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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詠梅的博客  
蔡詠梅,香港資深媒體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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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为何说特朗普捅了中东的马蜂窝? 2017-12-13 22:31:08

圣殿山上的岩石金顶清真寺和下面的西墙,西墙右首那道封闭的曲尺形走道是供游客上圣殿山的通道。进通道要过安检。一道告示说,以色列的犹太教大拉比警告,根据摩西五经,圣殿山是神圣之地,因此严禁犹太人进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有关耶路撒冷的归属之争已有半个多世纪。到过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此问题相当棘手,需要以巴双方协商沟通,寻找解决方案,任何单方面的轻率之举,都可能若来大祸。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视现实,鲁莽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个相当危险的举措,有可能已点燃了中东一个火药桶。

站在橄榄山上远眺耶路撒冷旧城和圣殿山。金色穹顶是岩石圆顶清真寺,左端黑色穹顶是遥远清真寺,西墙在圣殿山另一端脚下,从橄榄山看过去是见不到的。右後方那个灰黑色穹顶为基督教至圣的耶稣葬身的圣墓教堂。


我曾两度到以色列旅游,在归属有很大争议的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旧城和旧城外的阿拉伯区)前後住过半个月,并且两度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期间亲眼见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隔膜,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敌意和仇视。见到耶路撒冷旧城到处军警部署,高级餐厅、银行、商场、酒店、巴士总站、火车站门口都设立了防避恐怖分子的严密安检。在犹太人的西墙广场有人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背包,警察立刻疏散人群,予以爆炸。在耶路撒冷,任何无人的包装物件都会被视为危险物品而即时销毁。

西墙发现无人背囊。立即疏散人群销毁。

最难忘的是穿过重重封锁的隔离墙到巴勒斯坦控制的耶稣诞生地伯利恒,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圣战士的自杀攻击海报。

虽然我在以色列时,没有任何严重事件发生,但上述亲身经历使我这个外来者也能感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一触即可能爆炸的极度高压的紧张关系,目前暂时的稳定相当脆弱,经不起双方极端份子欲挑起争端的滋事和任何的风吹草动。

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归属一直是相当敏感的问题,尤其是位於旧城的圣殿山,更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必争的至圣之所。犹太人两千年前在圣殿山建犹太教圣殿,他们神圣的西墙就是圣殿残存的部分,但就在圣殿山上伊斯兰教徒於公元七世纪建造了两座清真寺——遥远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伊斯兰教徒认为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从岩石圆顶清真寺登天接受神谕,因此对伊斯兰教徒来说,这是仅次於麦加和麦地拿的第三圣地。这座小山坡的归属之争是以巴冲突的死结。

橄榄山上的穆斯林

特拉维夫大学的华人教授张平是研究犹太教的学者。他告诉我,有次以色列犹太人和温和派的阿拉伯学者对话。一切OK,但一提到圣殿山的归属,一位本来温和的阿拉伯学者突然变脸说,圣殿山是我们的,以色列人要,我们只有流血。

 

因此不论如何看待耶路撒冷的地位及其归属,在以色列稍有理性和责任感的政治家面对这个难题,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轻举妄动,避免激化族群的矛盾造成大流血。

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手中夺回耶路撒冷旧城,占领了圣殿山,在伊斯兰教的至尊圣所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升起了以色列大卫之星旗。率领以色列军队打赢六日战争的独眼将军摩西达扬是头脑冷静的人。他感觉不妥,为免引起冲突,命令除下国旗,并把岩石圆顶清真寺的管理权交给穆斯林宗教事务信托会。这位以色列战争英雄深知圣殿山的敏感,不能索性而为。

两年後一位澳洲来的福音派教徒若来一场大祸,基於他的信仰竟然在圣殿山的遥远清真寺放了一把火,清真寺东南翼几乎被完全烧毁。耶路撒冷即刻发生伊斯兰教徒的暴动。全球震惊,伊斯兰世界指责以色列犹太人纵火,而以色列则认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纵火以挑起事端。所幸就要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时,这个纵火者被捕,立刻公开受审而真相大白。

