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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我的国 2018-11-15 11:48:16

厉害了,我的国

德语媒体《时代周报》(Die Zeit)指出,中国曾经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北京很快又会拿到这个头衔。

Die Zeit 发表的文章根据是什么呢?根据阿伦斯巴赫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德国商界、政界和行政机构高层中,大约70%的人对北京逐渐扩大的影响感到担忧,超过一半人希望德国要保护本土敏感技术企业,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受经济杂志《资本》(Capital)和《法兰克福汇报》委托进行了这项调查。

特里尔大学政治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分析了这种担忧的理由,这些人担心,中国会通过大型计划和政府扶持赶超德国,数字化这个领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智能手机支付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德国呢?韩博天说:"太慢,太迟缓。" 德国商界难免不为此感到害怕和担忧。

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出现萎缩,汽车销量下滑以及中产阶级消费疲弱,但这都不能造成严重的后果:"零售业继续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特朗普的惩罚性关税也不能给出口率带来沉重打击,因为人民币汇率走低抵消了美国进口商的成本。就算特朗普将关税提到25%,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还是有限的。"

题目为"这个市场能够做到"(Der Markt macht's)的文章接着写道:"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走向头号经济强国的宝座。不过,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要好于其它模式,仅仅是看处在世界第几位是不够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在1820年之前,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很快,北京再次能拿到这个头衔。"

根据是什么呢?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2001年)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根据该书图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进入20世纪初,该比重也在11%左右。

麦迪森是何许人?2010年他去世时,《纽约时报》撰文称,麦迪森是一位有着“数量化”冲动的经济史学家,他将一生83年奉献于计算过去3000多年各经济体的规模上。

世界最大经济体,如何?

甲午战争时清国的参战兵力达到了63万人,比日本的24万人多出一倍半还不止。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原因很多,内在的因素只有一个:大清内部已高度糜烂。

鸦片战争中,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技术决定国运”的一个表现。当然,与技术相比,更重要的还是腐败。嘉庆朝发生了白莲教起义,那些使用最原始武器的起义农民,横扫中国中部,攻破州县204个。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征调大批军队﹐耗费军费二亿两,用了九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连农民都打不过,可见清军战斗能力之差。事实上,一支腐败的军队,即使配备了先进的武器,在战场上仍然可能一败涂地。甲午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清朝于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等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等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等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鲁迅说过:“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他的这段话很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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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 2018-11-13 12: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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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

作者:谢盛友

一提到粮票,痛苦,往事不堪回首,字字带血,声声带泪。我身边幸存的这些粮票,我想应该像柏林墙碎片一样无价。据说,收藏家早就收藏粮票。我不反对。但是,粮票最好是收藏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收藏在我们的心底里。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说过,历史的教训是,人们往往没有从历史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粮票是1953年至1993年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伴随粮食定量供应在流通领域粮食及粮食制品买卖的票证。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说到粮票,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知其为何物。然而,1949年以后的40多年中,粮票曾是人们每天须臾不可分离的“饭碗”、“命根子”;粮票,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粮票的票面额一般是1市斤、3市斤、5市斤、10市斤、1市两和2市两。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在餐馆里吃一碗米粉是一角二分钱,二两粮票;一根油条是七分钱,一两粮票,少了哪一样都不行。


那时粮票就意味着粮食,而我1976年的时候,丢了粮食。那年唐山大地震,海南大干旱,农民颗粒无收。我们本来在农村,国家在旱年给与照顾,免了公粮,按人口给一定的“统销粮”过日子。我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到公社为全生产队的家家户户领回那些国家给统销粮票证。从来不丢东西的我,那次弄丢了100斤米的票证。回去找公社主管,他不可能再补给你,跟社员说,没有人会相信我,是弄丢了,肯定怀疑是我贪污了。怎么办呢?当然是我家少得100斤大米。


一共100斤大米的票证给丢了,不管我怎么一次又一次地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问,却再没有找到,面对内心的愧疚,面对全家人的唠叨抱怨、叹息,面对全家人的沉默,面对一个米饭就意味着生命的时代,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能让自己尽量少吃,让饥饿的痛苦尽量少的落在我家别的亲骨亲肉身上。在难关里,我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只要这一点点能支撑到我回家为止。……

那些年代,作为有价票证,当粮票暗含的“准货币”价值凸显出来,一些掌握权力的“第三只手”忍不住蠢蠢欲动,坑蒙拐骗之行径也露出端倪。困难时期,节约粮食是国家反复提倡的社会风尚,每天吃饭时都监督孩子颗粒不剩。浪费粮食,当时被全中国人认为是最可耻的行为,一切都得严格按计划供应。

那时候,粮票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日常消费的口粮,遵循“可以购买当地各种成品粮”的票证流通精神,当年一些诸如饼干、花生之类的“稀缺”食物,也可以拿全国通用粮票或者地方流动粮票,再搭配少许人民币换购。 有人利用这一流通便利,给家人带来了享受口福的惊喜,但也有人打起了套骗粮票的主意。……

如今,发行的粮票早已完成使命,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也给老百姓带来了五味杂陈的生活。它被取消后,很快成为收藏者眼中的宝贝。“粮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实际上粮票成了一种有价证券。粮票的面值等于国家牌价粮价与粮食市场价之差。”根据一位资深收藏专家透露,近年,香港、澳门特区,甚至欧美一些国家都掀起了高价购买、收藏中国粮票珍品的热潮。毕竟,粮票曾作为中国的“第二货币”存在了几十年。……

