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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詠梅的博客  
蔡詠梅,香港資深媒體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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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周恩來姻親馬士杰之死和弟婦馬順宜的全球控訴 2018-02-01 03:56:11


1956年5月13日香港《華僑日報》報導周恩來弟婦馬順宜(左)途徑香港飛比利時參加聯合國反集中營特別委員會法庭,作證控訴周恩來和中共滅絕人性。此照片攝於香港啟德機場。


我在撰寫披露周恩來為同性戀的《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一書時,發現周恩來家世中,有一宗家族糾紛值得一談,因為這宗家務糾紛不但能反映中共革命時代的殘酷和滅絕人性,也可以對周恩來複雜的人生多一重透視。


這個事件就是周恩來姻親馬士杰之死。馬士杰之死引起的非議和譴責使得其家族發生分裂和對立,其弟婦出走台灣,全世界控訴中共和周恩來,使得周恩來深受困擾。周恩來生前對此耿耿於懷,其侄子周爾鎏受周恩來生前所託,近年專門撰文為周恩來作出澄清。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也移居到南京梅園新村中共辦事處,並常往中共駐滬辦事處辦事。英國記者迪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說,這時周恩來見到了他在上海和南京的親戚。有個“弟媳的父親碰到了麻煩,家鄉的共產黨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親屬於整治的對象,他們要求周在這件事上幫幫忙,但周卻無動於衷。經過幾次不成功的請求,弟媳終於與她的父親見上一面,她回來後說,他的臨終願望就是要她不要再見周家的人。極度悲傷的弟媳和嬸嬸一起怒衝衝地闖入周的辦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們對他的無情和對共產黨的憤怒的斥責。”


這個弟媳就是他堂弟周恩霔(周恩來二伯父周貽康之子)的妻子馬順宜,遭到麻煩的是她父親、即江蘇高郵縣著名士紳馬士杰。馬士杰是前清遺老,民國著名文人,在民國時代歷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司長,吆庸こ叹挚傓k等職,並在家鄉高郵興辦實業,開設典當、錢莊、貨號,並有大量田產,為高郵縣首富。因抗戰時立場較傾向中共,曾被中共視為開明紳士。1945年年底高郵縣被中共“解放”,1946年初中共在蘇北解放區開始土改,這位開明紳士馬士杰受到衝擊。因此女兒馬順宜向當了中共大官的堂兄周恩來求助。迪克‧威爾遜書中提到的嬸嬸是周恩來的二伯父周貽康的遺孀程貞儀,即周恩霔生母。


馬士杰卒於1946年8月,因死在土改期間,他的死因就不免引起猜疑。大陸現一些公開資料說馬士杰是患病去世。而馬順宜則聲稱父親在土改中被中共迫害而死。當時周恩來堂弟周恩霔在周恩來安排下,在江蘇鹽城的蘇皖邊區政府的軍部工作,是蘇北中共政權的新貴,馬順宜曾求助丈夫和堂兄周恩來,周恩霔避而不見,而周恩來也拒絕援手。


周恩來兄弟此舉在馬家看來是忘恩負義。因為抗戰爆發後,為逃避戰火,居住在上海的二伯母程貞儀帶著家人到高郵投靠媳婦馬順宜娘家,寄居馬士杰大宅,受到馬家庇護,周爾鎏後來也從上海來到高郵住在馬家。因此馬士杰是有恩於周家。馬順宜為此悲憤異常,因此與丈夫離婚,並將丈夫與前妻生的孩子周爾鎏趕出了馬家。


馬順宜生於1911年,畢業於江蘇光華大學經濟系,是經馬士杰的至交黃炎培介紹與周恩霔結婚,生有二子一女。她親生的長子周爾均現是中共退休少將,妻子鄧在軍為央視導演。周爾鎏則是周恩霔與前妻蔡慶榮所生,馬順宜是他的繼母。在周恩來的子侄輩中他是地位最顯赫的,曾任中聯部、對外文委(文化部)司局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國文化參贊等。在周恩來生前曾多次陪同周恩來接見外賓,但外人不知他與周恩來的親屬關係。因周恩來排行為七,他稱之為七爸,2014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我的七爸周恩來》,其中一個章節就是談馬士杰之死。