为了避免再有宗教疯子闯祸,耶路撒冷的犹太教领袖大拉比下禁令不准犹太教徒踏足圣殿山。我登圣殿山时,在安检处看到了这个禁令的牌子,当时觉得很奇怪,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我们这些非穆斯林非犹太教的外人可以上去,但反而犹太教徒不能上,这岂非咄咄怪事?当知道遥远清真寺纵火案这一事件後,才明白以色列当局的苦心。如果行政当局禁止,宗教狂热分子未必理会,所以才要大拉比下禁令。而且游客和外人在特别的安检通道上圣殿山,但阿拉伯穆斯林每天上山祈祷,走的是非常便利的捷径,通道有以色列军警守卫,只放行阿拉伯人。

但以色列一位政治家对敏感的圣殿山的迟钝或曰鲁莽却触发了一场长达五年的流血。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当时的反对党领袖夏隆称有以色列考古学家投诉穆斯林宗教事物信托会破坏圣殿山的考古遗址,将一个所罗门王时期的马厩改建为清真寺,要上山考察。当日夏隆在大批以色列武装警察保护下,上了圣殿山。虽然未作出任何挑衅性的举动,如祈祷发表讲话等,但依然激怒阿拉伯穆斯林,石块像雨点般向他掷去。

第二日星期五,穆斯林的每周礼拜日,在圣殿山遥远清真寺做完祈祷的穆斯林突然发难,居高临下地向下面西墙祈祷的犹太人和旁观的游客扔石头。以色列警察冲上圣殿山,与阿拉伯青年发生暴力冲突,结果四死两百人伤。

随後爆发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second intifada),暴乱或曰起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遍地开花:枪杀、伏击、自杀炸弹、当众行刑、伯利恒耶稣诞生的马槽广场成为战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活在无边的恐惧中,到2004年阿拉法特死,以色列退出加沙地区,才逐渐平息。曾因此对非穆斯林禁足的圣殿山○六年才再次开放。其间以色列死一千多人,巴勒斯坦死五千多人。我到耶路撒冷时,second intifada已过十年,但仍能感受到暴乱的馀波。

2001121日,哈马斯的汽车炸弹炸死11人,炸伤118人。在这个街区美丽的花坛翠绿的树木下埋葬著厚厚的血迹。这颗由石阶围著的树正是这次爆炸的中心。树下面有块漆上白色的铁皮,上面用蓝色的希伯来和英文写到:2001129日,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纽约州长乔治普塔基,及新当选纽约市长布隆贝格植下此树,以纪念2001121日星期六夜本叶胡达恐怖攻击的死难者。


在大起义期间为防止来自约旦河西岸的恐怖攻击,以色列开始修建隔离墙,将以色列和西岸用水泥石墙,铁丝网,岗楼,电子侦测器及红外线摄像机完全断裂开来。在这条隔离墙建成後,以色列确实获得了安全,来自西岸的自杀炸弹恐怖攻击明显减少,但却给巴勒斯坦人带来很多痛苦。我前往伯利恒,穿过隔离墙亲身感受了过关的恐惧紧张和压迫感。

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後,暴乱已在以色列出现,会否恶化?尚待观察。我的朋友唐丹鸿已入籍以色列,她丈夫是以色列犹太人。她说,她和丈夫都认为特朗普的宣布除了给极端组织、反犹主义提供藉口,鼓励双边的民族主义者引发冲突之外,并未真正改变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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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崇拜秋瑾模仿的革命女侠为何成了恐怖分子? 2017-12-07 01:41:35

中国清末民初时,有一位异族女子苏菲亚在中国反满革命者中被热烈追捧,梁启超是她的粉丝,秋瑾以她为榜样,革命热血男儿声称“娶妻当娶苏菲亚”,但100年过去,在她的祖国,这位中国人心目中的女侠现在成了“恐怖分子”。为什麽?

