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万维读者为首页 万维读者网 -- 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关于万维
 
首  页 新  闻 论  坛 博  客 视  频 分类广告 购  物
搜索>> 发表日志 控制面板 个人相册 给我留言
帮助 退出
蔡詠梅的博客  
蔡詠梅,香港資深媒體人,作家。  
        http://blog.creaders.net/u/12355/ > 复制 > 收藏本页
我的网络日志
胡风和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悲歌 ——读魏时煜的《胡风:诗人 2017-11-06 08:16:06

最近读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魏时煜所著的《北大三人行:中国知识分子三部曲》的胡风篇《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以下简称《胡风》)。这本书很厚,有800多页,我断断续续化了一个多月才读完。

胡风这个名字今天在中国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在中国五十年代初,胡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分子几乎是家喻户晓,因为当年全国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运动,而随之是全国范围的胡风分子大逮捕。我那时虽然还年幼,对逮捕胡风分子也有很惊心动魄的记忆。1955年一天深夜,我家邻居,成都一家照相馆的青年老板突然被公安带走了。抓人那个夜晚,全院子的人都被惊醒,大家隔著窗户无声地悄悄地向外张望,但没有人敢出去看个究竟。随後几天大家悄声低语议论著,说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那夜恐怖的场面,是我童年最初的记忆之一。

胡风是民国时代颇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人,左翼文人泰斗鲁迅的密友,左翼文学家七月派的领军人物,有“中国的别林斯基”之称号,曾经是中共上台之前最重要的文化统战拉拢对象之一。虽然胡风和他的左翼文学朋友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但却在中共建政後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中共1949年执政後首宗文字狱大案,也是中国近代最大宗文字狱集团案件。此案牵连很广,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100人受株连,其中92人被逮捕入狱,62人被隔离审查,停职反省73人。但实际被株连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至少我那个邻居可能就没有算在官方的被捕人数中。胡风系狱24年,其案直到毛泽东死掉文革结束後的1980年才获得平反,蒙冤25载的大批受难者才得以见天日。

hufeng.jpg

1933年刚参加左联的胡风及妻子梅志。

我成年後,对於我那位邻居被当成胡风分子被抓捕曾百思不解,因为他与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现在读到魏时煜的《胡风》才恍然大悟。《胡风》书中说,胡风被捕後,公安部连夜抄胡风的家,把胡风所有的日记和信件抄走,然後按照日记和信件上的名字抓人。日记里提到一句话“接读者侯红鹅来信”,当局不知这个姓侯的是谁,竟然在全国发通缉令。原来这只是天津一位19岁刚中学毕业的少年,只是因为热爱文学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又被胡风在日记中提一句,最後竟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我童年时那位邻居大概也是如此乌龙地被牵涉进去。

魏时煜教授这本书写得相当扎实,下了很多功夫。10年前她和文革中惨死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女儿名导演彭小莲开始合作拍摄关於胡风案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用了6年时间采访了80多人,其中40多位是胡风案有关人士,包括胡风遗孀梅志、劫後馀生的胡风分子及胡风分子後人等,将胡风案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然後在纪录片拍摄的基础上写成这部分量不轻的著作,前後所化时间有十个寒璁。

hongri.jpg



但她这本书不是胡风的个人传记,而是将胡风案放在上世纪中国政治动荡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以胡风为领袖的七月派文学家,这个左翼文学社群为何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左翼“理想社会”实现,新中国“时间开始了”之後竟至全军覆没的原因,层层解剖,欲找出其悲剧命运背後不可抗拒的时代逻辑。因此《胡风》一书从中国上世纪初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写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鲁迅、苏联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成立、随後的国共合作大革命直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

革命的风暴刮来,不满现实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胡风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1933年日本留学归来,投身到中共直接领导却让鲁迅出面当名义领袖的中共文化统战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胡风的悲剧已经开始。