1974年周恩來和江青接見澳洲共黨主席希爾,周爾鎏(後排右二)剛好站在周恩來後面。此照片發布後引起鄧穎超的不安,埋怨侄子周爾鎏不小心,恐被人知道兩人的親屬關係。(照片來自《我的七爸周恩來》。

馬順宜在中共上台的1949年帶著女兒周爾美和幼子馬瑞宜避秦去了台灣,次年即發表一書《逃出了赤色的家庭--周恩來弟媳的控訴》,控訴中共的殘暴和中共黨人滅絕人性六親不認,並環繞台灣發表控訴演講。1956年5月曾赴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出席國際反集中營委員會特別法庭,作證指控共產黨反人道罪行,過境香港時曾接受香港媒體採訪。


馬順宜單身一人含辛茹苦養大子女,1973年隨幼子馬瑞宜遷居美國南加州。馬順宜很長壽,竟活到一百多歲,2013年以102歲的超高齡獲得親台灣的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的好媽媽獎。其子終身未婚,事母至孝。美籍華人學者許芥昱上世紀六十年代寫周恩來傳記,曾訪問過馬順宜。

1939年周爾鎏和同父異母妹妹周爾美。周爾美1949年隨母親去了台灣。(照片來自《我的七爸周恩來》)。

當年因為馬順宜以周恩來弟媳身份的血淚控訴,加之馬士杰的名氣。這一鬧,確實給周恩來形象很大傷害,周恩來夫婦為之相當困擾,因此希望他的侄子能夠找機會為他澄清。周爾鎏在《我的七爸周恩來》書中說:
“七爸生前還數次對我提到馬老不是一般的清末遺老,而是堅持留在解放區的少數開明士紳之一,他一生追求進步,務求做到「立德、立言、立功」、「有益於人,有利於世」,涉及其平生業績的史料因此不可隨意湮沒。同時,七爸還指出有人在國際上惡意憑空造謠,並且行諸文字,廣泛傳播,甚至一度陳列到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妄稱馬先生是為周恩來、周恩霔兄弟兩人所迫害致死。這雖是荒唐不稽之談,完全不符合事實,但其惡劣的國內外誤解和影響則不可漠然處之,七爸希望我也能對此重視並配合做些工作。”
周恩來所指的有人就是曾經的弟婦馬順宜。


    按馬順宜赴台灣後的控訴。1945年11月19日高郵縣“陷共”(周爾鎏這一方稱為“解放”)後,馬士杰作為當地大地主受到清算,一日數次家中被搜查。次年土改5月馬士杰被拉去批鬥,因已81歲高齡,是女兒馬順宜代替老父上批鬥會,並代父坐牢幾個月,其間曾被押著遊街示眾,還遭到毆打。馬順宜出獄次日,十幾個共幹上門要押走馬士杰,馬家全家跪地痛哭哀求,但不能免。馬士杰和全家人十三口被捆綁毆打,馬士杰數度昏死過去。隨後馬順宜與父親被帶走關押,兩人曾陪過殺場。馬順宜獲釋後即同她的公婆程儀貞(周恩來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園找到周恩來,因為周恩來拒絕援助,婆媳二人衝進周恩來的辦公室憤怒指罵周恩來。


    馬順宜說,她從南京回到高郵時父親已獲釋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兩天後即含恨辭世。死前遺言要女兒不要相信共產黨,不要與共產黨合作。


   《周恩來傳》作者迪克‧威爾遜有關此事件的報導,即源自對寓居美國的馬順宜的採訪。迪克‧威爾遜後來採訪周爾鎏,周爾鎏說繼母馬順宜的說法不可信,因為馬是反共的。
周爾鎏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馬士杰之死是完全不同的解釋。他說,高郵1945年底被中共“解放”後,大批蘇北解放區難民逃亡到上海,基於對周恩來和共產黨的信任,馬士杰不顧家人親屬好友再三勸告,留在了解放區。馬士杰是開明紳士,支持中共土改,由當地中共政府安排人力車前往高郵縣中的禮堂辦理土改手續,上交了田契等物。當時作為馬士杰外孫的周爾鎏跟隨馬老前往,他看見“政府的幹部對他很客氣,還派人專人送他回家。”


