法者,不具備合法性的執法者,本身就在合法性方面存在缺陷,他們並不會天然具備合法性,合法性具有更深層的含義。可以說,在合法性這個問題上,經典的左派和右派又是沒有分歧的,無論是斯大林,毛澤東,或者希特勒,麥卡錫,他們都會贊同合法性的要求。當然,至於具體怎麼去追尋那個合法性的基礎,是人民大眾,代議制度,或是官僚架構,乃至神仙皇帝,這是另一層面的問題。 從上面這幾個維度,可以這樣來看民主“多數決”的含義。民主“多數決”實際上是假定,在合法性的支持下,進行適當的公域、私域的劃分,就共同體的事務而言,“多數決”會比“少數決”更具有合法性。但“多數決”只是民主方式的一種,一旦觸及不可入的私域,民主方式就可能會變成“一票否決”(全體一致)。 “多數決”固然更常見,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表述之前存在的諸多限制條件。簡單地忽略限制條件,把民主歸結為“多數決”,是荒謬的,也是概念混亂。比如,加拿大或美國,不可能存在以全民公決方式來決定魁北克或夏威夷命運的事件,即使有公投,存在的也只能是在魁北克或夏威夷的公投,而不是全加拿大或全美國對某個小地區的公投——這也就是從 “自主性”、“私域和公域的區分”以及“合法性”的潛在設定含義引出的行為。 民主制度中的合法性問題,可以歸結為人類對“自然法則”的永恆訴求:到底什麼是正常/正當的,什麼是不正常/不正當的?其實,“民主”也好,“多數決”也好,歸根到底都是在尋求以某種特有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合法性、正當性的問題。 與合法性、正當性問題相關,從古至今的民主制度的操作過程中,選民資格認證也是很重要的過程。選民資格會決定哪些人可以進入公共討論和表決過程中,而哪些人需要被排除在此過程之外?由此引出政治的基本問題,如卡爾.施米特所言:敵我劃分。 施密特認為,政治,它的本質就在於區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民主制度中選民資格的認證,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敵我劃分”,即確定參與表決的朋友群體,和必須排除在外的敵人群體。 民主制度以公眾討論方式來決定的公共話題,通常都是公共事務,是和民主所囊括的每一行動者都利益相關的非私人事務。簡單概括民主的精神,可以表述為兩點:1.少數服從多數;2.多數保護少數。從這個角度,有人認為民主制度是一種試圖把更多的人/行動者納入決策過程的制度。它兩個基本要點:首先,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捍衛他人的話語權;其次,最大限度地消融敵我劃分問題,用和平/非暴力方式解決敵我矛盾。 在迄今給出的很多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評中,有相當多的指責集中於民主制度對利益相關的選民資格的諸多限制是虛假的、偽善的。資產階級民主,最初用財產、教育或性別等眾多標準,來剝奪大量本該參與到公共決策之中的公民群體的選民資格,從而對民主決策過程進行操縱,使得眾多利益相關選民無法以合法方式來參與決策博弈,無法在公共事務中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更無法以選票方式影響公共選舉的結果。 對民主制度的批評還存在另一維度,這就是除了對選民/利益相關群體的資格限制之外,還存在着對議程、自由表達和選舉過程的壟斷和操縱。在這一維度,雖然大量選民/利益相關群體可以參與到公共討論和決策之中,但由於很多制度性、結構性的限制因素,以及其他一些軟因素(如道德,常識)的約束,造成這種參與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 雖然利益相關群體在形式上參與了公共討論,選民參與到選舉過程中,基於此的所謂共識得以形成,但是,這種作為結果的共識卻像是欽定的,是某種事先設定好的東西。參與者自以為以進行了充分的自由表達,公共討論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實際上民主決策卻是被誘導、以欺騙的方式來形成最種的結論和共識。 無論如何,程序控制是比選民限制更高級、更隱蔽的控制手段。至少在初級的博弈層面中,消除選民的資格限制仍具有重要意義。但在卡爾.施米特等人看來,民主試圖消融敵我劃分,在公共決策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納入選民/利益相關群體的嘗試,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施米特認為民主制度的存在本身並不具有正當性。在自由主義對民主的潛在設定中,自由和權利是不可破壞的基礎。然而施米特徹底否認這種潛在設定,他認為所有政治形式的基礎應當是生存競爭,而不是自由和權利。由此,兩種不同觀點間的分歧可以概括為:自由和生存,到底哪個更重要,誰會戰勝對方成為現代政治形式的基礎? 由此也可見,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可能存在某種危機,但不斷納入選民/利益相關群體的嘗試,卻足以引發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對於民主的支持者而言,最大限度的選民/利益相關群體的邊界究竟可能擴張到哪裡?或者說,“選民”概念是否有可能逾越人類的邊界,擴展到其它生命體,甚至一般的物理世界?這個問題,也就是某種“廣義民主”的存在性問題。 現代民主的潛在設定預設了公民具有自主性,民主實際上還預設了公民具有最基本的表達、理解和溝通能力。這些原則在事實操作中已經排除了那些不能對自己負責或不能有效參與公共討論的參與者概念,如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非人的行動者,等等。 但越來越多的現代NGO組織的出現,如動物保護主義者,素食主義者,環保主義者,等等,在公民社會中眾多自組織群體已逐漸表達出了一種趨向:雖然民主制度把參與群體的邊界設定為理性人,但這並不代表那些為數眾多的其它參與者就應當完全在決策中被忽視。NGO實際上以一種代議方式,從人的理解能力和範圍出發,試圖對尚未直接納入民主過程的選民外利益相關群體進行解讀,相關信息在公民社會中被披露,影響公共決策。 顯然,這種萬物代言者的方式是不充分的,但這卻仍然可以理解為一種廣義民主的形式。除上述代言方式外,是否還可能存在某種類似於現代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消融敵我劃分、擴展選民/利益相關群體邊界的廣義民主?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 二十世紀著名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就曾充滿詩意地描繪出棲居於世界之中的守護者形象。天-地-神-人的統一,精心守護存在花園的此在,這一切描繪出了一幅美麗浪漫的世界圖景。廣義民主究竟是否可能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要對這個美麗浪漫的世界圖景問題,給出一個現實可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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