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和文革所代表的民主精神的文章，引發巨大爭議。一些讀者非常激動，無法接受毛澤東代表民主精神的這種界定。有些人甚至歇斯底里，破口大罵。從尊重事實的角度看，這其實是很奇怪的現象。無論如何，關於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議題，有這麼大的分歧，這必然會進一步引發如何評價鄧小平的議題。

此前的文章里也多次強調：鄧小平上台，他主持的歷史決議，對新中國頭三十年的評價，相應的歷史記錄，各種敘事，非常不可靠，右派官僚存在集體造假現象，製造出大量的虛假歷史。這其實是非常惡劣的行為，具體推進過程，是鄧小平實際上是間接地通過政變上台。1976毛澤東去世後，葉劍英成功說服華國鋒，快速發動政變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毛遠新等人。這明顯是一種非法方式，此後，鄧葉等人又聯手迫使華國鋒靠邊站。

當鄧的權力來源，合法性有問題，他自然要掩蓋真相。於是，此後鄧就通過策動老幹部群體整合右派官僚，又與海外的美台和跨國資產階級勢力聯手，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再打着給文革中受迫害的右派和群眾平反的旗號，到處籠絡人心。在這個格局中，最後搞出的集體共識，必然是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否定新中國頭三十年的巨大成就。

雖然在名義上，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是在講功過“七三開”，但實際上，鄧基本上否定了毛澤東的主要貢獻，只是保留了毛澤東的領袖形象和旗幟，但又反覆強調“晚年錯誤”，把新中國的精神內核，整個指導思想，都逐漸改成了基於走資派路線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鄧小平理論”。

對於這一點，有些人，比如一些海外民運人士，89風波後跑到美國煽動反共，包括近期中共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他們都否認這一點。他們的基本論調是聲稱，鄧小平最大的錯誤並不是否定毛澤東，而是沒有否定毛澤東。但這些人對歷史的解讀顯然南轅北轍，他們沒有認識到，鄧小平上台這件事本身，從最初，合法性就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面對內部的巨大分歧，鄧事實上沒有能力去徹底否定毛澤東。

因此，鄧小平採取的是實用主義路線，即“形式肯定，實質否定”的策略，鄧上台後通過控制媒體，不斷宣揚1978年的中國已經行將就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製造所謂“十年浩劫”所催生出的惡果。於是，按照這個“不得以而為之”的集體造假套路，對毛澤東當然就要搞“功過七三開”，所謂解放前的毛澤東英明無比，而晚年的毛澤東就日漸昏庸，黨內鬥爭似乎都是他一個人挑起的，而發動文革更是十惡不赦……

正是通過這套虛構的歷史敘事，鄧小平可以有效地掩蓋自己在1949後的整個政治軌跡，一邊是內外勾結，拉攏美台等海外勢力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一邊又掛着共產黨的牌子，打着社會主義旗號，肯定毛澤東“功大於過”，但同時又嚴禁研究文革，尤其是所謂“不爭論”。但事實上鄧是間接利用海外輿論詆毀毛澤東，否定文革，同時又以歷史決議的名義封殺相關檔案，嚴禁中國內部為毛辯護，乾脆就把1949後的一切政治運動都變成了誰都無法觸碰的“違禁品”。

由此可見，鄧小平明顯留了一手，他與台灣的國民黨，海外的資產階級勢力，包括美國的反共輿論宣傳，事實上是形成了某種跨國聯盟。一方面，鄧小平在國內打着“不能徹底否定毛澤東”的旗號，來劃定輿論禁區，另一方面，海外的輿論宣傳，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其實又完全是順着鄧小平原有的政治軌跡，讓鄧用無聲無息的方式，心安理得地看着妖魔化毛澤東的輿論態勢迅速地占領覆蓋全球，再反戈一擊變相助攻鄧的改開路線，甚至不斷吹捧鄧的偉大歷史功績。

這其實是體現出了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借刀殺人，而且是“殺人不見血”。然而，海外民運那些人，卻顛倒黑白，把鄧小平說成是不願否定毛澤東，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並不是鄧小平自己不想否定毛澤東，而是鄧小平要借刀殺人，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半斤八兩，根本做不到徹底否定毛澤東，這就乾脆轉而借用美國輿論的巨大全球影響力，來推動倒毛的“持久戰”，正所謂“一切向前看”，“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些”，以便通過跨國資產階級的聯手效應，全面復辟，最終遲早會實現對毛澤東的徹底否定。

那麼，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情況是什麼樣？這個議題很複雜，這裡只能簡單敘述一下這個背景。首先，1912-1949，清帝退位後這個階段，東亞大陸事實上並不存在統一的政權，而是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況，到處戰亂，饑荒和災難不斷。正如此前的文章所分析的建國過程，這是認知毛澤東建立新中國重要意義的出發點。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清楚地理解毛澤東締造新中國的難度，並且搞明白1949建國之初內部的各種問題，以及經濟發展的障礙。