中国上世纪初,社会动荡,西方各种思潮涌进中国,所谓左翼作家是指世界观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奉信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诗人戏剧家们。但不论鲁迅还是胡风,他们虽然是左翼作家,鲁迅还被捧得很高,名义上是左联的领袖,但左联的工作实际是在中共党团书记周扬控制之下,是党说了算。鲁迅、胡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只能算共产党的同路人,相对於左联中党性很强的作家,如周扬等,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人格上较独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坚持自己而非中共官方的解释。他们和左联实际的掌权派周扬等“四条汉子”,即共产党的自家人矛盾很大,後来还发生两个文学口号之争。这就埋伏下他们後来挨整的伏线。

《胡风》一书用了很大篇幅介绍毛泽东的延安整风。魏时煜对延安整风很有研究,在这本书之前,她拍摄过有关延安整风时期王实味冤案的纪录片,并出版《王实味——文艺整风与思想改造》一书。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整肃运动。这个运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基本塑造了毛泽东统治时代极权专制的黑暗特性。但国统区的左翼文人胡风未经历延安整风,不知经过整风的中共解放区已是万马齐喑,不容任何异议和个性,而毛已成中国的革命教皇,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皇帝下旨,一锤定音,定下了不容讨论和质疑的未来中国的官方文艺方针政策,但胡风只是把毛讲话当成一家之言,仍坚持他自己那套作家 “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理论,则是注定将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整肃而在劫难逃。

更要命的是,胡风还不是一个人对党离心离意,他居然还有一帮人,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以胡风为领袖,即或在党内已展开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们对胡风仍不离不弃。列宁政党强调铁的纪律,反对党中有党,人际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纵向关系和排除了个人友谊的革命同志关系,比如鲁迅和胡风在左联的对手周扬即“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丁玲语),因此党不能容忍胡风式的朋友抱团行为。《胡风》引用胡风分子贾植芳的回忆说,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在北京见冯雪峰,问起国统区文化界情况,特别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贾植芳告诉胡风“这是一个信号,就是毛已经在注意你们了,他就怕你们组织起来。”这就是为什麽反戈一击的胡风门生舒芜披露胡风和胡风分子的私下通信,那些信件中对文艺界党领导人周扬们的大不敬言论会激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马,将原定的“胡风反党集团”帽子突然上纲到敌我矛盾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结果一场同一马列意识形态内部的小小文艺理论之争和个人恩怨竟会演变成一宗天大的文字狱,最後让胡风和他的七月派文友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延安整风整肃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思想异端,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没有过这一关,相反因为要与国民党争夺思想文化言论阵地,中共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是统战拉拢政策。《胡风》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控制下的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创造社曾围攻鲁迅三年,但第一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处境困难,於是1929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下令停止攻击鲁迅,改为统战,遂有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诞生。但中共建政後已无统战的必要,思想专制开始,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需要补上思想整肃的震撼性教育。为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拿某人开刀,即杀人立威,因此没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会有李风反革命集团、王风反革命集团,而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上述种种因素就成了第一个祭旗的最好靶子。魏时煜对此有大量时代背景的铺垫,在批胡风之同时,中共政权已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批武训,全国文艺整风,所有从旧中国来的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知识分子都要过严酷的思想改造关,人人自危,惴惴不安,中国知识界气氛极之恐怖,而胡风案的大逮捕更将这种人人恐惧的气氛推向了极致。制造恐惧是所有专制极权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法。

本是胡风好友的舒芜,对胡风的告密揭发,很多人解释或是舒芜品质问题或是基於他对党的事业的真诚信任,但我认为恐惧也起了很大作用。批胡风是先从批判舒芜阐述胡风文艺理论的一篇文章《论主观》开始,舒芜的脊梁最早被打断,屈辱降伏则是必然。

魏时煜在她这本书中一路追寻,从胡风文字狱大案,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对思想的迫害是一脉相承的。最讽刺的是当年参与整肃胡风集团的打手,周扬、夏衍、何其芳等,最後自己也在文革中遭到残酷的迫害。因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即或逃得了五十年代那一劫,也逃不掉反右、文革的劫难。

读这本书,胡风及其朋友们遭受的苦难是非常的悲惨,越读心情越沉重,唯一感到安慰的是胡风和他大多数被牵连的朋友们,在残酷的迫害下仍然保住了他们真诚的友谊,他们的妻子仍然保住了对落难丈夫的爱情,至死不渝。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这也显示即使是最黑暗的时代,人性中的善和美就像压在大石下仍有生机的种子,永远不会被完全压垮。