建在寒冷的涅瓦河沼泽上的帝国辉煌

——记圣彼得堡之行

初秋的9月上旬,我从赫尔辛基坐火车到了期待已久的圣彼得堡,住宿在涅瓦大街中心的起义广场Vosstaniya Square旁一家hostel。第二天就沿著俄国最著名的涅瓦大街向西一直走去。先去了基督救世溅血教堂和喀山大教堂,涅瓦大街走到尽头就是冬宫广场。然後越过冬宫河岸大街,再跨过宫殿桥,来到涅瓦河三角洲的瓦西里岛。站在河中小岛东端的河堤旁边,眼前黝黑河水凶猛翻滚,这不像是一条河流,更像是波涛汹涌的不安大海。而且寒风凌冽,虽然已穿上了羽绒衣,但仍然感到阵阵寒意刺骨,无法久留,站了一会就匆匆离去,这才是初秋9月,而且还是一个艳阳晴天。


涅瓦河寒冷刺骨,但河两岸的景色却壮丽无比,向右看去,南岸上沿著冬宫河岸大街,一座接著一座色彩绚丽的壮观宫殿:沙皇故居冬宫、原为女沙皇私人博物馆的大小隐士庐博物馆…华丽辉煌的宫殿群提醒人们逝去的沙俄大帝国时代的无比辉煌。

左边望去,是位於一座蕞尔小岛(兔子岛)的彼得和保罗要塞,正浸浴在金色的夕阳中,一座高高的金色尖塔刺向天际,那是要塞中的彼得和保罗大教堂

这个要塞是圣彼得堡历史的开始,为圣彼得堡最古老的部分。1703年5月27日(俄历16日)这一天,彼得大帝在当时这个小岛上放下了第一块砖石,为要塞奠基填土,因此这一天也就成为圣彼得堡建城的生日。

涅瓦河流入严寒的芬兰湾这一片三角洲,是一片严寒的北国沼泽地,当年只有一些贫苦的芬兰渔民零星散居,维持著最原始的生活。雄才大略,意在改革的彼得大帝为了给沙俄帝国建立一个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为了抵御海军强大的敌国瑞典,为了俄国的“大国崛起”,决定在这个自然生态恶劣的三角洲,建设一个宏大的面向欧洲的壮丽城市。圣彼得堡的历史於是开始了。

彼得和保罗要塞是一座有多个菱角形城墙的城堡,後来的圣彼得堡以此和瓦西里岛为中心逐渐向涅瓦河两岸延伸,後来城市的中心迁移到南岸的大陆一侧,最终形成以冬宫为核心向两岸辐射的城市规模,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圣彼得堡格局。

要塞有两道小桥与涅瓦河北岸的彼得拉德斯基岛相连。我到时已是黄昏,但越过小桥,沿著砖红色城墙前往城门的游客仍络绎不绝。城堡中有好几个历史博物馆,时间有限,我只参观了最重要的彼得和保罗教堂,这是沙俄从旧京莫斯科迁都圣彼得堡後沙皇皇室的墓园,彼得大帝以降,沙皇列祖列宗均葬於此,赫赫大名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也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棺木就在我的眼前,只一道栏杆之隔。唯一特别之处是,彼得大帝的大理石灵柩上有一具他的半身黑色雕像。但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两个著名大帝,而是葬於这个皇家墓室具有悲剧色彩的亚历山大二世和末代沙皇一家。

苏联解体後,叶利钦的俄国政府为被布尔什维克杀害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七口举行了安葬仪式。当年这是全球瞩目的大新闻,昭告世界,苏联那一页最血腥的历史已经结束。如今尼古拉二世全家及其同遭杀害的仆人安葬在这座教堂的圣凯瑟琳礼拜堂中,隔著门上一道绳子向内探望,礼拜堂上方一具大理石棺,是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皇后的灵柩。与门相对的墙壁上有八个壁龛,刻有我不认识的俄文,通过出生年月我认出其中三面是尼古拉二世的三位公主。


