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中国到底能否采用基于联邦制的设计方案的问题，华人学术界和海内外很多主流媒体都普遍出现了长期一贯的集体造假现象，系统性地篡改历史记录。针对联邦制方案，有一些人的反应尤其是非常激烈，认为联邦制根本就不可行。这批人主要是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很多人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信徒，长期被类似于“五千年天国邪教”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洗脑，坚决反对联邦制设想。

但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头脑中的观念，常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大都是邓小平上台，中共党内的右派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又开始走极右翼路线，然后是内外勾结与国民党联手造假长期搞洗脑的产物。最典型的案例，目前的媒体舆论中，整套清末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的虚假叙事，到处都充斥着伪造历史的气息，几乎就没有什么关键记录是可靠的。

比如宋教仁遇刺，教科书充斥混乱的历史记录，谎称是袁世凯下令刺杀宋教仁。但当时真实的情况是袁世凯、黎元洪这些人与宋教仁已经达成了妥协，南北达成一致，于是袁世凯任命宋为总理。而且宋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只是作为国会中的相对多数，虽然是第一大党但并不是绝对多数。宋教仁若想成功组阁，必须有赖于袁世凯和黎元洪的支持，国民党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其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然而国民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这些人作为原革命党的元老派，并不认同宋教仁的宪政民主和联邦主义路线，与宋在党内快速上升的首要地位也存在严重冲突。而且宋教仁出身低微，作为学者和宪法学专家，虽然学识惊人，但相比于孙等革命党领袖，缺乏雄厚的海外资本和财团背景。因此，走议会选举路线是对宋教仁有利，却不利于孙黄等人牢固控制最高权力。此外，宋主张的联邦主义路线也不利于孙、黄、陈这些人有效控制国民党与北洋集团对抗。而宋与袁在关键时刻终于达成一致，等于是彻底终结了孙、黄、陈的政治前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元老派，精心策划，在宋教仁赴北京就任总理的时刻，实施针对宋教仁的刺杀计划，并成功地栽赃给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案不是孤立的个案，再如著名的北伐问题，真实的历史进程，是在孙中山去世1年多之后，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主持的中国国民党（与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是两个党）才启动北伐。但此后中共的右派以及台湾的国民党舆论大量伪造历史，说孙中山在世时就主张北伐，所以北伐其实早就一直在进行，蒋介石的北伐是孙中山的意愿，这都是胡说八道。1924-1925年孙中山亲赴北平，斡旋和平，企图调和南北分歧，但不幸病逝。此后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极右翼开始上升，这才发动战争。北伐与孙中山无关，也根本不是他的愿望。

而且，蒋介石搞北伐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真正打赢。当时的情况，先是出现持续的南北对峙，此后主要是奉系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导致军事失败，蒋介石派军队北上控制北京。而且此时右翼成功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又栽赃给日本，整个形势才反转。张学良控制奉系后，东北易帜，形式上实现了奉系与国民党的统一。但这也只是形式，而且当时内蒙、西北以及西南大量地区都是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接下来没多久，又爆发中原大战，军阀混战，张学良带重兵入关配合蒋介石，很快引发九一八事变。所谓中华民国通过北伐形成国家统一，根本名不副实，都是右派虚构的内容。

中国近现代历史类似中的虚假记录太多了，所以重大政治问题始终都理不顺。那么，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先彻底翻过虚假的中华民国这一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有过深刻的思考，所以他才会奋不顾身，放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批判国民党，深刻批判五千年文明。归根到底，这些重大历史记录的历史叙事问题必然涉及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极右翼狂热民族主义者的集体造假现象。在以虚假的中华民国概念为中心的这种反常叙事之下，现代中国的整个概念和自我认知都不可能正常化，集体造假牢不可破，那么任何政治改革也就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定要首先关注毛泽东，他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对联邦制的深刻思考，与宋教仁是不谋而合，这才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国家起点。当然，1949后限于国内右派到处伺机而动的险恶政治形势，毛泽东并不会公开谈论联邦制问题，但他多次非常隐晦地提及相关的议题。

比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早就谈过中央和地方关系，尤其是地方的放权分权的问题，还有大汉族问题，比如毛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讲话，对1954宪法补充“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条款，强调民族的多元文化融合。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群众，废弃右派控制的官僚机构，抛开党委闹革命，用革委会实现地方自治，这都反映出毛泽东推动现代中国的深层政治改革的意愿。

