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全世界到處熱浪滾滾，盛夏灼人。歐洲，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溫，連續呈現30度以上的記錄。高溫還伴隨着嚴重的乾旱，自有氣象記錄以來，史無前例。主要的河流，萊茵河，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意大利的主要河流波河乾脆沒有水了，德國和法國的很多支流，也出現了乾涸見底現象。英國的情況也是差不多，高溫創下紀錄，到處乾旱。

不止是歐洲，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被極端熱浪席捲。有報道稱，美國西部地區有6%處於極其乾旱狀態，有23%的地區處於極端乾旱狀態，有26%的地區處於嚴重乾旱狀態。加起來，美國有超過55%的面積在嚴重乾旱以上。加州尤其嚴重，100%的地區報告了乾旱，其中97.5%的地區達到嚴重乾旱及以上。氣象觀測表明，加州氣溫創下新高，地表溫度經常超過50度。

在中國，華南地區同樣出現高溫，一些地方，是遠比歐美還熱的酷熱。長江流域，陝西東南部，夏季氣溫都居高不下。四川東部、重慶、湖北西部和東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部和東南部、江蘇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可達40-42度，局地超過42度。氣象記錄表明，重慶的最高溫度超過43度，地表溫度乾脆超過了70度。安徽、江蘇等多地也反覆出現40度高溫，地表溫度達到70度。加上旱情嚴重，長江和三峽水庫水位一度急速下降。長江流域降雨量較常年下降，達到1961年以來同期最小值，長江三峽水庫蓄水量一度降至135米。

上述各種報道表明，地球氣候變化在加速。全世界範圍內，都出現夏天氣溫升高，極端天氣增多的趨勢，多年累積的效應，又造成嚴重乾旱。這是否是以往媒體表述的全球變暖現象？目前看來，不能這麼簡單地解釋，因為冬天的極端低溫天氣仍然存在，並不是夏天氣溫升高，冬天就很溫暖，不再出現極端低溫天氣。準確地說，這不是全球變暖，而是全球氣候變化造成極端天氣增多。

對於全球氣候變化的原因，科學界始終爭論不休。有人認為是人類能源的大幅消耗導致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過度，造成氣候變化。但也有科學家反對這種解釋，認為人類的排放對自然界不足以造成這麼大影響，相反，是地球內在的某種規律，甚至是太陽系的波動周期，造成地球的氣候變化現象。但無論採用上述哪種解釋框架，以三峽工程為例，我們都可以發現人類行為對自然界的確存在干擾和破壞作用。在本身早已存在的氣候變化趨勢中，三峽大壩這種規模超級巨大的工程，難免推波助瀾，發揮放大極端天氣效應的負面作用。

三峽大壩規模有多大，官方的數據表明：三峽大壩為混凝土重力壩，大壩長2335米，底部寬115米，頂部寬40米，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最大下泄流量可達每秒鐘10萬立方米。整個工程的土石方挖填量約1.34億立方米，混凝土澆築量約2800萬立方米，耗用鋼材59.3萬噸。水庫全長600余公里，水面平均寬度1.1公里，總面積1084平方公里，總庫容393億立方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調節能力為季調節型。據稱，三峽大壩的壩體可抵禦萬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甚至還可以抵禦核打擊。

三峽水電站共安裝了32台7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其中左岸14台，右岸12台，地下6台，另外還有2台5萬千瓦的電源機組，總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以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4年12月31日24時，三峽電站全年發電量達988億千瓦時，創單座水電站年發電量新的世界最高紀錄，並首度成為世界上年度發電量最高的水電站。從上述數據能看出兩點，第一點，對修建三峽大壩的必要性論證，其實是基於以往防洪抗洪經驗。尤其1998年特大洪水，當時，洪水對長江中下游造成巨大威脅。