尼古拉二世不是明君,也算不上暴君或昏君,他像任何末代帝王一样,不幸生在帝王之家,是无可选择地继承了王朝的罪与罚,其惨遭灭门的悲剧命运相当值得人同情。

但最令人唏嘘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命运。在俄国历来的沙皇中他可能是最开明的一位,他解放农奴,改革司法制度,废除军队的肉刑,推行兵役制和普及教育,建立地方自治,并正在著手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因此有“解放者”的称号。当我路过赫尔辛基时,顺道去了赫尔辛基政治中心的参议员广场,赫然发现广场中心唯一一座塑像竟然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为当年亚历山大二世给予芬兰大公国很大的自治权,因此被芬兰人感激到至今。

但历史的吊诡是,这位对自己治下的百姓显示很大善意,锐意改革的开明沙皇,1881年竟然被自称代表人民的激进革命秘密党团民意党人刺杀於前往签署实行君主立宪命令的路上。

民意党人投掷的炸弹改变了历史,俄国政治改革的道路就此而嘎然中断,激进的革命接踵而来。在彼得和保罗教堂,亚历山大二世的棺木前摆放著鲜花。显然,这位不幸罹难的悲剧沙皇最令今天的俄国人怀念不已。

在格力博耶夫运河的河堤旁,靠近三拱桥,他流血的现场,有一座与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犹如双胞胎的东正教堂,我第一到访之处。这是纪念亚历山大二世罹难的基督救世溅血教堂。同样是俄罗斯中世纪风格,瑰丽的大小洋葱头穹顶,但色彩比红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要冷黯很多,有一种悲伤的色调。


溅血教堂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後开始兴建,但一直到其孙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後才建成。但此时罗曼罗夫王朝已走到尽头。十月革命後,短命的教堂被废,一度竟然成为存放蔬菜的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後,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这座纪念罹难沙皇的教堂重新修复,1997年修复完工对外开放,但不作为祭拜的宗教用途,实际相当於一座博物馆,现是圣彼得堡最热门的景点。其瑰丽独特的外观和室内7500块马赛克装饰的精美绝伦壁画,吸引了源源不绝的游客。

读我手边的旅游导览书,书中指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意党人是恐怖分子,但在我青年时代所读的中国教科书,记得他们被称为革命英雄,列宁的兄长亚历山大·乌里扬洛夫也是这个激进革命组织的成员,後来参加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被处死。其中一个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贵族女子苏菲亚,对中国影响至巨。俄国民意党人苏菲亚.彼得罗夫斯卡雅。

在中国清末民初时,这位女恐怖分子是所有中国反满革命的热血男女,如梁启超等所景仰崇拜的侠女,被广为颂扬,甚至排满革命者中有“娶妻当娶苏菲亚”之名言。中国辛亥革命的女烈士秋瑾被视为苏菲亚的模仿,有“中国的苏菲亚”之称。那个时代中国革命者暗杀成风,多少是受其影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脑中恐怕也曾闪现过苏菲亚的英姿。

但如今,被暗杀的“反动派”受到祭奠怀念,而刺杀他的革命者则成了恐怖分子被人遗忘。历史的逻辑何在?