胡风和他朋友们的悲剧是中国二十世纪左翼知识分子的悲歌。他们最後的悲惨命运,究其根本原因,竟然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斯大林式的极权政权实行思想恐怖统治的必然结果。

1949年前,中国的文化人都是自由职业者,或许清贫但一定有自由(自由只大小差异而已),《胡风》一书谈到,“1950年时,几乎所有作家都已经加入北京或地方作协,并在各种国家单位任职,工资从单位领取,住房和福利都由单位安排,”全部被国家管起来,因此“写作也要顺应党的需要,不能逆政治潮流而行。”稍有离经叛道,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胡风等个别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冷淡,暂时未分配工作,即惶惶不安,门庭冷落,如丧家之犬。

对此,胡适、徐志摩、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在中共上台之前已经看穿。徐志摩1925年游历莫斯科归来谈他对苏联的认识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他说,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储安平也说过,国民政府治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

但左翼知识分子却以为中共革命後的中国会是一个真正的新中国,批判现实精神很强的鲁迅认为革命成功後人人平等,人人有面包吃,还讥笑德国诗人海涅说诗人也不会享有特权,至於人的自由,鲁迅没有谈论,可能也无此预见。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强调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打圈,无法洞穿正是马列政权在扼杀自由,所以在毛泽东站上天安门城楼时,胡风写了那首可令他九泉之下含羞的歌德派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一篇章《欢乐颂》歌颂独裁者毛泽东,胡风分子鲁煤说,写得“非常丰厚,没有哪一个,包括解放区的人,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那麽成功的。”但仅仅数月後,他这篇出色的歌德长诗就开始受到批判,最後是他歌颂的毛泽东将他打入反革命的地狱。舒芜一早放弃自我,既是因他的软弱和道德的缺失,也可能是他已比胡风更早明白了新政权与自由精神二者之间水火不相容,在这个政权下人是没有自由的,想自由鸣唱的诗人将被割断喉咙,於是他识时务地缴械投降了。

 








浏览(1865) (26) 评论(9)
发表评论
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 2017-10-11 00:34:26



唐丹鸿和桑杰嘉在印度采访

2008年314拉萨事件之後,藏人受到空前打压,中国大汉族民族主义的愤青也对藏人喊打喊杀。那时我和海外一些朋友都很愤怒,我第一次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群组Support Tibetan People,呼吁面书网友声援遭受镇压的藏人,向拉萨方面的当政者打电话抗议,我自己也亲自打了两个电话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向那些围剿藏人的中国愤青开火,文字辛辣无比,给我印象极深,特别是如下几句:

你们这些喊打喊杀的秦始皇的後代,你们就是以强凌弱的沙文主义者,你们就是躲在枪炮後面鼓动朝受害者开枪的狐假虎威者,你们这些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你们这些在「先进」的凌迟文化、宫刑文化中沾沾自喜的嗜血狂,你们这些挥动「爱国」旗子宣洩变态荷尔蒙的败类,我鄙视你们。如果你们是汉人,我以与你们同族为耻。

唐丹鸿:孜孜不倦的藏人口述历史工作者

作者是唐丹鸿,因此文章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随即发现她是我推特上的一位网友,其实早已读过她在推特上的文字,只是名字没有记住。这位笔锋辛辣的作者是一位女诗人,很巧的是还是我的同乡,曾在我家乡成都开办了第一家纯学术书店和文化沙龙——卡夫卡书店。不过写这篇文章时,女诗人已远嫁到以色列。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我结识了丹鸿,2010年复活节及次年春节两游以色列,在特拉维夫,都住在丹鸿的家里,受到她和她夫君大卫的热情接待。

我第一次游历以色列时获悉丹鸿在做藏人口述历史工作,已去过一次印度的藏人定居社区采访。就在我离开以色列後的这年夏天,丹鸿利用璁假时间冒著酷热再到印度遍访藏人聚居地。次年春节我又到以色列时,她此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合作者、流亡政府的青年工作人员桑杰嘉正住在丹鸿家中,帮助她翻译访问稿。更巧的是,桑杰嘉我也认识,2003年7月我到达兰萨拉采访,他曾热情接待我,为我做翻译。

