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已在揭示三峽工程重大失誤的文章中，介紹了鄧小平時代的三峽工程存在嚴重的環境破壞作用，而且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並改變了東亞大陸局部的氣候形態，加劇了長江流域的高溫乾旱災難。近幾年的異常高溫天氣，國內媒體對於氣候報道，也驗證了文中的判斷。比如，中國多地都連續曝出高溫紀錄。有中國西部“火爐”之稱的重慶，夏季極端高溫不斷加劇，甚至連續多天飆升至45攝氏度。這是中國首次在新疆以外地區出現45攝氏度高溫。此外，原來相對涼爽的成都，近幾年也出現氣候異常，夏季的高溫乾旱天氣長時間持續。

持續乾旱，還在重慶各地引發山火、缺水及缺電。一些媒體的報道顯示，重慶的高溫，導致路邊的大樹直冒煙，消防隊趕來撲救。還有報道稱，高溫把柏油路面都曬化了。甚至於，有行人穿着新鞋上街走路，走着走着，發現鞋底竟然也融化了。對於重慶出現的極端高溫，重慶氣象局的解釋，是當年7月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常強盛，導致包括重慶在內的長江流域多個省市晴熱少雨。同時，重慶大部分城鎮分布在河谷地形中，不利於地表熱量擴散，熱量不斷累積導致罕見持續高溫天氣。

而中國環境保護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指出，與往年相比，長江流域近幾年的6月梅雨季沒有明顯降水，颱風活動也偏弱，“高溫和少雨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乾燥天氣並導致長江水位降至歷史新低。上述兩人的解釋，與我文中的解釋思路如出一轍。即散熱和水循環出現問題，不斷迭代，積累，破壞了原有的流域氣候平衡，最終導致前所未有的高溫和乾旱天氣。只是這兩位專家均未直接提及三峽工程的負作用。

重慶市協和心理顧問事務所所長譚剛強接受受訪時則直接提到了三峽工程。他認為，重慶夏天出現最嚴重的極端高溫，證明三峽大壩可能並未如專家最初所預期，能為重慶帶來降溫或調溫的利好。譚剛強還指出，川渝地區持續推動大規模新型城鎮化並過度開發，也造成更多土地面積硬化而不能有效儲水。他認為，極端高溫同時還提醒人未必可勝天，進一步推動環境生態保護變得更刻不容緩。這實際上是以非常委婉的方式，指明了人禍大於天災的效應。

中國官方媒體，中國天氣網，還發布了恰好地處三峽下游的鄱陽湖和洞庭湖兩大湖泊的衛星拍攝照片。根據中國天氣網的報道，中國國家衛星氣象中心通過FY-3D氣象衛星監測後發現，盛夏時段位於江西的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水體面積約為1113平方公里，較往年水體面積減少了約66%。同樣是根據FY-3D氣象衛星監測，位於湖南省境內的洞庭湖水體面積也較往年同期出現了大幅縮減，洞庭湖水體面積水體面積約為548平方公里，較往年水體面積減少約66%。上述兩組數據是中國官方給出的數字，但非常奇怪的是，鄱陽湖和洞庭湖兩大湖泊的面積縮減比例出奇地一致，都縮減了66%。

但從洞庭湖和鄱陽湖兩張衛星圖片上，應當能很直觀地看出來，兩大湖泊的面積縮減比例，恐怕要遠遠超過66%的數字，而起碼是縮減了90%的水域面積。實際上，照片顯示絕大部分水面都已接近於乾涸。由此反推，也很顯然，中國官方媒體在發布數據時有意篡改了衛星照片所顯示的真實數據，因而刻意統一口徑把兩大湖泊的縮減面積統一為66%的比例。但實際上，兩大湖泊的縮減面積比例不可能一致，根據照片的顯示內容，也都遠高於66%的比例。

這裡還要注意，上述衛星照片的時間實際上是滯後的。數據顯示衛星拍攝時間是當年的8月18號，當時鄱陽湖已接近乾涸，但此後高溫天氣持續不斷，經過陽光繼續暴曬，肯定是趨向於底朝天。至於大規模降雨何時來臨，更是遙遙無期，屆時，兩大湖泊肯定都早已近於徹底乾涸，連湖底都要出現乾裂現象。

無論如何，中國官方媒體這樣處理數據，刻意造假，只能理解為：在這次史無前例的高溫和乾旱天氣中，鄱陽湖和洞庭湖的全面乾涸現象，必然會追溯到三峽工程兩重大壩的設計方案問題。而進一步追溯，這就難免要涉及到鄧小平時代的重大決策失誤問題。三峽問題和計劃生育問題類似，都是鄧時代的致命失誤，必然成為政治話語的禁忌。因此，媒體才統一口徑，大幅縮減了兩大湖泊的水體縮減比例。

這樣的鄧時代，“集體造假”的作風，當然是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終，是要掩蓋三峽大壩的失敗方案所造成的巨大環境破壞作用和長期負面效應，再把改開時代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禍，徹底甩鍋，把問題全都歸因於所謂不可控的天災，再次歸咎於與鄧總設計師毫無關係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這一幕事實上等於是重演了1959-1961的天災人禍鬧劇。

殊不知，當初劉少奇鄧小平也正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層實權的兩個主要領導人，與掌控國務院的周恩來密切配合，舉着紅旗反紅旗，從內部攻克堡壘。右派官僚集團翻雲覆雨，製造出天災人禍，又編造出各種虛假歷史記錄，把黑鍋都甩給別人。中國的歷史記錄要想撥雲見日，反右是當務之急，必須先掀掉右派官僚集團的法西斯井蓋，這才會有真相。而鄧，正是右派官僚集團緊緊壓在14億人民頭頂的那口最關鍵的法西斯井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