但從目前全球氣候變化的實際效果來看，這個防洪抗洪的理論假定，是靠不住的。極端高溫天氣越來越多，而長江流域到處出現乾旱現象，那就不需要所謂預防萬年一遇特大洪水的功能，甚至也沒必要修建這麼大規模的水庫。其次，修建大壩的必要性論證是建立在對電站巨大發電量的需求之上，因而修建巨壩，大量裝機發電。若籠統地計算，三峽水電站每年的實際發電量大概是1000億千瓦時。在這種情況下，再考慮能源轉換的過程，效率，折算出巨大損耗，這也就可以估算，每年必然有相當於數千億千瓦時的長江水流動量，被三峽大壩消耗掉。

這時就會產生一個重要的疑問：興建規模巨大的三峽大壩之後，到底能否如官方媒體宣揚的那樣，調節長江流域水流，有效緩解洪澇災害，也包括解決乾旱和高溫現象？早在三峽工程尚未建成之前，就有很多媒體宣稱，根據科學家的研究，三峽大壩蓄水後，由於巨大的水庫發揮的溫度調空作用，重慶以往的冬冷夏熱天氣，將從此變得“冬暖夏涼”。

這裡，我們先不談科學家用各種複雜的理論假定和微分方程所建構的數學分析模型。僅從最直觀的角度分析，長江作為從青藏高原直到東海之濱的最主要徑流，徑流量非常驚人。而充沛、快速的水流，其自然流動有巨大的氣候調節功能。從雪山頂上的積雪，到山地丘陵的降雨，形成地表徑流，再匯聚到低地，每個層級這樣反覆迭代，最終才形成長江的巨大幹流。因此，長江流域的強勁水流，尤其是幹流，有不可替代的自然功效。巨大的流量調節流域周邊地區氣溫，持續快速流動的水流可以帶走熱量或驅散冷空氣，緩和極端氣溫。夏天的極度高溫，冬天的極度低溫，在快速流動的長江巨大徑流流量面前，會被緩和。

長江徑流流水調節氣候的這個影響因子，人類從日常生活經驗可以感悟到，它是長期迭代效應，實測數據差異可能會非常細微。只有通過整體的理論模型和反覆迭代後的效果才能驗證，這不是立刻能驗證的明顯數據差異。然而，隨着全球氣候變化趨勢，三峽大壩在充滿爭議和反對聲音的情況下，風風火火地建成、儲水。此後，長江終於被五花大綁式地卡住脖子。即使不考慮魚類無法洄游以及對沿岸物種的破壞等等各種巨大的生態危害，僅從三峽大壩嚴重阻滯長江水流的自然流動這一點來分析，它對長江流域乃至整個東亞大陸的氣候變化的影響，就是非常驚人的。

按以往正常情況，建三峽大壩之前，長江的水流是自然流動，可以有效帶走流域局部熱量或平衡極端高溫和低溫，然而，在被三峽大壩卡住脖子之後，長江的水流速度，流動性，明顯下降，整個流域的水循環速度也會大幅下降，而且水資源的分布情況出現了嚴重的不均衡狀態。由於三峽一帶長江幹流整個損失的能量，相當於每年幾千億度千瓦時的級別，考慮到水輪機本身在利用水流大幅做功時，就會產生大量熱量，提高局部水溫，再加上沿線發電量的大幅增加又會產生大量的工業熱量，其客觀後果，是必然會造成夏季高溫天氣增多。

從反覆迭代的假定氣候模型來分析，此後，長江流域的水資源，隨氣溫升高，蒸發自然會加速，而降雨量本身是恆定的，不但不會增加，反而又會隨氣溫升高而下降。這樣累計、迭代下去，自然會徹底改變整個區域的水資源的平衡，最終催生極端高溫天氣，並造成大規模的乾旱現象。事實上，從三峽大壩建成並蓄水後的氣象觀測來看，上述現象也是非常明顯的。從2013年，長江流域出現世紀罕見極度高溫天氣，2017年再次出現高溫紀錄，到2022年，極熱天數又創新高，同時又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規模乾旱現象。2024-2025，更是創造前所未有的高溫記錄。從三峽大壩建成後的情況觀察，迭代模型的明顯變化周期，最初是4-5年左右，而且隨後周期在縮短。

