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一線城市武漢，幾年前發生了一起觸目驚心的慘劇。漢陽區弘橋小學月湖校區一名一年級女生，在校內玩耍，撿落在地上的紙飛機時，竟然被老師開車經過時撞倒，二次碾壓致死。事發後，孩子的爸爸媽媽在涉事校園拉橫幅討公道。但在這個過程中，遭受武漢執法公安幹警多番阻撓。

報道稱，當地公安人員周某把年輕媽媽討公道的行為指責為“鬧事”，對這位剛剛失去孩子正傷心欲絕的媽媽施壓、威脅，聲稱警方留有“鬧事”的影音證據，暗示將來可以對其秋後算賬。但接下來，禍不單行，更大的不幸發生。短短10天后，孩子的媽媽突然在所住小區24層一躍而下，自殺身亡。而孩子父親則因傷心過度，情緒崩潰，被送醫救治。

事後，中國網絡社交平台上突然湧現大量聲討網暴帖文和留言，聲稱此前有網絡輿論造謠指責這位武漢媽媽。這些網絡輿論試圖把孩子媽媽死亡的原因歸咎於“網暴”現象。然而，此後有越來越多的網友指出，孩子媽媽生前曾公開控訴武漢公安部門，稱公安部門不但多次威脅孩子媽媽，不許拉橫幅“鬧事”，不許她哭鬧，而且派人半夜猛敲門騷擾孩子父母，試圖讓他們“閉嘴”。這部分網友認為，武漢媽媽之死與網絡輿論沒有直接關係，當地公安的威脅才是導致孩子媽媽輕生的主要原因。

對此，知名專欄作家蔡慎坤在推特發文指出：中國國內輿論將武漢跳樓媽媽的自殺歸咎於網暴，卻“完全無視無恥的警方粗暴的維穩給她帶來的萬念俱灰”。孩子被撞身亡後，母親之所以要到學校去“鬧”，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維權的渠道太窄了，尋求真相的方式太少了”。“在中國維權的門，實在太難太難擠進去了，大凡到政府部門尋求幫助的人都知道，每一張臉孔都是冷冰冰的”。另一位媒體人何培蓉也在推特上發帖評論：誰逼死了武漢媽媽？不是網民網暴，是維穩，是武漢市公安局。而可怕的是，始作俑者者還借着“治理”網暴名義繼續擴大警權打壓言論空間。

上述現象似乎可以映照出一種悲哀現實：右派官僚復辟後否定文革，但隨着改革開放進程，中國內部最終逐漸形成罕見的高壓政治態勢。其基本特徵，是政府權力擴大，官僚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整個權力體系形成了非常複雜的金字塔型結構，等級森嚴，每個職權部門，都充分利用手中權力，限制人民權利，藉此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作為對照，從鄧的改開初期，美國就一直在推動中國搞市場化，鼓勵私有化。美國的基本理論，是私有制市場化能提高經濟效率，隨着社會分化重組出現強大資產階級力量，由此形成有力制衡，限制政府權力，孕育小政府模式。

按照美國的上述理論，中國在改開後應當逐漸形成多元化的寡頭共治模式，由於資產階級的分權傾向，政府官僚化趨勢會被抑制，通過更充分的社會競爭來提升公共服務質量。這可以控制權力壟斷現象，解決很多社會問題。但事實勝於雄辯，從現狀分析，美國的理論顯然是錯誤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確大力推進市場經濟，形成了大量民營企業，湧現出越來越多富人。但中國的政府職能並未隨之弱化，也沒有廣泛培育小政府模式，相反，政府規模越來越龐大。而且政府逐漸還出現大量外包業務。比如大量機關事業單位高校，都開始僱傭正式或非正式的安保人員，很多部門都採用城管模式進行社會管理，形成了非職業警察到處出沒的強力部門管理模式。

