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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年轻人家庭第一、事业第二 2019-10-17 00:34:25

德国年轻人家庭第一、事业第二

虽然德国年轻人都期盼能得到一份稳定工作,但事业只是次要。对他们而言,家庭才是生活的重心。

壳牌石油公司发布了"壳牌青少年研究报告",整理出对12岁至25岁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生活议题。

家庭是多数德国年轻人的生活重心。超过90%的受访者表示与父母的关系良好。德国建屋储蓄银行(LBS)日前发布的儿童量表也显示,85%的9到14岁儿童在家中感到自在。根据壳牌所作的研究,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教育子女。

德国年轻人希望拥有稳定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年轻德国人(95%)都希望有份稳定工作,但工作并非优先事项。只有47%的受访者认为加班才能有所成就。91%的受访者表示,事业不能影响自己与家人和子女的关系。

此外,德国人也很重视闲暇时光。每三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喜欢在空闲时参加社交活动,特别是与朋友一起打发时间。总体而言,互联网在德国人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一席之地。12岁至25岁的德国年轻平均每周上网超过18小时。

调查显示的一个矛盾之处是,尽管青少年对民主高度信赖,但对政治家的信任度却较低。7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并不重视年轻人的利益关切。政党的信任度排名更加靠后,排在警察、工会和环保组织之后。

保护生态、回归家庭

最令受访青少年感到担忧的是生态环境。过去几年里,环境和气候保护议题在青少年中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上一次(2015年)壳牌青少年调查中,受访者最担心的还是恐怖袭击,这一次变成了环境破坏。71%的人觉得,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要,在2002年,这一比例是60%。

今天的德国青少年十分重视的另一个领域是家庭。受访者一方面认为,与自己的父母拥有良好的关系十分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未来能较好地兼顾职业和家庭。让家庭部长吉费感到意外的是,在家庭生活规划方面,似乎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倾向。多数受访者希望,为顾全家庭和子女,女方应在事业上做出一些牺牲。但同时许多男性受访者也希望成为一个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称职的父亲。

自1953年以来,壳牌石油公司每4年委托研究学者进行一次青少年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德国青少年的思想观念。今年进行的是第18次问卷。这一调查的结果已成为体现青少年需求和意见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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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我们欠老百姓太多 2019-10-16 00:19:12

赵紫阳:我们欠老百姓太多

10月17日是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百岁冥诞。他的子女在港媒发表文章祭奠。《明报》10月14日发表了这篇署名为赵家兄妹的文章,回顾了赵紫阳的一生,文章写道:"他看不得不公不义,对苦难,人权有着天生敏感的他在1980年年代说过:'如果我们国家的人权不如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这位中共前总书记阳被视为中共领导集体中的开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时期进行了中国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87年,赵紫阳接任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除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外,他还积极提出并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于2005年逝世。

赵紫阳育有四子一女,这篇发表于《明报》的文章回顾了赵紫阳生前的一些点点滴滴和一些想法和观点。文章写道:"对于权力,先父与其他一些人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天下是大家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他一生临渊履冰,言行谨慎。但在泰山压顶时,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他说,因为'我们欠老百姓太多,我们正在还债!'"。

 

谢盛友: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写于2011年2月25日,德国班贝格

恢复高考之前,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当生产队长。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 “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 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当时生活在海南岛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我很不喜欢赵紫阳,甚至曾经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再后来,我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到底谁是改革的设计师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国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 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最初和邓小平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邓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邓小平知道这位赵某人完全是因为知道了赵紫阳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群,等到见面以后,邓小平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邓小平称赵紫阳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赵紫阳紧紧追随其后,他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一年。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赵紫阳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邓小平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赵紫阳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北京官方对赵紫阳的评价: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对赵紫阳的评价: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中国三次逼迫改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个星期,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

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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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管控 2019-10-11 08:56:53