至於馬士杰之死,周爾鎏說,是由於國軍派飛機轟炸中共佔領區,馬士杰雖然事先躲避空襲轉移到家中西花廳,但住家後花園被夷為平地,因年邁體弱,不勝驚恐,不久就在家中過世。但這非周爾鎏親自所見,是聽馬士杰的一個兒子所說。周爾鎏說,當時周恩來和周恩霔兩人分別在南京和鹽城,不了解馬士杰之死,指責馬順宜所說馬老被迫害致死,“純係一派胡言。”


不過,據周爾鎏自己說,馬順宜確實是為父親在土改中的處境到處找人求援,與馬士杰相知很深的朋友黃炎培曾多次為馬說項,並從南京交來馬順宜的求助信,周恩來收到後,轉交給蘇浙二分區的惠浴宇(按,當時中共蘇浙二分區及四分區專員),“要求當地人民政府按照對待開明士紳的政策來關心照顧馬老本人及其家庭。”周爾鎏還提到他1946年到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單獨見他的七爸,周恩來很詳細地問了馬士杰的處境,以及周恩霔與馬順宜夫婦間的關係。


這至少說明,馬士杰確實遭到了麻煩,否則馬順宜不會找到黃炎培求助,而黃炎培也不會多次向周恩來要求幫忙,周恩來也不會把馬順宜的信轉交給當地中共領導人惠浴宇,要求將馬士杰作為開明士紳處理。


而且周爾鎏所說馬士杰之死真相有很大漏洞。我查了高郵縣縣志,國民黨空襲高郵是在1946年1月上旬,即中共剛“解放”高郵之後及國共雙方達成“雙十協定”之前,那時蘇北土改還未展開。相對後來土改的衝擊,馬士杰家花園被炸實在算不了一件致命大事,何況馬士杰半年多後才“不勝驚恐”而死。而且高郵被空襲也不是第一次。抗戰期間高郵縣城被日軍轟炸過整整五次,馬士杰應該已是見慣不驚了,哪能為一次空襲而在半年後“不勝驚恐”而死?


另外,1946年春中共在蘇北地區大規模展開的土改,也絕非周爾鎏所說的那樣溫和,而這場土改更沒有什麼“保護開明士紳”,馬士杰去繳田契是為大勢所迫,絕非心甘情願。


抗戰時中共為擴大地盤,採用了一個稱為三三制的統一戰線政策,在其控制地區的各級政府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所謂的左派進步分子,及包括開明紳士在內的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但事過境遷,中共一旦掌握政權,三三制隨即取消,曾加入中共政府的所謂開明紳士在土改中全部受到衝擊。


研究蘇北土改的南京大學歷史教授劉握宇在他的論文《第二次國共戰爭時期的還鄉團》指出,1946年春開始的蘇北土改,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財產被分光,有的地主甚至淪為乞丐,大批地主逃亡。不少加入中共三三制的開明紳士成了被批鬥和管制的對象,而且鬥爭和管制的方式讓他們感到羞辱和恐懼。


周爾鎏的書中也提到蘇北解放區的土改導致大批難民湧入上海,他們向聯合國的難民委員會求助,對中共形象非常不利。共產黨指責是國民黨挑動。當時馬士杰的一個兒子馬家駪在難民委員會工作,周恩來還親自前往馬家,希望代表中共作出解釋,將難民披露的土改真相說成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根據劉握宇教授的研究,蘇北土改實際非常殘酷恐怖。他說,對地主鬥爭的方式主要有“開鬥爭會、遊街戴高帽子,規定地主富農沒有公民權,並做上記號以示識別(如剃半邊頭、穿紅背心、掛布條等);此外,各村還成立管理小組,通過釘鐐或聯保的方式對地主實施人身管制:走路沒有自由,不能參加任何會議,不准早起晚歸,不能與其他地主通話等等。更為激烈的做法是,開會鬥爭動輒對被鬥者實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問題上打死人事情,全華中可能已有上萬的數目”。