大概每經過幾年的積累，三峽大壩造成的細微影響因子，會逐漸導致整個流域系統的氣候發生比較大的波動，極端高溫現象明顯增加，水資源的平衡被進一步打破。最終引發越來越嚴重的乾旱，以及水資源大範圍枯竭的現象。根據上述分析，三峽工程會改變長江流域的氣候特徵。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下，三峽工程的負面效應會表現的更明顯，更極端。這也正是目前觀測到的長江流域極端天氣現象的成因。

從這個角度分析，三峽工程無疑是一項重大決策失誤。在更深的層面上，它也足以暴露鄧小平時代的痼疾，官僚和資本聯手構築的極右翼權力集團，全面控制媒體輿論，官僚專家與社會精英合謀，其中也包括大批的科學家群體，一起追逐利潤，惟利是圖，打着“現代化”的旗號為謀求個人私利，進而不計後果地強行推動三峽大壩這種爭議極大的超級工程。

不需要什麼深刻的科學道理，常識告訴我們，在長江這樣重要的幹流上建大壩，風險極大，一定要慎之又慎，寧缺毋濫。但鄧小平在上台之後，急於推動三峽工程謀取個人暴利，而且還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所謂“高峽出平湖”，聲稱是毛澤東要興建三峽大壩，藉此忽悠全國人民。最後，不顧反對大量意見，推動三峽大壩上馬。

但事實是怎樣的？實際上，李銳等人的回憶早已表明：毛澤東從沒有急於推動三峽工程，更沒說過必須要建三峽大壩。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寫詩描述“高峽出平湖”的壯舉，但詩歌只是一種文學想象。在具體決策過程中，毛澤東是慎之又慎，反覆強調要傾聽反對意見。正是在這個過程里，精通水利行業的李銳因其反對意見而被毛澤東提拔，變成了專項秘書。而縱觀李銳一生，他本人自始至終都堅決反對興建三峽大壩。

根據當時的歷史記載進一步分析，毛澤東在最初，在內心深處，是一度想修建三峽工程。但由於項目太重要，風險太大，各種反對意見極具說服力，都驅使毛澤東必須擱置三峽大壩的設想。但在這個過程里，周恩來發揮了很不好的作用，當時周恩來實際上是最積極地支持修建三峽大壩的頭號高層決策者。周為了彰顯自己政績，還向全國人民提出“為充分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億四千萬千瓦的水力資源和建設長江水力樞紐的遠大目標而奮鬥”。

同時，周恩來還陽奉陰違，非常荒謬地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到處忽悠。比如，周為了推進三峽工程，就進一步鼓動稱毛澤東要求建三峽：“若不修建長江三峽水力樞紐工程，長江防洪就得不到徹底解決，也更談不上綜合利用問題。我們修建三峽大壩，就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洪水的威脅，實現毛主席‘高峽出平湖’的宏偉理想，使它永遠造福於人民。”

歷史進程表明，是到1972年，毛澤東考慮再三終於鬆口，同意興建葛洲壩。但仔細推敲毛澤東的決策，這實際上不是同意建三峽大壩，而是對周恩來代表的官僚集團的委婉反制。由於周到處打着毛澤東的旗號，使勁煽動興建三峽大壩，毛澤東又看到很多反對意見，認識到三峽工程的科學性有疑問，因而不能盲目上馬三峽大壩，這就使得毛澤東陷入兩難。

到九一三事件後，四人幫等左派勢力也都陷入困境，毛澤東事實上已經難以與周恩來代表的右派勢力正面對抗。當時周長期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推動三峽工程，假如毛澤東直接否定三峽大壩，反對周提出的葛洲壩工程，否定“高峽出平湖”，這會使得毛澤東進一步在黨內喪失權威，無法與周抗衡。但如果同意興建三峽大壩，又會立刻鑽進周恩來的圈套。未來一旦三峽工程被驗證為失敗決策，毛澤東必然要背黑鍋，這會嚴重破壞自己的崇高威望。

