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日之間的爭議事件是越來越多，形勢逐漸失控。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中國留學生上課期間身披旭日旗的事件剛結束，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中國隊員的頒獎典禮，主辦方莫名其妙又出現錯誤，現場大屏幕播放的是日本國旗。這就再次引發中日輿論爭議。這個現象很奇怪，那麼背後是不是有陰謀，有操縱？這就難免進一步牽涉英美等國的特殊影響力。

一些左派學者曾撰文指出英國作為海上強國在世界歷史上發揮的特殊角色，批評英國一向是扮演老謀深算的離岸平衡手角色，有時甚至比美國還要陰險，在歐亞大陸到處煽風點火，挑動衝突。比如在歐洲大陸，在遠東大陸，英國歷史上都對大陸權力中心發揮了明顯的破壞作用。

但對於這種局面，也不能都怪別人。就以日本的問題為例，事實是中國內部就有這麼一大幫人，始終在不斷煽動反日仇日，有時甚至是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與英美不謀而合，在東亞地區不斷挑動內鬥。這個仇日的問題，確實是中國內部存在的事實，不只是英美在域外調動的產物。

實際上，中國的抗日史觀問題，始終都理不順。早期的教科書，這都是很多年以前了，一直在宣揚八年抗戰的敘事，結果後面改成了十四年抗戰，大幅增加了抗戰在現代中國歷史敘事中的比重和分量。在更早的時候，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教科書始終宣揚國民黨消極抗日。到改開時期鄧上台後，官方又給國民黨翻案，輿論開始肯定國民黨的角色，甚至宣揚國軍是抗戰主力，這就搞得中共的歷史敘事越來越尷尬。

在這種反常狀態下，中共就陷入了政策上的兩難狀態。假如在抗戰敘事中，肯定蔣介石，宣揚國民黨是正面戰場上的抗戰主力，作為長期宣揚反日仇日的後果，這必然引發公眾對中共自身抗戰角色的不斷質疑。這時，越是增加抗戰在現代中國歷史敘事中的分量，也就等于越是會為國民黨增光添彩，而中共自己很自然地就變成了“消極抗戰”，逐漸地失去了抗戰和二戰敘事中的合法性，中華民國反倒成了正統國家。

相反，假如官方的教科書一味否定蔣介石，稱其為消極抗戰的角色，宣揚國民黨不是抗戰中的主力，這又與歷史記錄難以吻合。因為事實上，蔣介石雖然力不從心，但又不斷挑起戰爭，企圖統一東亞大陸。雖然抗戰絕不是國民黨能打贏的，但國民黨軍隊確實在抗戰中傷亡慘重，損失極大，有大量高級將領陣亡。尤其是海外華人扮演的角色，也是由於英美的支持，有大量的相關學術研究和輿論導向，宣揚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這也包括不斷突出“南京大屠殺”等歷史記錄的作用，凸顯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巨大犧牲和付出，描繪中華民國的無辜和悲情色彩，這就形成了明顯的輿論衝突。

長此以往，雖然中共可以推動針對日本的抗戰輿論競賽，不斷宣揚以中共為中心的抗戰敘事，建構十四年抗戰史觀，但這無法解決一些根本性的輿論衝突，比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問題，到底誰有合法性？持續發展下去，中共同樣會在抗戰敘事的輿論宣傳對抗中逐漸失去合法性。因此，對於抗戰敘事問題，中共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須徹底拋開上述兩條路徑，消解掉“八年抗戰”或“十四年抗戰”以及“積極抗戰”或“消極抗戰”的“二選一”悖論。

實際上，毛澤東對於抗戰的歷史敘事問題，在1949建國後的幾次表態，早就是非常意味深長。比如，他曾多次公開表示，“要感謝日本”。而這些表態，都是有據可查的，比如與日本首相的會面，以及接見日本友人訪華時的官方談話，毛澤東都多次這樣說過。作為全世界最高瞻遠矚的政治思想家，毛澤東為何會反覆這樣表達日本侵華問題？按照筆者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這裡面就有幾點深刻的含義。

第一層含義，毛澤東當然是在反諷。所謂“感謝日本侵略”，這是指此前的中華民國本來是四分五裂，是一盤散沙，但日本的侵華舉動，深刻地教育了中國人民，這類似於辯證法，是從反面促成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最後才會有新中國，促成“中國人民站起來”。

第二層含義，毛澤東也是在客觀地敘述歷史。因為正是由於日本侵華，這才沉重地打擊了當時作為最強大的軍閥勢力集團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削弱了英美殖民勢力以往對東亞大陸的全面滲透和控制。否則，中共的革命事業要想取得成功，要想解放全中國，不會那麼快，1947-1949的解放戰爭要取得勝利，不可能那麼順利。

而且，鮮為人知的是，1945年日本在戰敗投降後，日軍當中還有相當一大批左翼軍人，醫護以及後勤人員，數量約有3-10萬，加盟了解放軍，主要集中於林彪統帥的四野集團，直接參與到1949中共締造新中國的活動當中。這些人當中有很多人還因此而獲得了軍功章。因此，毛澤東說“感謝日本”，也是符合這段史實的。