試想,即或馬士杰曾經是開明紳士,即或他本人未受到直接批鬥或羞辱,作為高郵的首富,工商業資本家兼大地主,難道他會感到與己不關,自己可以安然度過這場暴風雨嗎?在如此血腥恐怖的情景下,他會是發自內心愉悅地支持土改主動上繳田契嗎?年邁體弱的馬士杰老人驚恐而死,原因到底是七個月之前的後花園被空襲夷平,還是他親眼目睹的這一場狂暴的腥風血雨,或如馬順宜所說是直接遭到殘酷迫害,被關押受盡羞辱折磨?任何只要有普通理性和常識的人都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馬士杰應該是被中共土改逼死的。


馬家子孫告訴周爾鎏,馬士杰是因國民黨空襲夷平馬家花園驚恐而死,如果是在中共建政之後說的話,那不過是違心的謊言。因為在毛澤東時代,這樣說,既保護了馬士杰,避免了對抗土改的罪名,也給仍然生活在中共治下的後人減少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煩。


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馬順宜的說法顯然比周爾鎏要可信得多,幾乎可以肯定馬士杰是死於中共土改。周爾鎏和周爾均兩兄弟也是在蘇北土改的1946年離開高郵回到上海,恐怕也是為了躲避土改。當然周爾鎏書中是另有解釋。


有關馬士杰之死的第二個問題是,馬士杰土改面臨滅頂之災時,周恩來有沒有伸出援手?
馬順宜指責周恩來兄弟忘恩負義,泯滅親情。而周爾鎏則說,周恩來將從黃炎培轉來的馬順宜的信轉交給惠浴宇,並請以開明紳士對待馬士杰,是幫了的。可能性為二。一是周恩來說的是謊言,他實際沒有幫忙關說。另一個可能是周恩來為幫馬士杰寫了條子給惠浴宇,但沒有讓馬順宜知道,以致馬認為周恩來不顧親情。我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因為馬順宜回到高郵時,馬士杰已獲釋回家。周恩來沒有告訴馬順宜他私下為馬老做了一點小小的關說,可能是怕張揚出去被指責喪失了革命立場。


周爾鎏的回憶錄指出,當時他參加中共第二野戰軍南下“解放”西南地區,鄧小平向南下幹部做報告,要求過好三關,其中一關就是“土改關”。他說中共隊伍中出生“地富家庭”的青年知識份子幹部數以萬計,因此他們此時面臨一個重大政治考驗,如果在土改中不能站穩維護貧下中農的立場,就會犯錯誤,甚至離開幹部隊伍。但周爾鎏沒有說的是,中共革命只能參加,是不能退出的,也不能犯錯誤,退出革命和犯錯誤,就是墮入反革命的地獄,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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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将没有方言,大家都讲普通话(有关语言权利和帝国语 2018-01-27 00:30:20


刚发生的香港浸会大学规定学生必须通过普通话考试才能毕业,引起学生愤怒抗议的事件,媒体的报导和舆论集中在学生抗议讲粗口上,我认为是模糊转移了焦点。


香港人的母语是粤语,普通话不行,强迫香港学生要通过普通话的考试才能毕业,但相反讲普通话的大陆学生在浸会大学却不要求学习在地的主流语言粤语。这种矛盾的现象,已明显看出在中国主权之下的香港,粤语和普通话地位此消彼涨的趋势。但这种消涨趋势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国家权力干涉的结果。在北京要求香港增强对中国国家认同的所谓“国民教育”的情况下,浸会大学这种课程的安排大有可能是来自中共官方或直接或间接或暗示的授意,或是出自校方体察上意,主动献媚擦鞋


香港人讲的粤语实际是一个相当大的语种,全球有一亿两千万人使用此语言,主要还是在广东和广西两地,香港和澳门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在两广之地,粤语已明显式微。近年官方规定广州所有的幼儿园必须使用普通话,因此广州幼儿的母语已逐渐改变成普通话,他们回家後,与父母长辈也是讲普通话,而非父母的母语粤语。相信再过几代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可能已不会听说广东话了。在香港和澳门,粤语虽然还是主流,是因为暂时还有一国两制的分隔。但随著一国两制的逐渐消亡,在官方的强力推动下,普通话在学校教育中会变得越来越强势,浸会大学的课程安排只是一个开始,可以想像,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很可能开始不讲粤语只讲普通话。