独裁者的管控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被认为是极权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山名著。阿伦特主张极权主义的成长是传统意义民族国家解体的结果;她认为,极权主义政权,为追求政治权力而不顾物质或功利考量,彻底改变政权下的社会结构。和过去任何专制独裁相比,极权主义统治形态的残暴及侵略性,不是为了权力渴望、版图扩张或利益,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可以把人民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以集体改造与屠杀进行施暴,以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意义是永远正确并连贯一致的。

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兰德尔·彼特沃克2012年出版《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弯曲的脊梁》有个副标题:“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书名来自前民主德国著名的“国家赞美诗”作者贝希身兼文化部长,这首名为《烧伤的孩子》的诗写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后——贝希尔才将它公开出版。诗很短,我们录在这里:“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地站立。受伤脊椎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会再次折断其脊椎。”接下来,书的作者这样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开始时卓有成效,却最终失败?外界观察家在解释这段时期的宣传时常常犯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假设因为有警察国家的支持,宣传机器得以广泛有效地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和昂纳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的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宣传确实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公民,纽伦堡集会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大多数东德人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战盟国于是担心,铲除纳粹主义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知名的学者们或政治家们,没有预计到东德会崩溃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最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他们也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原因。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认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存在根本性误解,错误解读成一个专制政府的有效管治策略,而忽略了中国体制的黑暗面。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的独裁政府,用专制(Autocracy)等字眼,去形容中国的体制是太过温和,所以创建了一个新字──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

如果你是一个独裁者,应该去中国学习,因为没有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他忆述起与朋友聊天时的对话。

在管控专制下,人民不需要被下令去做某些事情,而是由人民自发地自我控制、自我审查,不会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令人产生错觉,以为中国“没有那么独裁”

但事实上一旦有反对声音,或是认为对政权有所影响,他们都能有效实施管控和镇压的措施。

而中国亦有自己一套的管控,去监视近乎所有人民。

中国投放大量资源在实质的监控部门,例如约有200万人专门监视互联网。

另一方面,在宣传(Propaganda)上亦做得十分成功,透过控制历史、控制舆论,由上而下令人民无时无刻都接受其灌输的意识形态。

他认为近年中国的意识形态,都倾向鼓吹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在民间产生共鸣来增加自己的认受性。

"但意识形态是十分危险的。"斯坦.林根说:"意识形态可以强大到,连领导人都会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俘虏,受到意识形态牵制,推行激进政策。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对百姓来说,是十分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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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国庆:谁的中华民国? 2019-10-10 00:36:04

双十国庆:谁的中华民国?

台湾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也发出声明来庆祝国庆。 除了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外,也重申该党持续捍卫中华民国的信念。 而他们也在声明中批评蔡英文身为中华民国总统,却表现的恨不得自己与中华民国无关。

他们指控蔡英文因选举将近,开始主打“中华民国不分你我,”意图藉此分化台湾政坛中的“中华民国派”与“台派”。 他们说:“蔡英文政府透过修改课纲、改变称谓等方式来塑造台湾是主权国家的印象,而这样的作法是在为台独铺路。 ”

他们强调民进党以往意图消灭中华民国,但现今却说要保卫中华民国。 他们认为这样的说法,令人无法相信。 他们写道:“在民进党及蔡政府治理下不到四年,台湾已经千疮百孔;若再给她4年,中华民国只会‘粉身碎骨’。 ”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垮台,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王统治,让中国人民走进现代。但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建国周年纪念日之际,仅仅在台湾有人提及中华民国。

国共双方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结果国民党在1940年代末逃往台湾,并在那里重新建立了中华民国。

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政治体制的重大转变。

一些人认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内战的失败,最终把中国大陆输给了共产党。此外,目前在台湾的许多民众仍然因为1940年代国民党逃往台湾之后所实施的镇压政策而对国民党及中华民国心存不满。1947年2月28日,一名女性小贩受到殴打成为大规模抗争的导火索,引发“2.28事件”。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镇压行动,以及随后进行的“白色恐怖”,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在镇压异议人士的“白色恐怖”中,成千上万人遭到逮捕、酷刑折磨、屠杀和迫害。直到1987年,台湾一直在实施戒严令。