第三層含義，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毛澤東強調要“感謝日本”，實際上是在用“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思考，以及後來與之相應的“三個世界”理論劃分，來區分敵我，由此理解日本的特殊國際角色。

毛澤東思想非常強調發動群眾，一定要贏得多數人的支持，革命事業才能成功。那麼，對於世界範圍內的革命事業，毛澤東同樣強調這一點。這就需要區分敵我，構築出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對於以英美霸權為代表的第一世界，毛澤東很清楚地認定，這就是大資產階級國家，帝國主義勢力，這就難免會是敵人，不可能長期維持穩定的友好關係。

而日本與英美不同，作為一個相對更保守也更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其實不是大資產階級國家。二戰前的日本是有帝國主義傾向，但實際地位是新興的資產階級霸權，還談不上大資產階級。至於到二戰結束後，日本更是變成了戰敗國，事實上淪為了英美的附庸，跟班，等於是中小資產階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從三個世界的角度來看，作為中國的重要鄰國，日本在戰後實際上已經難以像以前那樣對新中國構成重大威脅。相反，毛澤東是認為中國應當聯合日本，兩國“一衣帶水”，一起構築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因為到這個階段，實際上是英美會對中國構成最大的威脅，日本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中日對抗只會有利於英美主導的資產階級世界霸權體系。這是毛澤東反覆說“要感謝日本”的深層考慮，即“中日友好”，構築亞洲的反帝統一戰線。

那麼，再結合此前左派的一些觀點，同毛澤東非常深刻的戰略思考相對照，局勢就很清楚了。比如英國，時隔百年之後，現在又是不懷好意，蠢蠢欲動。針對中國崛起的局面，英國是針鋒相對地，開始策動新版的英日聯盟。這就像120年前一樣，英國再次拉攏日本一起對抗中俄，這個現象很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去反思中國過去的對日政策。

在現有的國際格局之下，以英美為代表，也包括五眼聯盟，以及以歐洲北約為中心的整個資本主義國際安全體系，它們的總體實力是非常強大的，事實上是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其它國家想直接與之抗衡，這難以成功。尤其是從1991蘇聯解體開始，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始終是處於衰落狀態，相當於沒落的超級大國。而中國雖然經濟總量驚人，但總體上還並不發達，本身更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員，頂多能算是個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難免會與英美發生摩擦。

在這種情況下，中俄中的任何一方，若單獨來看，儘管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政治、經濟或軍事的實力也都相當強大，但依然無法與西方世界抗衡。而且，即使是中俄聯手，雖然雙方有很大的戰略互補性，構建最高級別的戰略夥伴合作關係，也可以大幅增強對抗英美和西方集團的實力，但這仍談不上占據優勢。根據兩個集團目前的綜合實力對比情況，若往最好處估計，也就是勉強接近於勢均力敵。

此時，作為第二世界的最佳代表，亞洲最重要的中等發達國家，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小資產階級國家之一，同時還是中國的重要鄰國。那麼日本的站位，戰略選擇，實際上就變成了最大的未知數。基本上，日本若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很可能會獲得微弱但又非常關鍵的優勢，贏得這場持久的國際對抗。

因此，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顯然不能陷入過去的抗日史觀而不能自拔。尤其是，毛澤東很早就高瞻遠矚，定調中日友好，對中日關係進行長期布局。1968年，也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還親自接見了日本文藝界的代表團，眾多日本演員在現場非常激動，有些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然而，對於這動人的一幕，今天的中國人在進入鄧啟動的所謂改開時代之後，卻都在官僚資產階級復辟勢力啟動新版國民黨的民族復興路線的反覆蠱惑之下，出現了集體性的遺忘。

如今，回過頭再審視這段歷史，我們就會突然發覺，當初毛澤東的戰略思考和精心布局都是正確的。而新中國的持久發展，真正的文化革命和認知突破，需要以毛澤東的思考為中心，以1949後新中國的發展為中心，通過新中國的戰略視角和新華文化的全新高度，來重新理解以往的一切歷史。

從新中國和新華文化的視角出發，所謂八年抗戰和十四年抗戰之爭，其實並不是中日歷史問題的核心議題。關於抗戰和二戰的一切歷史敘事，不可能優先於新中國的偉大革命事業，不可能替代新華文化推動的繼續革命進程，更不可能高於毛澤東思想。尤其在當今日趨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下，只有以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和戰略思考為中心，中國才能走正確的路線，推動廣泛的世界革命。

為了有效制衡英美主導的資產階級世界霸權體系，中國既需要維繫中俄友好關係，也需要促成中日友好關係，最終還需要推進俄中日三方聯手，構築更穩定的東亞安全框架，聯合亞非拉國家促進世界和平，加速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世界革命進程。只有這樣，新中國的革命事業才會一如往昔，沿着毛澤東開闢的新華革命進程，繼續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