但这样的事并非仅发生在两广。听我家乡四川人说,由於规定幼儿园只讲普通话,他们的孙儿孙女现在在家里也是只讲普通话,父母爷爷奶奶也陪著他们讲普通话,在家里形成了一个讲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有朋友说,过几代人後,全中国将没有方言,大家都讲普通话。据说,上海的儿童和青少年因为学校教育多数已不讲或少讲上海话,甚至不会讲上海话。


而其他民族语言的遭遇更惨。如西藏,尤其是青海、贵州、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很多藏人已不会藏语。为了学习自己的母语,很多藏人儿童和青年要被迫冒著生命危险,翻越雪山偷渡印度进入流亡政府办的学校读书。即或西藏的学校教藏文,但藏语教材脱离西藏文化传统和乡土素材,直接是从中共官方钦定的统一中文教材翻译过来的。这好像学英文,学的不是莎士比亚剧本、珍·奥斯丁的小说,而是翻译成英文的唐诗宋词。


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背景来看,这实际涉及到一个语言权利的问题。北京政权独尊普通话用统治者的语言一统天下,打压排挤其他语种和方言,大一统的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压制,具有帝国语言政策霸权的性质。


近代人类历史上,这类语言文化压迫现象甚多。比如国民政府迁台後,推行国语,在学校禁止使用台语(闽南话),学生不小心说了闽南话会受到惩罚。19世纪沙皇俄国瓜分占领波兰後,在学校教育中禁止波兰语,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一为物理学奖一为化学奖)的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出生於华沙,承受过不能使用母语而被迫使用占领者的语言俄语的痛苦。再如弗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甚至完全禁止整个加泰隆尼亚地区的人民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


使用母语是一种人权,联合国已有多种文件倡言珍重人民的语言选择权,这些文件包括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歧视协定、隶属少数民族或宗教和少数语言族群的权利宣言等。欧洲议会1992年还发表了《关於地区性或少数族群语言之欧洲宪章》,强调多语言主义的价值,强调要保护地区性或少数族群语言,指明不能为了学习官方语言而使这些语言受到破坏。


世界性的非政府作家组织国际笔会1996年在西班牙巴赛隆纳召开过一次世界语言权利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世界语言权利宣言》,指出使用母语是一种人权,任何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都是平等的,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国际笔会还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关注语言权利的委员会《语言权利和翻译委员会》。


今天的民主国家,人民享有语言选择权,所有地区语言都受到保护和珍重。我在巴尔干小国斯洛文尼亚(两百万人口)旅行,到过该国的海港科佩尔(Koper),此城人口仅两万五千人,因靠近义大利,有三千七百人为义大利裔,但仅三千馀人使用的义大利语也获得该城官方语言的地位。所有街道地名和标示,都同时使用斯洛文尼亚语和义大利语。再如民主化的台湾,台语再次受到肯定尊重,讲国语的外省人政治家马英九从政也要学说台湾话。民主化的西班牙,被禁止的加泰隆尼亚语也死而复活,成为官方语言。


只有专制极权的大一统中国,是一种语言中文独大,所有方言中普通话独大,其他语种和方言都受到排挤打压,正不可挽回地走向式微,乃至最後消失。这一趋势不但使中国土地上语言的丰富多样性正在死亡,人类的一些文化遗产将成为灰烬。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权一种属性的语言权利也受到威胁。中国的单元语言政策是与今天普世的多语言主义背道而驰的,是文明的倒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浸会学生的抗议有其合理性,只是找错了抗议的靶子,他们应该抗议制定课程的学校行政当局,而不应该到语言中心向老师发洩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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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班主任被丈夫告密是美蒋特务 2018-01-18 23:16:57

日前接到初中同学聚会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有初中班主任曹毓林。我打听曹毓林近况,同学说已经离开人世。这让我想起发生在我和曹毓林身上一段难忘的往事。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教育鼓励学生告密打小报告。文革期间。 曹老师被她丈夫告密,说她是潜伏的美蒋特务,然後被楸出来狠批。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这个老师很左,在班上执行阶级路线太过卖力还逼死一个学生、我的同班同学萧德群。这麽左的老师怎麽会是美蒋特务?