其次，1949-1980，在這個階段，新中國確實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經濟，都改天換地，取得了蓬勃的大發展。很多案例我都反覆說過，比如1959年的國慶大閱兵，短短十年，中國的國產噴氣式戰機就滿天飛，無論是解放軍戰士，還是工人，農民，整個國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到1970年衛星上天，短短的二十年，就真正實現了兩彈一星的驚人成就，突破了以往由超級大國確立的技術壟斷門檻。即使是在1966-1976這十年，中國也在快速進步，比如雜交水稻育種工作正在快速推進，1976年正式全國推廣。

到這個時候，新中國事實上已經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點，雜交水稻的全國推廣實際上意味着中國真的徹底解決吃飯問題了。對於一個近十億人口的大國而言，既實現了兩彈一星，又徹底解決了吃飯問題，當然也就意味着人民的生存和發展都有了最可靠的保證。接下來，中國的爆發式發展，其實是順理成章，只是具體路徑如何選擇，以及時間早晚的問題。

尤其是，1969-1980年，毛澤東精心布置的708工程取得成功，運十大飛機飛上藍天。之前，兩彈一星這些還主要是軍事項目，並不是民用項目。而雜交水稻的增產，在科技上是重大創新，意義當然也很重大，但增產本身算不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重大科技產品。運十的首飛，則完全不同，這是足以媲美波音707的民用大飛機項目，此前只有美蘇英法能夠製造。大飛機作為一個高度複雜的系統，需要的零件數量極其驚人，這種技術產品對可靠性的要求極高。但當時中國憑藉自己的生產能力，除了發動機，整個飛機基本上都是國產化的。運十這個案例實際上是說明，在兩彈一星之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正在快速崛起，在最先進的民用航空領域，也再次打破了以往由超級大國壟斷的技術門檻。

但接下來鄧小平意外上台，1982年就迅速地停止對運十項目撥款，要求讓運十下馬，這引發巨大的爭議。到1986年，項目早已停滯的運十，還成功地七飛拉薩，開創新中國的歷史紀錄，這非常了不起。但此時鄧小平正式終止運十項目。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大概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與王洪文聯繫在一起，運十是王洪文負責的項目，王洪文曾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當時還年輕，鄧小平擔心運十項目成功後，會有人給王洪文翻案，最終會危及鄧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假如運十真的像毛澤東設想的那樣，促成了中國版的空客公司，王洪文事實上變成了空客之父，那鄧小平還怎麼做改開之父？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必然要把運十項目徹底斬盡殺絕。這時，就出現了第二個因素，美國有意插手介入運十項目，他們提出麥道公司與中國合作研發新型大飛機，但前提是中國要廢止運十計劃，拆除生產線，另搞一套所謂更先進的國際化大飛機生產線。鄧小平本來就想廢止運十，正好借驢下坡，立刻答應了美國的要求。等到運十項目廢止，生產線拆除，美國那邊又開始出現變故。由于波音收購麥道公司，之前的合作研發大飛機的計劃就終止了，中國只是生產了一些麥道支線飛機，此外一無所獲。就這樣，作為新中國頭三十年最重大科技成就的運十大飛機，其實本來是代表新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天花板，也是歷史性的全新起點，但投入巨資搞了十幾年，最後沒能騰飛，反而被鄧小平扼殺於搖籃中。

就從運十的案例來分析，鄧小平搞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有嚴重問題，動機和目的不純，而且面臨各種困難。事實是1985年到1995年這十年，鄧小平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所謂鄧小平理論的神奇魔力，那是後來中共官方輿論的吹捧和忽悠。在當時，中國內部要強推私有化改革，破壞毛澤東預定的路線和發展戰略，更改以往的計劃經濟格局和企業模式，這就很自然地不斷引發分歧，加上很多工人下崗失業，官倒，貪污腐敗盛行，最後乾脆導致89爆發政治風波。此後鄧乾脆下令開槍鎮壓，接下來引發連鎖反應，蘇聯解體後，鄧又不得不南巡強推改革計劃，不斷發動走資派勢力，來與美國對接。

在這個緊要關口，美國的大資產階級還是暴露出“利潤高於一切”的墮落本質，他們要搞全球化，要拉攏中國的走資派加入WTO。尤其是，他們要扶持鄧小平控制中共搞改革，以便最終否定毛澤東。這就一拍即合，再沒人去追究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血腥鎮壓學生運動的法西斯暴行，資產階級內外勾結，一起攜手，做起生意，搞出了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的“雙贏”。

因此，鄧小平理論帶來的所謂經濟奇蹟，其實並不是改革開放最初二十年的產物，而基本上是到了1999年前後，在西方的推動下，才突然爆發。事實上，改革開放頭二十年，中國內部的各種問題非常嚴重，經濟的發展效果並不理想。而1999年開始的經濟爆發式增長，主要推動因素，並不是鄧小平理論，更不是鄧本人的謀劃，而是美國推動全球化，尤其是互聯網快速發展，信息技術的擴散，充分刺激中國的龐大需求和市場潛力。

在這個階段，由於毛澤東時代的末尾早已解決吃飯問題，加上各種基礎設施早都大量建成，工業農業的生產體系也很完善，而且教育、醫療、人口規模和文化素質都已經有大幅提升，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通過信息時代的科技傳播，也就充分地激發出中國內部蘊含的強大經濟潛能和生產力的全面升級。因此，首先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雄厚工業實力和各種社會基礎，而不是鄧小平時代的所謂英明決策，才真正支撐了改開後半部分二十年的加速大發展。