我知道丹鸿这本书写的很辛苦,她是两个幼儿的母亲,在忙於操持家务之时,还在特拉维夫大学教中文,只能在百忙中抽空整理访问稿、查核资料、撰写注解,从采访到成书,历时五年。在此期间,她曾把整理出来的访问稿陆陆续续发表到网上,而全书则直到2015年底才在台湾正式出版。

丹鸿和桑杰嘉的《翻身乱世》是一部藏人的口述历史,是从普通藏人的视角回忆中共一九四九年挥军入藏後整个西藏地区遭遇的大动荡这个时代,丹鸿这本书共访问了十一位流亡藏人,内容主要是中共入侵西藏前後他们及其家族的经历和变迁,读来是声声泪,字字血,有好几次因太过悲惨我不禁流泪掩卷叹息。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建立极权政权後,以军事征服者的姿态占领西藏,强行要在这个佛教国土复制中国式共产极权社会,大搞残酷的阶级斗争,并有计划地摧毁藏民族精神赖以安身立命的佛教文化,结果给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带来千年未有之大灾难。据各方估计,当时人口三百四十万的藏人中估计至少五六十万,最高可能达一百二十万(西藏流亡政府估计)死於中共的屠杀、监禁、批斗迫害和毛泽东大饥荒(在中国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中,有三千到四千万人饿死,西藏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个非正常死亡数按最低估计也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对於一个人口如此之小的民族,这实际是一场种族灭绝。

藏人悲惨的反抗故事

在中共建立极权政权後,在其统治的疆域中,只有藏民族敢於反抗,但其命运也特别可歌可泣。丹鸿访问的藏人都是当年抗击中国入侵及反抗阶级斗争暴政的西藏三区游击队员。他们当年奋起反抗,面对武装到牙齿,人数远远压倒他们的中共大军,明知打不赢,仍然勇敢地以弱抗强,以小敌众,视死如归,犹如飞蛾扑火,惨烈而又悲壮。在这场力量极之悬殊的反抗中,不少村落和家族因为集体逃亡和集体反抗惨遭解放军杀害剿绝。有些则只是因为要逃离家乡而被解放军追杀殆尽。这些流亡者都是这一历史惨剧的见证人。其中一位受访者回忆说:

藏人逃亡的一路上,都有这样的雪巴(藏人基层自治社区的音译,中文一般翻译为部落,丹鸿认为这个翻译有歧视成分)。特别是波密和加拉班巴等地。有大量妇女儿童被屠杀。在波密,有个雪巴与解放军遭遇打了一天,死了二百多人,包括女人和小孩,只有十几个人逃脱。在挫鄂让湖边,有一个母亲,用绳子把六个孩子套在脖子上连在一起,把自己也绑在一起,跳湖自杀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跑、跑、跑,跑到湖边无处可逃。妈妈想到若自己死後,孩子会更惨,所以只好这样自杀。

其中几位受访者,八十年代得以回藏探亲,但他们早年的家乡经历「平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已蹂躏得疮痍遍地,家乡已面目全非,留在家乡的亲人有的死在中共狱中,有的被饿死,劫後馀生的面容憔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有一位生於西藏康区(现四川甘孜炉霍县)的前西藏游击队员彭措,他逃亡印度後,母亲和姐姐在一九六一年饿死,父亲被抓走,两个幼弟流浪到父亲关押的监狱附近,靠行乞为父亲送食物,但父亲最终在监狱因饥饿全身浮肿死亡。一九八二年彭措回乡探亲,下车後见到仅存的亲人,「脸色黝黑,身体瘦如木柴。」大家拥抱在一起痛哭,「哭得晕了过去。」「司机停下车来,问出了什麽事。旁人说他们是家人,分离二十多年後初次团圆,而且家里没剩下几口人了,车上的中国人们听了也流下泪来。」

