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的COOP书店看书到中午,肚子咕咕叫,就去附近的“燕京”中餐馆。我叫了一碗麻酱凉面独自吃,见旁边有满满一桌中国人,青年和老年,热闹地谈着。
这餐馆小而简陋,凉面实在比猪食好不到哪去。待我填饱肚子离开时,那一桌人也都站起来,互相握手、点头、道再见。他们挡在门口我无法走出,只好等着他们客套完毕。有一个年轻男子对着一个老辈,表情热烈、声音郑重地说:“… … 先生,久仰大名,今日得以相见,非常荣幸!”
于是我留意站在旁边的这个人。他六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挂一副样式过时的眼镜,穿着深蓝色的半旧羽绒衣。脸上毫无軒昂自足之态,身上亦不显现伟人大家之气。对那个年轻人的热烈表示,他只是略略地点了一下头,好像要淡化那声音;然后加快脚步,终止了可能继续的热烈话语,独自走出门去。
他是谁?似曾见过,却想不起来。
我也顺着出了门。他的背影显得更老一些,也许是因为有点驼背,也许是羽绒衣背面的条条皱褶。很像从大陆农村来探望留学生儿子的一位老父,他不仅是太普通,而且甚至有些乡土。除了刚才餐桌上的人,外面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不一会儿,他就消失在哈佛广场的人群里了。
看见一个人,觉得面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又不再有机会当面问清,是一种很令人烦恼的感觉。
我无意返回书店,便直接走回家去。一路走一路想着可能的答案。
忽然,我悟出:在哈佛大学校园里出入、“令人久仰”的最有可能是什么人呢?
到家后我立即上网检索“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果然,他是在其中!我因十年前在新闻报道中听见他获奖,查过他的资料照片,所以觉得面熟。下面是关于他的介绍:
“ 崔琦 (Daniel Chee Tsui,1939年2月28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农村贫苦人家。因从小聪慧,学业出色,被叔叔接济。1951年只身远赴香港,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1958年,崔琦入读美国伊利诺州奥古坦娜学院(基督教学院),主修数学。毕业后考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并在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1968至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与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从事固态物理的研究。1982年转任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至今。因量子场反应研究的贡献,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天他当然是从普林斯顿到哈佛来办事,但看起来简直就像刚刚来自河南宝丰。
哈佛大学共有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加上世界其他地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这里交流,每天可能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校园、这小小的广场里行走?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说不定就常与他们打了个照面?但在美国社会里,他们绝不同于影星和球星,即无公众魅力,也不受媒体关注,更没有狗仔队跟踪。当要通知崔琦获奖的消息时,到处找不到他的人影,后来发现他在一个实验室的角落里如常地工作。数十年甘于寂寞,绝不因为一朝获奖而丝毫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和为人。
记得数年前读过一本书,记录一位年轻女天文家的故事。她所研究的对象在几十万光年之遥,她所想、所述、所著,在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人可以理解;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独自一人,在清冷空荡的天文台度过青春,思考在她的有生之年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正是她,通过极其专注的探究,发明了推算宇宙里星星年龄的方法---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世界上有几个人知道她呢?然而有无人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中国,如果杨振宁或李政道出现,那一定是在荣耀无比的大场合,前呼后拥,争相睹目。但是,我更喜欢像这一天,在简陋的小餐馆里见到崔琦,看着他悄声无息地消失在人群里。
这大概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本色。
(2009年5月2日晨2时写于剑桥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