第二天,我再到冬宫广场,在进入冬宫博物馆前,先去探看了圣彼得堡的缔造者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岸的青铜骑士像。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最多的是中国游客。可能在50年代受苏联文化影响的一代人都读过普希金的同名史诗《青铜骑士》。这首诗歌歌颂彼得大帝的伟大和圣彼得堡创建的宏图大计,一开篇这样描述涅瓦河畔的彼得大帝青铜像:

那里,在寥廓的海波之旁

他站著,充满了伟大的思想,

向远方凝视。在他前面

河水广阔地奔流……


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中的意像是二元对立的,一边是伟大的彼得大帝和彼得大帝所建的伟大之城,但在伟大的对面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叶甫根尼。前者象徵著彼得大帝的强大国家,当小人物的叶甫根尼企图挑战强大的国家力量时最後被压得粉碎。3百年前,彼得大帝在寒冷的涅瓦河三角洲湿地建彼得和保罗要塞,成千上万的农奴死於此,青铜骑士的伟大构想简直就是一项类似於秦始皇建万里长城的巨大奴隶工程,徵集来的农奴多达二十万人,但当俄国最伟大的城市建成时,已有一半的农奴(十万人)成为涅瓦河畔的白骨。

我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参观包括冬宫在内号称世界最大博物馆的隐士庐博物馆,和包括叶卡捷琳娜宫在内的皇村。面对达於极点的沙俄帝国宫殿的金碧辉煌、淫靡奢侈,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叶卡捷琳娜宫的琥珀厅天下无双,游客一进去即赞叹声不绝,但禁止拍照。而举行宴会和舞会的镜厅据说比法国太阳王凡尔赛宫的镜厅还要金光灿烂,很多游客甚至夸张形容叶卡捷琳娜宫镜厅的光芒会闪瞎人们的眼睛。


此行去过瑞典、丹麦,参观过这两国的王宫教堂,感觉华丽但有其节制。回到芬兰後,经赫尔辛基坐火车到芬兰古都图尔库(Turku),参观芬兰的古堡、王宫、大教堂,更是惊讶其简朴和格局狭小。与圣彼得堡的宏大华丽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当然芬兰历史上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公国,没有显赫的遗产,无法与庞大的沙俄帝国相比较。

图尔库城堡,这座城堡很小很简陋。图尔库为芬兰大公国旧都,两百年前才迁都赫尔辛基。


俄国这种辉煌奢靡有一种欧洲後期新霸权骄奢淫逸的暴发户美感,是一个极度专制大帝国才可能有的排场和铺张。因为人民毫无权利,帝王朕即是国家,帝国所有的财富都被搜刮到帝王家,可以任其挥霍。

彼得大帝之後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称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俄国对外扩张达到顶峰,占领了克里米亚,侵吞了波兰,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黑海北岸收为己有,东方则从广袤无边的西北利亚一直向东扩张,跨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的阿拉斯加,成为有史以来唯一横跨欧亚北美三大陆的大帝国,争夺霸权的欧洲後起列强。

而此时,圣彼得堡的华丽辉煌也到达极致,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访问俄国後,对这个沙俄帝国无限度的奢华叹为观止,说“这位女皇是欧洲真正富有的女皇,她挥霍无度,到处花钱。她的纸币价值完全由她随意决定。”他一针见血指出,这种奢华是建立在奴隶的血汗上。他说,“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我们不敢像他们这样肆无忌惮。这里,人的生命和劳力不值钱。他们在沼泽地建公路,建港口、要塞和宫殿。国家不给劳役者一分一毫。他们毫无所有,却没有怨言。他们露宿在荒野中,经常忍饥挨饿。”他还不无嘲讽地说,在俄国“主人一声令下,奴隶俯首听命。”(《叶卡捷琳娜二世传》韦红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雄心勃勃地向外扩张,横徵暴敛,叶卡捷琳娜二世徵兵竟然高达一百二十万,但他们成就了俄国霸业的“俄国梦”却让人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两年前俄国一部歌颂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电视剧在中国上映,中国追捧崇拜俄国武则天的粉丝甚多。但也有人撰文尖锐指出,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两位铁腕沙皇执政,建功立业,俄国人民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收获更多的苦难,两位沙皇横徵暴敛,劳役过重,造成俄国农业歉收,人民营养不良,在这个时期,俄国人的平均身高大幅下降。在彼得大帝时代,俄国人的平均身高从1.653米下降到1.646米。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代,俄国人的身高进一步下降,从1.636米下降到1.609米。(写到此,我想,在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身高也一定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但不知有没有学者做过这类的研究。)