藏民族所遭受的这场千古劫难,中国官方话语中谓之曰「解放西藏」「民主改革」 、「农奴翻身做主人」、「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全是堂皇美丽和幸福的字眼。但藏人民间的历史叙述则称普遍之为「世时翻转」 ,因为中共的所谓「解放」实际是一场把西藏整个社会从人间变为地狱的大翻转。丹鸿书名叫「翻身乱世」,翻身是中共的美丽谎言,「乱世」是真实的描述,丹鸿嘲讽地把本来完全对立的用词嫁接起在一起,就是要凸显中共话语的荒谬及揭示西藏现实的严酷,突显这个翻转为藏人带来的不是中共所谓的翻身幸福,而是遭逢变乱的空前苦痛。

平叛总指挥彭德怀下令轰炸康区死人上千

对於发生在西藏的这一场种族灭绝,历史不会遗忘。纳粹屠杀犹太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已为历史定论。现在乌克兰也要求将苏联时代因为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几百万人饿死而定性为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藏人遭受的种族灭绝也应该要求历史的公道。对参与种族灭绝的责任者应与以历史审判。被毛泽东迫害死的中共元帅彭德怀,他作为中共国防部长是西藏「剿匪」、「平叛」的最高总指挥,曾下令用轰炸机轰炸康区的理塘寺和桑披寺,造成藏人僧侣上千死亡,藏人文化瑰宝理塘寺和桑披寺被炸成废墟。彭德怀後来的下场令人同情,但无论如何,他这个轰炸命令是对人类的犯罪,无法用後来反对毛泽东大跃进的正义行为给以抵消。

中共大军入侵西藏,强行在一个佛教民族中横暴推行血腥残酷的阶级斗争,就像当年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一样,青藏高原的住民有权用枪捍卫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有权用枪对付闯入自己家门的入侵者,他们有反抗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中共说他们是「叛匪」,这些当年的游击队员在访问中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在对抗侵略者,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西藏和自己的民族,因此他们不是叛匪。我认为他们不但不是叛匪,他们是西藏的民族英雄。有一天西藏获得自由,战死的英雄会进入藏民族的忠烈祠。

战争是残酷的,侥幸活过战争的西藏游击队员,他们有反抗侵略的正当性,而且是在战场上杀敌人,但他们因为是佛教徒,晚年时候大都对自己当年的杀解放军、杀共产中国人表达了忏悔,说被杀的中国人也是父母所生,杀人就是「造了罪孽」,表现出全民信佛的藏民族的善良和对人类生命的珍惜。但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共政权依然邪恶如昔。藏民族的土地、他们的民族身份、文化、传统和信仰仍然还在在外来政权的铁蹄下挣扎和呻吟著,藏人面前依然是无边的苦海和绝望。

共产党政权在中国的诞生,虽然有国际原因,但当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纷纷投奔共产革命,助纣为虐,这场劫难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自作孽不可活,但用暴力将共产主义祸水强行引入全民信佛的西藏,则应该是我们中国整体民族的罪孽,藏人完全是牺牲品。读丹鸿和桑杰嘉这本书,面对藏人的善良和苦难,作为一个中国人,岂会没有丝毫的内疚和自愧?

因为汉民族的天下观和大一统意识,中国的历史观是中原为主的天朝史观、大中国史观,其对历史的记载和解读与边缘区域或他民族的历史观必然存在冲突。譬如中英鸦片战争,在大中国历史中是一次丧权辱国的惨败,是中国的国耻,但在香港,对此历史事件却有不同认知。我记得读过一位专栏作家文章说,有次大陆国产片《林则徐》在香港上演,他在电影院听到一场父子对话。

儿子:林则徐是什麽人?

父亲:他是香港的恩人。

儿子:为什麽?