台湾一些人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台湾在技术上不应属于中华民国,因为日本和西方战胜国之间没有就这个问题签订明确的协议。

代表这一立场的人说,“中华民国是中国在台北的流亡政府,应该离开台湾。”

但是,台湾政府和大多数台湾人都坚信中华民国是合法的主权国家,尽管中国大陆不这样认为。

许多外国人认为,台湾就是台湾,而不是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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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东德不流血的革命 2019-10-09 00:28:47

30年前东德不流血的革命

30年前撼动东德政权的那个夜晚

1989年10月9日,近7万人在莱比锡示威游行,要求更多自由和民主。与人们的担心相反,东德安全力量未出动镇压。这一天后来被称为东德和平革命的“命运之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18点刚过。圣尼古拉教堂大门开启,结束了祈祷的人们纷然涌出。在教堂前和街角的卡尔·马克思广场上,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在等着他们:青年、年轻的家庭、工人、退休人员。在1989年10月9日这一天,来自东德社会各群体的至少7万人拿出全部勇气,走到了一起,向统一社会党政权发出一个信号。如此大规模的示威,在反政府示威基本禁止的东德已经数十年没有过了。

很多示威者预期会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他们相信,警方会朝他们开枪。坦克和配备了机枪的部队已在市内集结待命,准备阻止示威游行。人们对1989年6月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尚记忆犹新。

然而, 如奇迹一般,在这个星期一,国家强权没有干预示威者。人们涌过莱比锡内城,也游行经过了莱比锡地方政府和东德国安部机构所在的那个所谓的"圆角"。示威者们呼喊"我们是人民","自由,自由选举"和"不要暴力"等口号。其中很多人手持蜡烛。

时代见证人的回忆

30年过去了。然而,在场的人们今天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气氛。瓦尔特(Kathrin Mahler Walther)回忆道,"那一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知道:今天是决定性的日子。"她当时18岁,参加了民权运动。莱比锡这个仅次于东柏林的民主德国第二大城市是她的家乡。

在1980年代,莱比锡成了抵抗运动的堡垒之一。最重要的集会地点:圣尼古拉教堂。就在那里,每个星期一都举行和平祈祷活动。瓦尔特说,"这天晚上没有开枪,我们清楚了:现在启动了开放进程;从现在起,出现了一个相互之间的讨论进程。"

1989年,建国40周年之际,东德政权深陷政治、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出走;公民权利运动得到日益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大哥那里推行改革路线;与此同时,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集团国家门户开放。以长年执政的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为首的东德政治局却断然拒绝改革。

传媒的力量

东德电视台自然不会报道这类事件。然而,莱比锡10月9日的示威很快就在全世界传开,而这得感谢两位摄影记者。那天,他们躲在教堂塔楼内,悄悄拍下了示威场面。舍夫科(Siegbert Schefke)是其中一个。他回忆道,看到那么多人涌过街头,绝对是"一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时刻",因为,他知道,"要是这些画面明天在西方电视上播出,那就不仅会改变东德,也会改变欧洲和世界。"

当天夜里,影片素材偷偷送到了西方记者那里。就这样,也能收看西方电视的大多数东德公众知道了,公开抗议越来越虚弱的政权是可能的,而且,人们无需担心会受到暴力镇压。

此后,事件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走上街头示威,而且,不止是在莱比锡。8天后,昂纳克被解职。然而,对人们来说,这已经是不够的了。1989年11月4日,至少有50万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上示威,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

局势何以未激化

但是,10月9日那天,安全力量何以会任由人们在莱比锡示威?为什么没有像1953年在柏林和1989年6月在北京那样,开枪呢?