因此，毛澤東權衡再三，決定同意修建葛洲壩工程。但這不等於毛澤東也同意修建三峽大壩，當時他實際上是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為未來留下餘地，這是當時毛能做出的最優選擇。從毛澤東的表態來分析，既然修建葛洲壩，實際上就已經實現“高峽出平湖”。而且，要實現長江防洪功能，有葛洲壩也就夠了，不是必須建三峽大壩。考慮到各種反對意見，葛洲壩對環境的影響和破壞作用較小，可以通過支流形式解決魚類洄游產卵繁育等問題，不會產生三峽大壩那種嚴重後果。接下來，無論建不建三峽大壩，都對毛澤東的威望沒有影響。

毛澤東雖然同意修建葛洲壩，但此時葛洲壩還沒有具體修建方案，還在爭論。源於內部爭議過大，缺乏共識，此後不久，1972年，葛洲壩項目就停止了。到1974才開始復工。然而，1976年毛澤東去世，葛洲壩也沒推進多少，後面建設反反覆覆，到1988才全部完成。從這個狀態能看出來，並不是毛澤東要推進三峽工程。實際上是鄧1978上台到1988年，葛洲壩的完整施工計劃，才最終確立並完成。

正是在這個過程里，鄧小平延續周恩來的宣傳蠱惑，把建三峽大壩的設想與毛澤東綁定在一起。以走資派群體為代表，右派官僚資本集團控制了科學家和工程師群體，形成龐大的改開派利益集團，急功近利，不惜殺雞取卵，又徹底否定了強調環保生態屬性的其他備選方案，在葛洲壩的施工過程中，沒有為魚類等生物的洄游繁育提供任何支流。而且，官僚資本集團還堅定不移地歪曲毛澤東本人的想法，聲稱毛澤東同意修建葛洲壩，也就是同意要興建三峽大壩。

時隔幾十年後，到今天，長江中的那些最珍惜的被保護魚類，白鱘，中華鱘，白鰭豚，均已滅絕。由此可見，鄧小平的改開官僚集團急於“一切向錢看”，各種不惜斷子絕孫的短視決策，集體撒謊控制輿論偽造歷史的極右翼暴行，是沁竹難書。由這一重大決策案例，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改開時代的本質。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洞察力遠超鄧小平，在本質上，毛澤東的決策依據從來不是簡單的利潤，或一己之私，而總是考慮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考慮子孫後代以及全人類乃至這個星球的持久利益。這是毛澤東的“紅太陽”形象所代表的永恆光芒和思想真諦。在這種最高價值判斷之下，毛澤東充分聽取不同意見，絕不可能強行上馬三峽工程。

相反，鄧是打着馬克思主義招牌，舉着共產黨的紅旗，掛着毛澤東的畫像，嘴上說要搞社會主義，但本質上，鄧的決策是維護一己一家之私，確保極少數人的特權和高額利潤，甚至不惜與美台聯手，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相互勾結，一起挖社會主義牆角。鄧小平時代，官僚資產階級是“一切向錢看”，熱衷於到處搞重大建設項目，但並不在乎科學規律，所謂拆了建建了拆，“雞的屁”至上的價值觀到處流行。

正是通過這種最為墮落的集體敗壞方式，鄧小平才會急不可待地策動走資派去擁抱美國，又歪曲毛澤東的原意，盲目推動三峽大壩這種爭議極大、隱含負面生態效應的超級項目，強行上馬，所謂“晚建不如早建”，“重慶將會冬暖夏涼”。然而，鄧小平的改開反動路線，最後的效果，卻是不擇手段，涸澤而漁。在這個全球化正值全球極端氣候變化的危險時代，不知不覺之間，鄧小平一手推動的錯誤路線，終於把東亞大陸乃至全世界都帶進了愈發酷熱難耐的熊熊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