父亲:他搞出个鸦片战争,中国打败了,就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但这样的历史认知不会反应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和解释中。

由於持华夏中心历史观的汉人非常重视历史的书写和解读,但与华夏民族相交往的其他民族则不太重视历史,结果造成了双方历史叙述的严重不对等,也使得历史的真相可能被强势的华夏历史观所消融。 

天朝史观垄断西藏历史的话语权

我第一次意识到此,是在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事件发生後。为搞清楚新疆是否自古以来属於中国,我去查了一些史料,发现有关古代西域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中国的史籍,古西域国家自己却很少史料留下来,而中国史书的叙述则是帝国中心意识。比如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编制的唐朝版图疆域大得吓死人,最北到今天苏联的贝加尔湖以北,最西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整个西域都在中国版图中,其基本依据是唐朝在西域实行唐王朝的行政区划,对原西域各王国君主封以唐朝官职。但我接著发现,在所谓唐朝统治西域的一百四十年中,所谓的行政区划和唐官制度在西域一些国家实际是虚的,各国原国王虽然接受了唐朝封的官名,但权力皆世代相传,并不需唐朝另立,他们保有自己的独立军队,内政不受唐帝国干涉,而且除朝贡,亦不向唐帝国缴税。唐朝对西域是否实行了国家性质的有效统治,是完全令人怀疑的。我个人倾向於认为西域众多王国仍然保有自己的国土主权,对长安的唐王朝仅为一种藩属朝贡关系,很像苏联时代的东欧卫星国与苏联的关系一样。

唐帝国因为给对方一点虚职就声称已把对方纳入其疆域,颇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至於当年的西域各国又如何的看待他们与唐帝国的关系,是否承认唐王朝拥有对他们的宗主权,或接受封号只是敷衍强大的对方以获得疆土的安全,因为没有自己的历史叙述 ,不得而知,其历史书写和解释权就被汉民族垄断了,结果就造成历史叙述的一边倒。

在西藏中国交往历史中,这个历史叙述的不对等同样相当严重。之前一位流亡藏人即向我抱怨说,全民信佛的藏人太不重视自己的历史,结果给机会於中国方面大作文章,随意涂改历史的真实性。丹鸿和桑杰嘉的《翻身乱世》通过对藏人口述历史的记载,就是要对抗中国对中藏关系历史叙说的垄断,为藏人争回历史的话语权。

在《翻身乱世》中这些接受采访的流亡藏人,明确表达出藏人绝不接受大中华的国族认同。他们都指出,在中共大军入侵西藏之前,藏人早已普遍流行「博是博,加是加」(西藏是西藏,中国是中国的说法)的说法。现今西藏自治区和东部的四省藏区原为统一的西藏,在藏人自吐蕃王朝以来千年历史的领土描述中,西藏三区(现今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疆域是一个整体。但大一统中国的历史叙述,不但捏造西藏自古以来属於中国的伪史,并将四省藏区从统一的西藏疆域割裂出来,而且还对藏人社会和文化作歧视性的语言建构,利用一些特定的名词,将西藏安多和康区已有国家组织形态的社会贬低为原始落後的部落社会,比如将藏人自治社会的领袖翻译为头人、土司等。丹鸿在书中说:「中国人(汉)要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却将藏人和中原周边的民族视为不具国家意识的、政权概念淡漠的原始部落」。

而不幸的是,当今藏人在书写历史时,也会无意地使用这些词语。为此之故,丹鸿和桑杰嘉对受访者口述的翻译,特意避免汉语中约定俗成但带有歧视性的藏人政治区域名词及地方领袖职称,以藏语音译来取代。比如西藏康区臣属於西藏政府的一些自治王国,中文翻译为部落,其领袖藏人称之为「杰布」,在藏语中意思是「王」,但中文译为「土司」,即中国朝廷任命的土官。丹鸿和桑杰嘉认为,使用土司这个译法是将中国权力附加在这个职称上,因此他们选择采用音译「杰布」。藏人基层自治社会,两位作者音译为「雪巴」,不采用中文的「部落」一词。对於丹鸿和桑杰嘉这种去大中国化的翻译尝试,我很认同,这不但是还原历史真相,也维护了藏民族的尊严。但对於这些名词,



浏览(971) (5) 评论(3)
发表评论
深入中国当代黑暗史的死角 读袁凌的《秦城国史——中共第 2017-09-22 01:02:18

1991年6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说,毛泽东那位臭名昭著的夫人江青在保外就医之间已於21天前(即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该报导还说,江青早在1984年5月4日已保外就医,没有住在监狱中。由於新华社的权威性,江青死於监外她的居所为很多人所接受。美国著名汉学家谭若思(Ross Terrill)中文翻译本的《江青大传》更指江青保释後在北京酒仙桥监视居住,後在公安部医院上吊自杀。