俄国专制的强大和民间社会的欠缺发育,导致了专制的极度权威和反抗者的激进暴力两端的极度对立,结果温和的中间道路行不通,理性的政治力量往往被两端激进的势力所挤压扼杀。俄国的近代史就在暴政和革命的两极端间大幅激烈摆动。“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被激进的民意党人暗杀是俄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大拐点,中国革命者心目中至浪漫至伟大的女英雄苏菲亚和她的革命同志的炸弹断送了良性改革的可能,已开始朝著历史正确的轨道转型的罗曼罗夫王朝被炸退回去,转趋反动。以血还血,以暴易暴,随後的1905年冬宫广场的大流血,以及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斯大林的极权专政就必然成了历史的宿命。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当暴力和狂热达到极致,物极必反,人们开始恢复常识和理性,脑袋冷静下来,反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刺杀他的女革命者苏菲亚的历史评价也就因此而逆转。後来的历史发展竟然昭示这些革命者的抛头颅洒热血全然是错误的选择。他们生前深信不疑的事业最後竟然被历史所扬弃。历史给当年那些以身相许人类进步事业的革命者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在参观溅血教堂时,我既同情不幸罹难的解放者沙皇,也同情勇於牺牲但却错误选择的苏菲亚,并再次体悟到,有一颗拯救世人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也会犯错误,热血沸腾下感受的崇高未必是真正的崇高,热血沸腾下做出的选择未必是正确的选择,在谋求救治社会良方的时候,我们永远需要冷静、倾听、深思和自我怀疑。

当我停留在圣彼得堡的短短几日,行色匆匆,竟然忘记了2017年就是苏俄十月革命的一百周年,因此倘佯流连的都是帝俄时代的遗迹。虽然那场惊天动地的红色革命的痕迹在圣彼得堡处处皆是,但今天的俄国人似乎是视而不见,他们好像想跳越过这一百年不堪的历史,将今天的俄国无缝衔接到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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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和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悲歌 ——读魏时煜的《胡风:诗人 2017-11-06 08:16:06

最近读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魏时煜所著的《北大三人行:中国知识分子三部曲》的胡风篇《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以下简称《胡风》)。这本书很厚,有800多页,我断断续续化了一个多月才读完。

胡风这个名字今天在中国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在中国五十年代初,胡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分子几乎是家喻户晓,因为当年全国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运动,而随之是全国范围的胡风分子大逮捕。我那时虽然还年幼,对逮捕胡风分子也有很惊心动魄的记忆。1955年一天深夜,我家邻居,成都一家照相馆的青年老板突然被公安带走了。抓人那个夜晚,全院子的人都被惊醒,大家隔著窗户无声地悄悄地向外张望,但没有人敢出去看个究竟。随後几天大家悄声低语议论著,说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那夜恐怖的场面,是我童年最初的记忆之一。

胡风是民国时代颇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人,左翼文人泰斗鲁迅的密友,左翼文学家七月派的领军人物,有“中国的别林斯基”之称号,曾经是中共上台之前最重要的文化统战拉拢对象之一。虽然胡风和他的左翼文学朋友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但却在中共建政後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中共1949年执政後首宗文字狱大案,也是中国近代最大宗文字狱集团案件。此案牵连很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100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逮捕入狱,62人被隔离审查,停职反省73人。但实际被株连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至少我那个邻居可能就没有算在官方的被捕人数中。胡风系狱24年,其案直到毛泽东死掉文革结束後的1980年才获得平反,蒙冤25载的大批受难者才得以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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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刚参加左联的胡风及妻子梅志。