一个原因是,安全力量当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局面。它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示威者。它们曾预期,示威者那里早晚会有暴力行为。它们未能制定出应对完全非暴力示威的战略。

历史学家朗格(Sascha Lange)指出,"示威者中的一个共识是:不对警察使用暴力,因为,人们毕竟知道:面对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机器,它只是在等着有人扔出石块,或对哪位警员动粗。只有通过这种无条件的非暴力才能使国家无可奈何,因为,人们没有给它提供镇压的借口。"他指出,"只是借助了语言和群众的力量,示威者们才解除了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和警方的武装。"当年,朗格17岁,也亲历了示威。不久前,他和父亲一起出版了俩人合著的有关这一和平革命的书《大卫抵抗歌利亚》(David gegen Goliath)。

朗格的父亲是脱口秀艺术家贝恩德-卢茨·朗格(Bernd-Lutz Lange),也是"莱比锡六君子"(Leipziger Sechs)之一。在他们的努力下,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没有出现流血、警棍挥舞的场面。当时,统一社会党莱比锡地区的3名党部负责人和3名社会贤达--其中就有指挥家马祖尔(Kurt Masur)和贝恩德-卢茨·朗格(Bernd-Lutz Lange),达成共识,向示威者和警方共同发出呼吁,保持冷静。他们同时许诺,为实现自由表达意见和建立沟通渠道而努力。在示威过程中,他们呼喊的口号被市中心的扬声器传播和扩散。

太少认可?

1989年11月9日,莱比锡那场决定命运的示威过去一个月之后,柏林墙倒塌。今天,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知道这个日子的意义,而一个月前莱比锡民众无暴力示威的意义,则只有很少人知道,尤其德西地区的年轻人更是对此知之甚少。

这一现象让很多公民维权人士耿耿于怀。瓦尔特也是。她表示,"我认为,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当年,东德公民自己把自己从那个专制手中解放出来;他们克服了恐惧,在10月9日那一天、在此前、此后的星期一,共同示威。"

作为德国第一个完全和平、不流血的革命,这场步行示威载入了历史。

 

谢盛友六四30年反思1):

2019年是六四运动30周年。中国大陆《领导者》杂志2008年11月17日刊登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的文章,在文中他写道:“通过对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近1年的调查,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就是近30年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三自教会”,已经成为中国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组织部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大大复兴。研究称,因当时的一些人见识了六四事件之后,因不满当局做法,许多人开始走进教堂寻找心灵的寄托。当时又有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受基督教影响,再将宗教传回中国,使得中国家庭教会兴起。

严重提醒: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时期们享受宗教自由

克里斯提安?富勒(Christian Führer)是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师,在1989年东德莱比锡发起星期一示威,这个示威活动最后促使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两德统一。

1980年富勒担任圣尼古拉教堂牧师时协助成立和平祷告会(Friedensgebete),这个祷告会是数个教会青年团体联合举行的抗议活动之一。自1982年9月20日开始,这个祷告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一下午于圣尼古拉教堂进行,聚会的焦点是反对冷战所带来的贫穷、军备竞赛等不良后果。

在1989年9月4日,莱比锡居民聚集参与克里斯提安·富勒牧师的圣尼古拉教堂“为和平祷告会”,并挤满整个卡尔·马克思广场(今奥古斯特广场),是一连串示威活动的开始。很多东德人民得知路德会支持他们的抵抗运动后,逐渐聚集在教堂庭园,并以非暴力方式争取权利,例如自由出国权和民主选举权。1989年10月9日的东德建政40周年时,圣尼古拉教堂的群众已经由起初的几百人大幅增加至7万人(全市人口约50万),齐心以和平方式反对政权。他们最著名的口号是“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表示民主共和国须由人民管治,而非由一个声称代表人民的非民主政党管治。纵然一些示威者被捕,但由于得不到东柏林的明确指示,也因为参与人数出乎意料的多,地区官员下令保安部队撤退,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屠杀。后来,埃贡·克伦茨声称是他下令不要介入。1989年10月16日,12万人在莱比锡聚集,军队在附近戒备。一星期后的出席人数增至32万。群众压力引致柏林墙于11月9日倒下,标志着东德政权的衰亡。示威最终于1990年3月结束,即东德人民议会首次多党自由选举,标志着两德迈向统一。