但上述说法是误导。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秦城国史——中共第一监狱史话》引用亲自监管江青的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何殿奎的话披露说,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她是死在秦城,而且也不是上吊自杀,是服安眠药而死。

 

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何殿奎。网络照片

中国的秦城监狱,是1958年苏联援助中共兴建的公安部直属监狱和看守所,专门关押中共顶级高官和重要政治犯,是中共极权政制的象徵标记。第一批犯人是所谓战犯,即国共内战被俘的国军将领,如黄维、康泽等。文革後关押过魏京生、鲍彤等政治犯和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刘晓波等,而在这之间长达三十年间关押的主要还是权力斗争中失败被整肃的中共党政要员,前期有潘汉年、饶漱石、胡风等,到文革时达到关押高峰,走资派和文革派纷纷被投入这所中国的巴士底监狱。最新是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等等。

秦城的历史就是中共宫廷残酷斗争的血腥史,也是一个见不得光的黑暗史。

 


这座极权政权堡垒,阴森而又神秘,至今仍然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神秘之地。虽然已有监管人员和不少的前囚徒回忆秦城,但只是点点滴滴。大陆历史研究者袁凌的《秦城国史》全面揭开了这个黑暗堡垒。作者访问过不少当事人,还亲到现场踩点。在他的挖掘下,不但秦城历史绞肉机角色现形,也挖掘出不少荒诞的逸闻。那些整人的和被整的轮番被关进秦城,前第一夫人王光美才走出秦城,而整过她的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又被关进了秦城的牢房。牢房永在,进进出出牢房的囚犯角色则在不停的转换,在在彰显出中共权力斗争残酷的丛林法则,身在高位的也朝不保夕。好一些红色显贵在秦城的角色错综复杂今人看来是匪夷所思。比如负责修建秦城监狱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批准监狱财政预算的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两人在文革中被关进了自己负责建造的监狱,吃尽苦头後不禁後悔当初为何不多花点钱把监狱建好一些。荒诞如此,作者袁凌称犹如卡夫卡式的预言。

 

 《秦城国史——中共第一监狱史话》封底──秦城监狱鸟瞰图。

有时红色权贵的种种恩怨情仇最後也会师在秦城。书中提到当年延安有位红色老外美国人李敦白,在延安见到了投奔革命而来的叶剑英的秘书王光美。当时男未婚,女未嫁,中共的国际友人马海德的妻子苏菲从中撮合两人约会,李敦白请王光美吃了一餐饭,王光美又回请了一次,但最终两人没有成事,因为李敦白当时非常迷恋延安大美人孙维世。试想,若当初李王两人相亲有了结果,就不会有王光美後来下嫁国家主席刘少奇这回事了。到文革,李敦白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则被打倒,但不旋踵,两人先後被关进秦城,包括那位让李迷恋但没有追求到的红色公主孙维世。世事无常,看似巧合,但根本上还是共产红色革命的不断内斗自我吞噬特性的常态,不是什麽新鲜事物。

 

斯大林的大清洗、北韩金家王朝血腥的宫廷残杀,赤柬在临奔溃前夕的垂死内斗,与毛时代和後毛时代的残酷内斗同出一辙。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内在性。列宁主义政党与黑社会颇相似,领袖或黑社会大佬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必须不断的在内部进行清洗,不断流血,直到崩溃为止。最近有国安背景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大爆中共高层贪腐内幕,震惊海内外,实际就是中共一场围绕权力争夺的残酷内斗的爆发。习近平想效法毛泽东,走毛泽东终身独裁之路,必然会将中共内部权力的恶斗激化到最後不可收拾的地步。且拭目以待。

 








浏览(2133) (26) 评论(1)
发表评论
总共有37条信息 当前为第 1/13页 首页 上页 下页 尾页 跳转到:
 
关于本站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导航 | 隐私保护
Copyright (C) 1998-2017. CyberMedia Network /Creaders.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