由於中國政府的權力非常大，私營部門，企業家，資產階級，事實上必須主動與政府官員搞好關係，才能有效維持自身的社會地位。這就出現了資產階級與官員的階級聯合現象，最終催生官僚資產階級的權力合謀。然而，毛澤東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曾明確指出：中共黨內的走資派是個危險群體，隨着官僚資產階級的復辟現象，無產階級政權一旦被官僚資產階級控制，就會形成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孕育法西斯政體。

從目前的形勢來分析，上述現象完全符合毛澤東的超前判斷。中共名義上還掛着共產黨的招牌，打着馬克思的旗號，全國各大高校到處都設有馬克思主義學院。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整個運行機制，事實上早已背離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理念和群眾路線，各級領導幹部普遍作威作福，高高在上，徹底脫離群眾，以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為榮。正所謂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嘴上一套，會後和私下則是另一套。表面上，每個優秀黨員，每個先進幹部，都在標榜愛黨愛國，但實際上，大都是些裝腔作勢的假話，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各種大忽悠，到處流行。官僚階層對待群眾，像耍猴一樣，隨時可以利用，隨時可以拋棄。

那麼，導致這些現象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如上所述，深入追溯問題的根源，其實不可避免地要追究美國大力支持鄧小平的錯誤決策。而且，美國這個錯誤很可能是致命的失誤。首先是美國的政治經濟理論本身就有嚴重問題。美國鼓吹的私有制和市場化模式，實際上是鼓勵資產階級的逐利人格，不斷激發人性中的貪婪、侵略性和掠奪的欲望，再通過一套社會層面的法律安排，以及不成文的道德情操（亞當斯密的理論），來控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避免競爭失控導致火併現象。

但事實是：由於美國和西方是先發國家，普遍富有，資產階級的確可以精心打造傳銷廣告，設置相對較高的法律標準，道德底線，賠償機制，來作為樣板，吸引後發國家的新興資產階級移民，同時也可以通過激烈的經濟競賽兵不血刃地向外驅逐排斥美國內部的無產階級移民。但在本質上，由於市場經濟的短期逐利傾向和殘酷競爭特性，過高的法律標準和道德底線必然會限制交易的效率。此時，後發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根本就無法移植美國標榜的法律標準、道德底線和社會賠償機制，而且也無法向外排斥自身固有的大量無產階級群體。因此，市場經濟，私有化的安排，必然會在落後國家，在國際交易利潤鏈條的底層，加劇本已殘酷的生存競賽。

其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也有嚴重問題。最直接的表現，是鄧在1982年貿然修憲，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1975憲法。在這個階段，中共的理論出現了全面的右轉，實際上是徹底否定了此前毛澤東提出的基於群眾路線的無產階級民主和繼續革命理論。但否定文革後，中共在名義上並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也沒有否定群眾路線，只是讓群眾路線原則在實踐中變的越來越空洞化。鄧在1982修憲後，全面廢除了毛澤東在1975憲法中寫入的民主條款。這些重要條款包括，領導幹部必須深入群眾，直接參加第一線的體力勞動，人民群眾普遍享有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而且，重大司法案件必須引入群眾評議，以便有效監督少數專家和官員的裁決。

從上述條款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早已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復辟現象充滿警惕。這才通過大民主憲法條款對官員群體的特權進行最有力的約束。然而，鄧小平的改開理論明顯無視毛澤東的預警。儘管鄧小平在形式上也鼓吹民主，但事實上只是做做樣子，推動領導幹部任期制，以及強調集體領導的機制。然而，這些機制都是些皮毛，是形式主義，本身並不能真正限制官員的權力，只是官僚群體內部的權力共享，更無法阻止官僚資產階級的生成、自我強化和復辟現象。而且，在1989事件中，鄧也充分暴露出其極右翼本質，下令對年輕學生開槍，完全是肆無忌憚。