 

毛泽东时代宣传画。

毛泽东时代告密检举可谓家常便饭,人们见怪不怪,但发生在自己的熟悉的人身上,仍然会令人相当骇然。

文革发动时,我是成都第一中学的高二学生,记得大概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初中班主任、教历史课的曹毓林老师,突然被揪出来关进牛棚,隔离审查,有人告密检举她是潜伏的美蒋特务,这位告密者就是她的丈夫,我们学校一位地理老师。

我之所以感到相当意外和惊讶,是因为曹老师比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左得多,她当我班主任时的六十年代初,学校正在奉行阶级路线,将学生分为两等人,革干革军、工农子弟的同学即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捧上了天受到培养重用,而将所谓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全部打作另册,要她们改造思想,脱胎换骨与家庭划清界限,入团、入党、当学生干部、升学全部拒之门外。曹毓林不但执行起来很带劲,而且因为太卖力还逼死一条人命,即後来在成都教育系统通报过的当时相当轰动的萧德群事件。

萧德群与我初中同班,本来比我高一级,因生病休学一年降到我们班上,故此发育比我们这些小女生成熟(成都一中当时为女子中学),而且人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由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有种青春少女的性感味道,但在当时清教的社会气氛中,班上有的同学竟认为她「不正经」。而且萧德群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可以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父亲是被解放军杀死在战场上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母亲曾被劳改过,在一个街道生产组干活,大哥在成都地质学院读书,是个右派学生。在她之上还有三个哥哥,都因出身不好,高中初中毕业後未能升学或在家赋闲或打临时工。曹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後相当歧视萧德群,认为她思想危险,甚至做同学思想工作要大家不要与萧德群来往。

那时,我与萧德群都在学校住宿,朝夕相处,而且兴趣接近,爱读书,尤其是爱读翻译小说,比如《简爱》、《苔丝姑娘》之类,因此成了好朋友,她家离学校很近,周末或假期还经常到她家去玩。萧家年轻人多,她的哥哥和哥哥的同学常聚在一起,发一些不满现实的牢骚,或说一些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言论。在初中三年级那年,曹老师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说不通,就到我家找我父母告状,说萧德群和我及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思想落後,打击进步同学。还说若我和萧德群再混下去,早晚会出问题。父母听後大为紧张,不容商量,命令我立刻从学校搬回家住,不准再住在学校。

所谓我们打击进步同学,无非是因正值反叛年龄,有些反叛,敢於抗拒班主任的权威,对当红的干部工农子弟同学不买账,而且还公开表示讨厌争政治表现,向老师打小报告的马屁精。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的些微反叛行为就被人上纲上线成能毁人前途的政治问题,给我们成长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我们进入初三要毕业的那年,学校讲阶级教育的气氛越来越浓,出生不好的同学精神压力很大,从小怀抱读大学理想的萧德群已知自己无望升上高中,对前途很绝望,再加上曹老师和班上干部对她的打击,最後精神崩溃,以自杀来作出抗议。她死前几天对一个同学说:我要用鲜血来唤醒曹老师的良心。

萧德群自杀的头天晚上,学生宿舍熄了灯,生活委员王双全(军干子女)找一个与萧德群有来往的同学做思想工作,要她与萧划清界限,但被萧德群听见,与王双全大闹了一场。第二天清晨,萧德群要王双全一起到住在学校对门的曹老师家说清楚。两人走到校门口,刚好我回校撞见。萧德群面色阴沉,王双全则哭丧著脸。我向两人打招呼,均不理我。此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据後来获悉,萧德群本意可能想死在曹老师家,到曹家後坚持不走,当时可能已服药,曹觉有异,执要萧离开。萧德群回到学校宿舍,因疼痛离忍最後上吊自杀而死。

