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等人突然策劃政變,到1978華逐漸失勢,鄧在右派的扶持下再次上台。然而,在鄧啟動所謂改革開放後,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政治改革為何長期陷入停滯狀態?對此,以往的主流輿論和大量研究都把障礙歸咎於毛澤東和中共的體制問題。但事實恰恰相反,毛澤東試圖通過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推動中國的深層文化-社會-政治改革,但在鄧上台後,反而開始開倒車,導致問題積重難返。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到,與鄧的改革說辭相反,到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加入WTO之後,隨着全球化的推動,中國大陸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逐漸又興起了一些讓人耳目一新“新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和方法。其中,以甘陽、汪暉、蔣慶、張旭東、張維為等人的觀點為代表,其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中國頂級大學、社科院等高級智庫研究機構的學者和“智囊”人群,普遍都在結合傳統的左翼和右翼理論,一些人甚至還以“新左派”的形象來論證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合理性。 簡單概括,這些人的理論和方法包括如下幾條核心原則:首先,他們都支持1978改開敘事,吹捧鄧小平,其次,這些人還使勁鼓吹“中國特色(例外)論”;再次,這些人又同時都在宣揚“美國例外,西方價值觀特殊,不具普適性”論調;最後,在方法上,這些人普遍都是以貶低美國或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價值觀的形式,來抬高中國或東方的官僚主義、精英主義價值觀。 這個新保守主義思路,其實也並不新,在歷史上早就反覆出現過。縱觀二十世紀曾興起的幾大暴力權力中心,無論是納粹德國的“大日耳”曼種族優越論,還是赫魯曉夫之後蘇聯變修變色開始形成社會主義帝國的官僚文化,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快速崛起,軍事上的對外擴張,也都伴隨着一些學者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粉飾過程。但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特殊歷史階段,隨着理論、方法和研究領域進入新的階段,上述理論方法被摻雜進了一些新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又頗有新意。 作為理論上的“中國特色論”,有形形色色表現,最經典的闡述,如鄧小平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再如後來甘陽鼓吹的中國“走向文明-國家”和“三統論”,還有汪暉妄圖穿越古今串聯左翼右翼的“現代中國思想”,此外還有蔣慶公然兜售的極右翼思想,所謂新時代下“融合天道”的有中國特色的“王道政治”,以及形式上是左派的張旭東所宣揚的“穿越西方、回到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批判理論”,此後,又出現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中國觸動”、“中國超越”的三級跳論調,打造出融合古今中外的所謂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五千年文明-國家”化身。 儘管並不完全相同,但這些理論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認為中國特殊,中國和別的國家不一樣,中國人和別的人群也不一樣。而這個不一樣,到底哪裡不一樣,則要從這些人各自尋找的“歷史”和“傳統”中去尋找。鄧小平找到的歷史和傳統,是始自1840年的“民族屈辱歷史”,以此否定清朝,再對接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抗戰歷史,這套形左實右的敘事又同1949後被高度歪曲的以中共右派官僚集團否定“文化大革命”為核心的歷史和傳統融合在一起,再與1978後鄧啟動改開的虛假歷史敘事強行拼接在一起,這在事實上也就形成中華民國的新版復辟論調,即所謂“民族復興”路線。 至於甘陽、汪暉、蔣慶、張旭東、張維為等人找到的歷史和傳統,也都是他們進一步發掘出的得到自身認同的“中國”的歷史和傳統。這些人總體上的共同點,是無論形式上打着左派還是右派的旗號,他們都在虛構東亞大陸的所謂五千年文明-國家傳統,這也正是鄧打着“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旗號開闢的中國新保守主義路線的共性。 然而,這些人論證“中國特色”理論的一大動因,與當初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論證“西方特殊論”和“美國特殊論”的動因完全不同。作為先發的發達國家,很多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自己先行一步,科技明顯領先,推動社會創新,具有超人一籌的實力。尤其是20世紀的美國,不僅在經濟、政治、軍事上無可匹敵,而且在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競賽中仍然取得壓倒優勢。因此,當初西方人在探討西方特殊論的時候,更多地是從“西方中心論”的視角出發,用“高高在上”的方式,甚至用帶有白人種族主義傾向的優越感,來顯示出自己對其他國家的先進性。 但中國的情況不太一樣,內部的政治進程高度複雜。一方面,中國的學者格外強調中國的近現代屈辱,以鄧為代表,不惜通過逆向種族主義公然否定自身的現代國家形象,同時又大肆宣揚復古情結,美化五千年文明-國家的傳統和身份認同。