这次革命没有领袖。领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个领袖:星期一,下午5时,圣尼古拉教堂

西方人不论是先前的传教,还是当代的所谓的“软实力”,其重点是“信仰力”。追根溯源,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观念里,“力”(power)就是为了降服人,宰制人,

宗教信仰自由告诉我们,宗教事关信仰与良知。自由是信仰与良知的前提,因为后两者是不能被强加的。宗教的自由,植根于人的信仰、良知与灵魂之中。在根本上, 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宗教自由的背后是信仰的自由与良知的自由。宗教自由是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的自由,根据自己的 信仰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自由。

就是说,宗教自由也要求一个人服从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权力。所以,宗教自由也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应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

承认人是有尊严的,就应该承认人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知自由)和宗教自由。进而言之,自由的观念本身就来自宗教,来自对超验价值的信仰。而且,自由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超验价值。没有依托具体宗教的超验信仰,就不能证明人人应该享有自由。自由观念的源头是宗教。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公民可以享有其他政体下所没有的、空前广泛的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现代世界中,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没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于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 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

没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没有政宪民主。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犯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赋予自由自身以意义。没有灵魂的自由,就没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没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

虽然,中国的儒道称孔子为“圣”,后来就被奉为“儒教”。但这“儒教”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奇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儒教没有一个真神,所以不是宗教。儒家不是要让人们信某个神,而是要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健全的状态中,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传统上,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它 没有在一般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个自足的信仰体系,因为儒家没有排他性的神。

“儒学不重思辨体系和逻辑构造”,它仅仅是“中国实用理性哲学”(李泽厚的观点)。

中国人的宗教感,最关注的,还是基本的跟肉身与世俗相关的东西。还是没有上升到灵魂。人不可能成为神的,中国人是世俗的敬畏。为什么敬天呢?得罪天,可不得了。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民间靠什么来维持呢?靠家族,靠民间的信仰。

中国人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皇帝没有了,个人权威在毛泽东走了以后,也没有了。敬畏没有了,但是没有新的信仰来代替,怎么办?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今天还是皇权,那么皇帝就是天,天的意志通过皇帝来实现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把毛泽东实际上作为一个天、一个神,毛泽东总是对的,只要信毛泽东就可以。现在呢?我们姑且不讲什么历史功过,就是这样的信仰也没有了。那么中国这个社会到底靠什么?靠政府?全世界再强大的政府都不可能保持社会百分之百的合理,总有人不幸的,总有贪污,总有官僚,总有判错的案子。任何政府都有腐败存在,它不可能解决一切世俗的问题。

靠科学?科学到现在很多问题解释不了,而且未来会有更多的事情解释不了。靠哲学家、靠学者?更不行。且不说学者专家自己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环境,他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比如社会出现严重不公的现象,你靠什么来解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发达他也有不满意的时候,那么谁来调解?实际上,没有办法的。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的。但是要绝大多数人产生自觉的信仰,几乎不可能。但宗教有这个本事。宗教一旦作为宗教来接受,那么任何宗教都离不开权威的神,他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对社会的不公,他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真正信了教,人们所追求的绝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更多是精神层面的。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苦难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宗教中的苦难就是现实世界中苦难的歪曲的反应。要批判宗教,最彻底的做法是彻底的推翻颠倒的社会关係,推翻异化人性的社会制度。颠倒的现实世界一旦被推翻,宗教幻想的天国也就随之瓦解了。 “精神鸦片”一词出自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一文,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这跟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有关。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精神鸦片一词详细解释,大部分学者皆把精神鸦片一词解读成人对神的依附。

马克思的这句话在被引用时,经常只有最后一部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出现,因此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对宗教的态度是完全负面的。这并不完全准确,这句话的完整段落是:

Das religiöse Elend ist in einem der Ausdruck des wirkl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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