求爱不遂萧家二哥被检举

萧德群在家中是非常受母亲和哥哥们宠爱的妹妹,愤怒的哥哥们到学校找曹老师理论,大闹一中,学校将曹老师藏匿了好一段时间。萧德群二哥在悲愤中曾在街上喊了这样的口号:「阶级路线害死人」。学校後来的说辞则是,萧德群之死与曹老师,也与阶级路线无关,解剖她尸体发现她怀了孕,而且还以流言方式暗示这个婴儿的父亲有可能就是她的二哥,两人是兄妹乱伦,是怀孕逼得萧德群走上绝路。

但我一直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我知萧不多久前还来过月经),认定是曹老师的阶级路线造成萧德群之死,因此一直很恨这个老师。升高中後,完全视她为陌路人,不论在校园或是街上碰见她,擦身而过,我连眼角也不扫她一下,就像现在流行说法,当她完全透明。

曹老师作为潜伏美蒋特务被揪出来後,我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美蒋特务怎麽会去迫害一个美蒋烈士的後裔呢?她们难道不是一个营垒的人吗?曹老师到底是个甚麽样的人呢?

萧德群事件还有下文,也涉及另一宗告密事件。萧德群自杀後,我班上有个同学继续与萧家来往,因为她爱上了萧家英俊的二哥。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感情得不到回报後由爱生恨,竟一封密信将萧家兄弟私下讲的不满社会现实,甚至相当「反动」的言论举报给当局,结果萧家兄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这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即我已升读高中之後。这一事件曾在成都各中学通报,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现实材料。据说文革後萧家获得平反。

有关萧德群之死,四川作家邓贤在他的报告文学〈落日〉中亦提到,但把萧自杀的原因和时间完全搞错了。

丈夫告密但无确凿证据

曹老师被告密事件另一个令我骇然的是她丈夫。她丈夫是个弯腰驼背高瘦沉默的男子,而且性格非常内向,我们常到曹老师家,但好像从未听过他说过一句话,总是被精明干练的老婆支使著做这做那,非常窝囊。他给我们代过几节课,与他平时的罕言寡语相反,讲课的声音完全是在咆哮,口沫四溅,但语言又极之乏味,学生相当瞧他不起。

後来参与审查曹老师的同学透露,她丈夫的告密信实际并无曹干了甚麽间谍勾当的确凿证据,仅只是些疑神疑鬼的猜测,最主要无非两宗事。

她丈夫的告密信说,曹毓林和他在四九年前是南京金陵大学同学。曹是富家小姐,人漂亮,又擅交际,在学校交往均是上层人物,比如美国牧师之类,而他是清贫学生,因此两人从无交往,但是就在南京解放前夕,曹毓林突然找到他,要与他交朋友谈恋爱。他自然受宠若惊,求之不得。讲了这段姻缘後,告密信开始推理:曹老师为甚麽要在解放军打下南京前嫁给他这个素无来往的穷学生?结论是,这一定是曹为了潜伏下来而利用了他交待後事。

就此告密信来说,曹毓林很难说是潜伏特务,但却有肯定是当时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异见人物,不是党的自己人。

第二个怀疑是,两人结婚生子後,曹被派到农村搞土改,他突然接到曹一封信,说万一她出了甚麽事,希望他能养大孩子。告密信的推理是,这可能是曹看形势不好(当时正在肃反)怕特务身份暴露,所以写信给他。

曹老师的丈夫检举诬告她的动机是甚麽?政治高压的恐惧自保?对强势妻子的多年隐忍不满?或兼而有之?曹老师後来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但肯定事过後这对夫妻的关系已很难水过无痕,相安无事了。而我对曹老师的恨也随时间逐渐淡去,说到底,她也是这个残酷反常制度下无数被扭曲的受害者之一而已。在毛泽东时代,许多所谓「有历史问题」随时会被打入深渊的人往往表现比「历史清白」的人更左更激进,甘心作毛泽东绞肉机一个杀人齿轮,以残酷打击迫害比自己境况更不如的人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以求自保。

但我也不认为曹老师完全良心丧尽,可能她早已风闻萧家兄弟的一些言行,(肯定有同学向班主任汇报告密),但除了孤立萧德群外,她并没有去检举萧家,至少还未堕落到我那位同学和她的丈夫的地步。但不知她後来对萧德群的惨死有没有过良心上的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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