尤其是到2020新冠疫情之後，我們更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大發展，主要集中於沿海地區，與美國對接的龐大外貿體系和技術傳播鏈條是優勢產業，此外就是房地產。而那些真正由中國自己掌控的優勢科技領域，其實都是源於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比如高鐵，造船，化工，製造業，C919，也包括房地產的超強生產能力。尤其是對疫情的系統化成功防控，全是依靠毛澤東時代確立的公立醫療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強大控制決策能力。

我們也可以試想，如果當初是按照鄧小平的思路，不斷搞私有化和市場化，大規模地取消公立醫院，中國的新冠疫情恐怕就變得相當嚴重，死亡人數會增加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很有可能會徹底摧毀中國改開四十年的經濟增長成果。最低的標準，假設中國按美國的防疫模式發展下去，中國的十四億人口，死亡人數至少是美國十倍，而上千萬的人口損失必然導致鄧小平的改開神話徹底失去合法性，引發政局動盪。

因此，身處鄧小平改開神話的末尾，中國人亟需重新評價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更客觀地看待改革開放的各種問題和成就。鄧小平搞的改革開放，其最大問題和缺陷，還並不只是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是集中體現於國民教育和精神文化。由於鄧小平搞改開的本質，是發動走資派群體，煽動右派官僚群體和跨國資產階級集體造假，甚至還借刀殺人，借用美國的輿論宣傳來否定毛澤東，否定新中國頭三十年的歷史功績，變相否定新中國，復辟中華民國，以此在國內樹立鄧自身的權威和合法性，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國民認知障礙。包括以往各種政治運動的悲劇，文革，大饑荒的歷史，都被海外輿論嚴重地誇大其辭，甚至顛倒黑白。

而鄧小平時代確立的教科書體系，也嚴重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本來，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從一窮二白髮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精神面貌全面改觀。雖然那時的教科書體系也強調1840年的屈辱起點，中國從積貧積弱的狀態發展而來，但毛澤東是強調新中國，批判五千年文明。以朝鮮戰爭為例，全新的國家上下一心，團結一致，還確立了全新大國形象。因此，毛澤東時代的國民教育，並沒有不斷暗示新中國是落後國家，新中國的人民是落後群體，而是反覆強調新中國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希望，中國人肩負世界革命的使命，要不斷推進繼續革命的事業。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是普遍振奮，鬥志昂揚，而不是精神分裂的形態。

然而，鄧小平時代的國民教育，是轉而強調資產階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這就逐漸走入誤區。鄧小平理論一方面否定新中國頭三十年的巨大發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和世界革命的重要意義，轉而反覆強調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同時又不斷突出所謂中國積貧積弱倍受屈辱的形象，此外又使勁拉攏海外資產階級，利用美國的勢力和輿論宣傳，不斷對中國搞輿論滲透，又禁止中國內部的相關研究。這樣不斷發展下去，就逐漸地把中國人塑造為一個精神分裂的群體。

鄧小平理論帶來的這種精神分裂的具體症狀，是一邊反覆強調近現代落伍造成的百年屈辱，文化如何落後；一邊又使勁鼓吹五千年文明如何燦爛輝煌，舉世無雙；一邊煽動民族復興；一邊崇洋媚外，追捧歐美的資產階級文化和生活方式；一邊到處宣揚外國侵略者對中國犯下的累累罪行和大屠殺暴行，刺激極端民族主義；一邊鼓吹全球化，國際化，要融入世界，一邊又在國內設置重重屏障，限制和排斥無產階級群體；一邊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一邊宣講着中華民國的故事。

當鄧時代的教科書一邊教育民眾稱中國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國，地大物博，舉足輕重，一邊又強調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各方面非常落後，再加上1949後的各種失敗案例，什麼大躍進，大饑荒，反右，文革，林彪和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趙紫陽反黨集團，總之全都是問題，鄧時代的輿論方向，事實上是不斷製造出大量愚民敘事，摧毀新中國人民的自信心。尤其是鄧還大搞計劃生育，這不但不符合人道主義原則，而且也是導致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勢頭提前停滯的錯誤決策，更是在肉體上徹底摧殘中國人的民族自尊。

這一切的綜合效果，也就造成中國人這個群體經常自相矛盾。面對鄧一手製造的大量愚民敘事，人們既搞不清楚歷史真相，也嚴重缺乏真正的共識，甚至都缺乏同一個共同體的意識。因此，相對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實際上有嚴重的缺陷，甚至都缺乏構築“中國意識”的能力，客觀效果是大量製造出精神分裂的中國人群體認知。

只有在徹底告別精神分裂的鄧小平時代之後，只有當中國人這個群體回歸毛澤東思想，人們才能普遍地構築出堅強有力的共識，真正形成基於“新中國意識”的偉大共同體，作為毛主席用一生推動的偉大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廣大人民擁有與之相應的民族自信、民族自尊以及捨我其誰、照耀世界的獨特使命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