而在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中國的年輕一代,除少數官宦子弟和富豪千金外,也都難以接受“以抬高自己”方式來貶低西方國家的宣傳手段。所以,大陸的學者群體一方面變相復古,使勁鼓吹古老文明-國家傳統,但與此同時,要想美化自身,又很難從古典世界發掘出現實資源,這就只能“師夷之長以制夷”,借用西方的理論資源來反戈一擊,批判西方。 在西方對現代性的不斷批判反思中,也曾產生很多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的聲音,從馬克思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後現代解構主義思潮,自由主義分化出的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對自由至上主義的批評,等等。這些理論開始關注西方文明的價值觀、社會政治機制的普適性問題,或者換句話來表述這個問題:即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制度,到底有沒有普適性?是否是歷史的終結?這類問題迄今仍在不斷爭論,眾說紛紜。 但是,上述中國新保守派學者需要的並不是確鑿結論,而只是各取所需,得出他們偏愛的結論,博取改開時代催生的新興官僚資產階級權貴群體和特權精英壟斷階層的歡心。這就引出了像甘陽和張旭東這類“食洋不化”的留洋學者,開始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西方前沿思想資源,來論證“中國特色論”和翻版的“美國例外論”。同時,美國的右派、保守派也有意不斷扶持汪暉和蔣慶這類學者,通過右派理論不斷重構並顛覆現代中國形象。 不止於此,很多新保守派學者,開始充分利用在西方思想資源中的很多批判思潮,以“貶低對手”方式論證自己的“中國特色”理論立場的正當性。然而,在東亞大陸的古代思想資源中,類似的批判精神恰恰又是異常稀缺的。這正是為什麼中國的文化學術界開始不斷右轉,形左實右的新保守派觀點愈發甚囂塵上,甚至開始對“美國人民的歷史”或“美國的非民主傳統”等非主流思潮越來越關注的原因。而往日的“政治改革”話題和觀點,仿佛突然間就都過時了、不上檔次,如甘陽所言,那些缺乏新保守派“中國特色”情結的觀點,談出來都讓人覺得“很沒有教養”。恍然之間,以明清為代表的所謂“秦制”,實際上是強調官僚中央集權模式的古典法西斯變種政體,反倒成了五千年天國教派的政教合一典範,甚至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政體形式。 然而,我們完全也可以預見:如果在鄧時代快速崛起的這幫中國的新保守主義文人,特權精英群體,對自己身邊的人民權利和生死存亡都漠不關心,從不感動,他們怎會突然關注“美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尚未而應該得到真正地保障”?如果這些新興官僚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連對自己身邊寫下的半個世紀的謊言,對改開時代欲蓋彌彰的各種歷史真相,都不願直面,懶得戳破,只會整天忽悠五千年文明-國家的官僚主義謊言,他們怎麼又突然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去關心美國幾百年前的歷史敘事是否足夠客觀公正? 上述情形,無疑反映出一種價值觀之爭。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的言行,實際上正在通過“中國特色”論調,孕育他們期待的“中國特色神話”和“中國精神”,其宗旨是最終通過文本和各種言行,昭示某種核心價值。這個“中國特色神話”,迄今造就的價值觀,似乎可以簡單概括為以下言辭所體現的前後連貫原則: “歷史是任人粉飾的小姑娘” “一切向前(錢)看” “悶聲大發財” “儒家傳統,五千年文明”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從以上表述,似乎可以看出一個趨勢,那就是隨着鄧小平神話和1978改開時代的延續,主流的中國文化思想界和政界,似乎已經形成了一股“中國特色”的勢力和潮流,而且還繼續影響着中國的年輕一代,他們正在構建中國大陸地區的特殊文化價值觀和國家認同。然而,鄧小平時代建構出的新保守主義特色價值觀,形式上是鼓吹東亞大陸五千年文明-國家的“天國教派”復古論調,但在很大程度上這又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變種形態,實質是基於中央集權官僚制推行政教合一的文化洗腦,催生的特殊主義的而不是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它對於包括基督教、伊斯蘭傳統以及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在內的各種普世理想,都具有很強的破壞和瓦解作用。 這種反常的特殊價值觀和復古文明體系,最終難免會形成針對民主、法治和無產階級普世人權理想的反動。在鄧小平鼓吹的改開路線的不斷引導下,隨着官僚資產階級的全面復辟趨勢,新保守主義的快速崛起最終催生反常的“中國特色理論”,極右翼思潮也隨之快速崛起,這不但會對外構成嚴重威脅,對具有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特質的現代中國國家形象,同樣會造成難以修復的損害和裂痕。 綜上所述,中國急需深刻反省鄧小平改開時代的本質,批判新保守派學者的極右翼民族主義論調,揭露新版民族復興路線的資產階級復辟本質。中華人民共和國亟需徹底告別鄧小平的新保守主義反革命路線,回歸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理想,弘揚毛澤東一手開啟的新華民族意識。事實證明,東亞大陸最廣泛的人民群眾,真正站起來,實現前所未有的普遍覺醒時刻,也正是那場史無前例、深入人類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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