隨着鄧小平廢除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又逐漸推進私有化和市場化，各級政府，每個單位，都必然加速陷入官僚化軌道。由於中國憲法的特殊設計，本來毛澤東推動的大民主原則是最有效的監督方式，可以促成每個微觀局部的單位內部的群眾民主氣氛，這才能逐級產生人大代表等權力部門，構築整體決策的合法性。而一旦廢除大民主，人大代表，各級選舉，自然也就形同虛設，各單位的內部投票都變成了極少數領導幹部操縱的假民主。當資產階級快速復辟，整個社會的權力基礎就必然會發生轉換。

由此可見，鄧小平鼓吹的改開路線本身早就有嚴重問題，最終必然會催生前所未有的官僚壟斷現象。尤其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右派官僚集團的權力壟斷必然加劇社會階層固化。隨着新興資產階級的崛起，壯大，中國社會卻並未出現分權趨勢和民主文化，相反，右派官僚集團開始鼓動所謂民族復興，實質則是官僚復興，把毛澤東篡改為官僚復興領路人，煽動對外仇恨轉移內部矛盾，通過極右翼路線變相否定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民主權利。而新興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普遍與官僚集團結盟，合謀，再加上官僚化和階級固化現象，官僚資產階級開始壟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執法部門，比如警察，還是各種媒體輿論，也包括互聯網，例如騰訊，百度，民營企業逐漸也都出現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可以隨時鎮壓異己，封殺言論，事實上是官商合謀，維護特定群體的權力和利益。

如果對人類過往歷史有比較透徹的了解，我們也就會發現：在美國的扶持下，鄧的改開所推動的這種官僚資產階級操縱的權力壟斷現象，也正是孕育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因此，貿然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事實上此路不通，早已陷入失敗狀態。而美國針對中共的長期和平演變策略，對以往共產主義運動的分化瓦解和妖魔化敘事，事實上沒有發揮積極作用，不但沒能在中國孕育出所謂美式民主，更沒能促成社會正義打造出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美好世界。相反，美國的錯誤路線事實上卻廣泛催生出越來越多的高壓政治現象和變種的極右翼權力集團。

武漢母女雙亡事件的雙重悲劇，在背後隱藏着深刻社會利益關係和殘酷無情的權力邏輯。從表面上看，一名小學一年級女學生在校園裡被教師車輛碾壓身亡，具有偶然性，而學生的媽媽隨後跳樓自殺，也都是意外。但導致悲劇的真實動因，卻是中國社會在鄧的改開路線的錯誤引導下，早就不知不覺地一步步陷入權力的怪圈，最終是進入了充斥高壓政治的法西斯化階段。警察和相關部門的官僚化現象，權力的壓迫和為所欲為，人性的喪失，只不過是鄧的改開政策最終陷入失敗的副產品。

而且，進一步觀察也可以發現，在更廣泛的領域，幾乎所有的部門，包括私營企業，中國的社會競爭都早已逐漸失控，在朝着日益殘酷的方向快速發展，而絕不是美國當初鼓吹並期待的所謂更加尊重什麼民主和人權。不止於此，美國大力推動鄧小平的極右翼改開政策，並加速推行經濟全球化，也造成世界範圍內的社會競爭都逐漸失控。隨着全球化造成普世範圍的白熱化激烈競爭，現代世界在整體上，同樣開始啟動日益殘酷的法西斯競賽。到現階段，烏克蘭戰場上的各種殘酷殺戮，驚人的破壞力，美以與伊朗在核問題上也同樣陷入不可調和，新一輪戰火愈發殘酷，全球局勢日益動盪，似乎顯現出新一輪世界大戰爆發前的跡象。

在這種反常狀況下，華盛頓必須深刻反省以往的錯誤政策，尤其要深刻反省以往美國對鄧小平極右翼官僚集團的支持，深刻反省美國的對華長期和平演變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惡果。否則，一旦人類的悲劇歷史重演，當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爆發，以往所有那些看似美好的美國精美傳銷廣告，都難免會隨之化作泡影。屆時，對現代人類文明而言，戰爭的破壞力會前所未有，而一切都將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