我成年後,对於我那位邻居被当成胡风分子被抓捕曾百思不解,因为他与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现在读到魏时煜的《胡风》才恍然大悟。《胡风》书中说,胡风被捕後,公安部连夜抄胡风的家,把胡风所有的日记和信件抄走,然後按照日记和信件上的名字抓人。日记里提到一句话“接读者侯红鹅来信”,当局不知这个姓侯的是谁,竟然在全国发通缉令。原来这只是天津一位19岁刚中学毕业的少年,只是因为热爱文学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又被胡风在日记中提一句,最後竟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我童年时那位邻居大概也是如此乌龙地被牵涉进去。

魏时煜教授这本书写得相当扎实,下了很多功夫。10年前她和文革中惨死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女儿名导演彭小莲开始合作拍摄关於胡风案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用了6年时间采访了80多人,其中40多位是胡风案有关人士,包括胡风遗孀梅志、劫後馀生的胡风分子及胡风分子後人等,将胡风案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然後在纪录片拍摄的基础上写成这部分量不轻的著作,前後所化时间有十个寒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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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这本书不是胡风的个人传记,而是将胡风案放在上世纪中国政治动荡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文学家,这个左翼文学社群为何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左翼“理想社会”实现,新中国“时间开始了”之後竟至全军覆没的原因,层层解剖,欲找出其悲剧命运背後不可抗拒的时代逻辑。因此《胡风》一书从中国上世纪初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写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鲁迅、苏联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成立、随後的国共合作大革命直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

革命的风暴刮来,不满现实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胡风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1933年日本留学归来,投身到中共直接领导却让鲁迅出面当名义领袖的中共文化统战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风的悲剧已经开始。

中国上世纪初,社会动荡,西方各种思潮涌进中国,所谓左翼作家是指世界观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奉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诗人戏剧家们。但不论鲁迅还是胡风,他们虽然是左翼作家,鲁迅还被捧得很高,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但左联的工作实际是在中共党团书记周扬控制之下,是党说了算。鲁迅、胡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只能算共产党的同路人,相对於左联中党性很强的作家,如周扬等,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人格上较独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坚持自己而非中共官方的解释。他们和左联实际的掌权派周扬等“四条汉子”,即共产党的自家人矛盾很大,後来还发生两个文学口号之争。这就埋伏下他们後来挨整的伏线。

《胡风》一书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毛泽东的延安整风。魏时煜对延安整风很有研究,在这本书之前,她拍摄过有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冤案的纪录片,并出版《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一书。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整肃运动。这个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基本塑造了毛泽东统治时代极权专制的黑暗特性。但国统区的左翼文人胡风未经历延安整风,不知经过整风的中共解放区已是万马齐喑,不容任何异议和个性,而毛已成中国的革命教皇,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皇帝下旨,一锤定音,定下了不容讨论和质疑的未来中国的官方文艺方针政策,但胡风只是把毛讲话当成一家之言,仍坚持他自己那套作家 “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则是注定将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整肃而在劫难逃。

更要命的是,胡风还不是一个人对党离心离意,他居然还有一帮人,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以胡风为领袖,即或在党内已展开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们对胡风仍不离不弃。列宁政党强调铁的纪律,反对党中有党,人际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纵向关系和排除了个人友谊的革命同志关系,比如鲁迅和胡风在左联的对手周扬即“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丁玲语),因此党不能容忍胡风式的朋友抱团行为。《胡风》引用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回忆说,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在北京见冯雪峰,问起国统区文化界情况,特别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贾植芳告诉胡风“这是一个信号,就是毛已经在注意你们了,他就怕你们组织起来。”这就是为什麽反戈一击的胡风门生舒芜披露胡风和胡风分子的私下通信,那些信件中对文艺界党领导人周扬们的大不敬言论会激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马,将原定的“胡风反党集团”帽子突然上纲到敌我矛盾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结果一场同一马列意识形态内部的小小文艺理论之争和个人恩怨竟会演变成一宗天大的文字狱,最後让胡风和他的七月派文友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延安整风整肃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思想异端,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没有过这一关,相反因为要与国民党争夺思想文化言论阵地,中共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是统战拉拢政策。《胡风》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控制下的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创造社曾围攻鲁迅三年,但第一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处境困难,於是1929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下令停止攻击鲁迅,改为统战,遂有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诞生。但中共建政後已无统战的必要,思想专制开始,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需要补上思想整肃的震撼性教育。为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拿某人开刀,即杀人立威,因此没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会有李风反革命集团、王风反革命集团,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上述种种因素就成了第一个祭旗的最好靶子。魏时煜对此有大量时代背景的铺垫,在批胡风之同时,中共政权已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批武训,全国文艺整风,所有从旧中国来的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分子都要过严酷的思想改造关,人人自危,惴惴不安,中国知识界气氛极之恐怖,而胡风案的大逮捕更将这种人人恐惧的气氛推向了极致。制造恐惧是所有专制极权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法。