尤其是在中共九大后的修宪阶段，毛泽东公然提议，绝不设立国家主席，这个考虑是非常深远的。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就已经在考虑未来统战台湾本土派和草根群体，进一步推动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1970年启动修宪计划后，毛泽东反复强调绝不设立国家主席，一个重要意图，正是要为未来预留空间，有利于通过联邦制方按统一台湾。因为只有在不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用联邦制统一台湾后，才不会出现国家元首之争的致命问题。

如果具体分析，联邦制的两岸统一方案，当台湾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展开联邦制架构。这时，台湾共和国的身份与作为中华人民联邦共和国的身份同时随新的联邦宪法生效而生效，它们其实是共生的关系。有些人认为，台湾共和国的身份是基于两国论，是搞分裂，这其实是错误认知。在联邦制框架下，中央和地方同时都享有部分主权，只是分工不同。在多重宪法架构下，联邦宪法与台湾宪法是同时生效，相辅相成。由于只有联邦宪法才会赋予台湾共和国以合法性，一旦台湾谋求独立，也会随之破坏了台湾共和国与联邦宪法的共生关系，这就等于自我否定。此后台湾共和国事实上也会随之失去合法性。

对台湾而言，另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则是国民党的态度。中华民国的叙事，迄今仍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毛泽东缔造全新国家的历史地位。所以，国民党圈定的中华民国叙事，实际上就预先否定了通过联邦制统一台湾的可能性。而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其实质是有意搞战略模糊，这与毛泽东确立的联邦主义方向完全相反。

毛泽东确定的策略是支持台湾的草根群体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按这个路线中共显然就应当统战民进党。事实上，中共在早期阶段也确实是大力支持民进党这些台湾草根势力，民进党也就是这样形成的。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大民主才是确保两岸统一的制度和文化基础，这与联邦主义路线完全契合。

但问题是出在1976的政变以及1978邓小平再次上台，此后右翼官僚集团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邓小平是要求统战国民党，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也包括中共内部的右翼势力，反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中华民国的支持者，这批人其实都是坚决反对台海两岸走向联邦制统一方案的极右翼顽固分子。

此后，台湾的民进党在国民党和中共右派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转向美国，投入美国的怀抱。于是，美国摇身一变，两面通吃，反而成了台湾草根群体的大救星。这时，新台湾的缔造者，与新中国无关，不再是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产物，而是美国。这时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台独势力的出现，事实上是源于邓小平的极右翼复辟路线。

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及两岸统一的关键问题在于，东亚大陆的五千年天国教派理念本身并不是一种契约化的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它事实上无法有效支撑联邦制这种现代国家制度范式，而且由于东亚大陆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以前文列举的几个主要案例作为参考，事实上是有大量的历史记录早都出现了集体造假现象，这种舆论异常状态是牢不可破，事实上也无法支持民主政治。

从整个因果关系分析，毛泽东对这些高度复杂的政治态势早就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当初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不设立国家主席，真实的意图，是要削弱右翼民族主义者，确保未来的制度体系更有弹性，这也是要为联邦主席职位预先留下空间。相反，如果预先设立国家主席，通过联邦制方案统一台湾会有严重的障碍。此时必须先修宪，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职位，此后通过协商重新设立联邦主席。但在已经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这会很麻烦。因为国家主席或联邦主席的具体人选，与中共的党主席或总书记，未必一致，态度也都是未知的，这很可能会产生巨大阻力。

在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除非国家主席本人支持联邦制统一方案，否则就没法撤销国家主席职位，一旦无法撤销国家主席，设立联邦主席的职位就会形成两个中心，造成联邦权力被架空，这必然不稳定。所以，事后来分析，毛泽东应当是当初早就详细考虑过用联邦制统一台湾的方案。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九一三事发非常突然，意外造成整个修宪过程停滞，而后来推出的《1975宪法》也很粗糙，仅有30条，大部分内容都无法在人大的审议中通过，实际上只是初步的草案。所以毛泽东在去世前已经来不及充分施展他的宏伟政治改革设想。

但无论如何，今天台海逐渐面临日渐险恶的形势，中国的正确改革方向，还是要回归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要再跟着美国的节奏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实质是充分展开针对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深刻思考。而美国其实是有意扶持邓小平，支持中共内部的右翼群体，煽动极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只有以这种方式，美国才能成功地破坏台海和平。而一旦引发战争，美国必然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始终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