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哲学家梅原猛指出：“ 如果以《古事记》中的神道为(日本的)传统神道的话，则《古事记》中的神道是由祭祀自己（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和祭祀被天照大神的子孙所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这两个神社构成，而出云大社比伊势神宫还要大。为在自己夺权时所灭掉的人们镇魂的神社，要建得比自己祖先的神社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在抗击元寇之战以后，镰仓建立了祭祀元朝战死者的寺庙，就是丰臣秀吉那个时候，也为在朝鲜被(日本军队)杀害的朝鲜人建立了耳冢。”

　　梅原猛在这里所讲的是日本“为敌人的慰灵”的传统。的确，和其它的文化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这一传统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的军队也时常展开“为敌人慰灵”的活动。如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消息：

　　“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长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自忠总司令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据说在这之后日军为张自忠将军进行了“慰灵的活动”，并将张自忠将军安葬。

　　笔者在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朝日新闻》上找出约16条日本军队为作为敌人的中国战死者慰灵的新闻,当时他们也称中国的战死者为“英灵”,在这些报道中比较著名的是有关“兴亚观音”的报道。

　　1937年8月,爆发淞沪会战,日本政府起用“中国通”松井石根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电令华中方面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大屠杀事件, 松井石根也承认:“我军南京入城之际,惹起几多暴行掠夺事件,损伤皇军威德的事件不在少数。”

　　在松井回国退役后的1940年2月14日,他在热海的伊豆山建立一座观音菩萨像(兴亚观音),这座观音像是用中国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的血土塑成,观音像向着南京方面合掌,松井石根亲笔写下的“兴亚观音缘起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余拜大命转战江南,所见亡灵无数,痛惜不堪。为凭吊此等亡灵,采江南各战场彼我之战血尽染之泥土,建立施无畏慈眼视众生之观音菩萨像,以此功德,永施怨亲平等之回向,与诸人同念此观音力,祈仰东亚之大光明。”菩萨像前有三块牌位,中间为“松井将军部下战死者灵位”,左右分别为“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

　　日本的一些学者也从日本的这一传统出发，论述日本“死者即佛”的传统，认为日本人是绝对尊重死者的。

　　但是作家陈舜臣先生在他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这一著作中，却讲了一个悲哀的故事：“这是一个较为古老的故事，是明治时代的事情。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荒凉的山上建立了别墅，并建立了高尔夫球场，使这里的土地得以开发，变得繁荣起来，当地的人们为了感谢他，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的人认为这个人是英国人，为敌国人树纪念碑真是荒唐之极，于是带着石匠去把这个纪念碑砸了个粉碎。”

　　“ ……”

　　“这个人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说起他的名字，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就是六甲山的开山之祖古尔姆，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作为古拉博商会的掌柜来到日本。他是一个狂热的日本‘ 粉丝 ’，他娶日本女人为妻，绝不教自己的孩子英语，都让他们去日本学校读书。孩子们如果穿洋服，他就会气得满脸通红，他的女儿只好在爸爸不在的时候，悄悄地穿洋服。最后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就是这样的人，也因为他是英国血统，砸掉了他的纪念碑。而他的‘开山之祖’的纪念碑被砸的时候，他已经死了30年了。”

　　在熟知日本的“死者即佛”的传统后，再看到这个故事，只能让人感到震惊。

　　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的生死观时，以中国和日本相对照，说中国人没有尊重死者的传统，是“ 鞭尸的民族”。确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伍子胥鞭楚平王”的记载。伍子胥为春秋时代楚国人，其父伍奢和其兄伍尚为楚平王所杀，他被迫逃亡吴国。后随吴军攻陷楚都，当时平王已死，昭王即位。伍子胥旧恨难消，破平王墓拉出平王的尸体，抽了三百鞭。

　　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伍子胥的这种做法也是不赞同的。伍子胥在楚时的好朋友包申胥听说伍子胥的行为后，派使者去责问伍子胥说：“ 你难道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更何况他曾是你的君主。”

　　伍子胥辩解道：“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施之。”

　　看来，当时伍子胥自己也认为他的行为是“ 倒行逆施”。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伍子胥的这一行为加以“ 酷评”：“ 怨毒于人，甚哉!”

　　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有“为敌人慰灵”的活动，当然不像日本那样普遍。如曹操厚葬关羽就是一例。另外，日本人伊藤桂一所著《伐采队的体验》一书中记载了抗日战争中这样一件事：十二名日本兵去采伐构筑阵地用木材，途中被八路军包围，这十二名日本兵全部战死。后来日军救援队找到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全部被八路军掩埋。那里是一个柿树林，而掩埋他们的地方插着十二根柿树枝，作为他们的墓碑。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言以蔽之”的行为都是草率和危险的，而分清什么是民族传统，什么是偶发事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