本是胡风好友的舒芜,对胡风的告密揭发,很多人解释或是舒芜品质问题或是基於他对党的事业的真诚信任,但我认为恐惧也起了很大作用。批胡风是先从批判舒芜阐述胡风文艺理论的一篇文章《论主观》开始,舒芜的脊梁最早被打断,屈辱降伏则是必然。

魏时煜在她这本书中一路追寻,从胡风文字狱大案,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对思想的迫害是一脉相承的。最讽刺的是当年参与整肃胡风集团的打手,周扬、夏衍、何其芳等,最後自己也在文革中遭到残酷的迫害。因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即或逃得了五十年代那一劫,也逃不掉反右、文革的劫难。

读这本书,胡风及其朋友们遭受的苦难是非常的悲惨,越读心情越沉重,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胡风和他大多数被牵连的朋友们,在残酷的迫害下仍然保住了他们真诚的友谊,他们的妻子仍然保住了对落难丈夫的爱情,至死不渝。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这也显示即使是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中的善和美就像压在大石下仍有生机的种子,永远不会被完全压垮。

胡风和他朋友们的悲剧是中国二十世纪左翼知识分子的悲歌。他们最後的悲惨命运,究其根本原因,竟然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斯大林式的极权政权实行思想恐怖统治的必然结果。

1949年前,中国的文化人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许清贫但一定有自由(自由只大小差异而已),《胡风》一书谈到,“1950年时,几乎所有作家都已经加入北京或地方作协,并在各种国家单位任职,工资从单位领取,住房和福利都由单位安排,”全部被国家管起来,因此“写作也要顺应党的需要,不能逆政治潮流而行。”稍有离经叛道,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胡风等个别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冷淡,暂时未分配工作,即惶惶不安,门庭冷落,如丧家之犬。

对此,胡适、徐志摩、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在中共上台之前已经看穿。徐志摩1925年游历莫斯科归来谈他对苏联的认识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他说,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储安平也说过,国民政府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

但左翼知识分子却以为中共革命後的中国会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批判现实精神很强的鲁迅认为革命成功後人人平等,人人有面包吃,还讥笑德国诗人海涅说诗人也不会享有特权,至於人的自由,鲁迅没有谈论,可能也无此预见。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强调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打圈,无法洞穿正是马列政权在扼杀自由,所以在毛泽东站上天安门城楼时,胡风写了那首可令他九泉之下含羞的歌德派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篇章《欢乐颂》歌颂独裁者毛泽东,胡风分子鲁煤说,写得“非常丰厚,没有哪一个,包括解放区的人,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那麽成功的。”但仅仅数月後,他这篇出色的歌德长诗就开始受到批判,最後是他歌颂的毛泽东将他打入反革命的地狱。舒芜一早放弃自我,既是因他的软弱和道德的缺失,也可能是他已比胡风更早明白了新政权与自由精神二者之间水火不相容,在这个政权下人是没有自由的,想自由鸣唱的诗人将被割断喉咙,於是他识时务地缴械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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