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粮食》吗?内容基本忘记,主题是有粮食就有政权。粮食,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度里,有着永恒的深意。中华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大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似乎都跟粮食有关,与粮食的多寡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末的大饥馑,已足令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武功自废,在天下纷纷,群雄并起之际,名声并不那么显赫的朱元璋采纳了儒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诀。果然渐入佳境,大破兵多将广的张士诚、陈友谅之辈,终成霸业。虽然最后明王朝仍不免倾圮于全国性粮荒的覆辙之中,清兵入关之前,北京皇城本来已易帜,最后断送汉人江山的,实际上也是一群饥民。

共产党革命最基本的力量也是农民。土地虽有很多的象征意义,但是,粮食是最主要的。诚然,中国的农民并没有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所期待的好处,反而领受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饥荒。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他们祖先揭竿而起的血性。自从1953年起,大陆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有了它,大陆这个政权居然饱经惊涛骇浪而屹立不倒。进入九十年代,实施了四十多年的粮食配给制度终于被取消了。支配着大陆中国人生存的形形色色的票证,最基本的一种 --- 粮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举国上下取消粮票及购粮本,这并非意味着粮食太多,而是旧的统购统销政策已经不期然地被市场经济大潮冲垮了。

我说,执政者必须有承担。当物价显著上涨,低收入百姓生产生活吃紧,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多想办法,须建立一道社会保障的防线,保障公平公正,让低收入民众也能吃得起肉、用得起油、有饭吃、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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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职业能荣耀上帝 2018-11-12 13:06:36

韦伯认为职业能荣耀上帝

韦伯认为,所谓“天职”(Beruf)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伦理,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韦伯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小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洪堡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知名学府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即魏玛宪法)的起草设计。

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对宗教社会学最初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并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讨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韦伯在第二章先针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讨论。引述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文字,资本主义精神指的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以增加资本本身为目的,累积个人资本的责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带有资产阶级文化的色彩,描述个人只要能够在经济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赚钱,就是擅长于某种天职的表现。韦伯认为,所谓“天职”(Beruf)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伦理,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而来。“天职”描述人们不是要以苦修、超越世俗道德的禁欲主义方式来追求上帝的应许,反而应该在俗世中,完成个人在其所处职业位置上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理性计算的特征,以严格、小心谨慎且有远见的计算为基础,进以谋求经济上的成功。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征和韦伯自己描述的传统主义经济特征不同,不是仅追求糊口的农民谋生举动,也不是如同业公会(行会)师傅或冒险家般,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活动来获利。

韦伯谈的“新教伦理”,其实是一种新教经济伦理,他以从喀尔文教派发端的英国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职业观为代表,他选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证道词和著述做为证据,一方面强调消费的节制,二方面则强调自愿劳动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不可以虚度光阴,否则会浪费掉上帝赐与人们的宝贵时间。而衡量一份职业是否有用,依据的判断标准有两种,其一是能荣耀上帝的道德标准,其二则是个人获利的程度。

正是因为节制消费,以及强调劳动的观念,使得资产阶级的资本逐渐积累,由此,渐渐发展成一种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资产阶级累积自己的财富,在合理的范围自由使用金钱,这些行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些资产阶级也不需要担心世俗中的财富分配不平均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不均是来自于上帝意志的安排。

那么,“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引述韦伯的一段话: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

从上述这段话来看,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对韦伯来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有其宗教根源,从新教中的禁欲主义、职业劳动观念,逐渐发展成资本主义中理性经济劳动的特征。不过,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资本主义已渐渐不需要宗教观念的支持,失去了原先宗教和伦理上的意涵。

韦伯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即使在当代也伴随着学术争论而被不断重新阐释,虽然其概念的外延随着争论而变动不居,但其表述却始终“如雷贯耳”,以至于每个提到它们的人都不得不加上Weber的大名。

与早期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韦伯从来没有试图去建立一套基于因果关系的完整现代化理论。相反,经由文明间的比较,他试图去寻找在西方生根发芽的基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其他文明产生。这样一个比较的视角避开了普遍的单一途径的“现代化”过程,相反它视在西方生根发芽的“现代资本主义”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解释性理解,他将两者视为具有亲和力的要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加尔文派的新教教义在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精神”,并反过来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拥有了极高的生产组织能力,从而逐步取代了其他传统的生产方式。

很多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对韦伯的学术思考产生质疑是基于一种完完全全的方法论误解。他们将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简化为了“宗教因素决定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实际上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总序》中就已指出,他从未想过在宗教与经济腾飞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相反他只是试图在宗教观念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一种亲和力来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在西方萌芽与壮大。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新教思想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俗工作、现实劳动的看法,人们从鄙视劳动、鄙视工作转变为热爱劳动、努力工作。因为按照新教教义的精神,一个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荣光,才可以免除地狱的恐惧,才有可能获得心灵的安慰。于是,大量的社会优秀人才不再守在修道院、走出教堂,积极地投身于农业、牧业、手工业、航运业等众多的民生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工作状态和劳动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新教所到之处,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西方的天职观

如果说新教教义中倡导的新的修行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工作的态度,从而提升了社会的点效率,那么,新教教义中倡导的天职观则为大规模的社会分工提供了前提条件。

新教思想认为,我们在现实中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上帝派给我们的,是“上天分配之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神圣的,必须抱着敬畏的态度做好,这是上帝考核的主要指标,或者说是我们证明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的关键。这种观点被称为天职观。

天职观的提出,使信众消除了职业的功利意识和职业歧视意识,他们开始长期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心无旁骛。种庄稼的农民,天天钻进庄稼地里不愿出来,松地、除草、施肥、浇水、除虫等,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的庄稼,尽心尽力把庄稼种好,稍有偷懒行为,睡觉时就可能做噩梦;做皮鞋的就想办设法地把鞋子做得更好,他们认真探究皮鞋制造的各个环节,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和完美才会让自己轻松下来;做军刀的人,几代人钻研军刀设计、制作的技术,最后,他们做出了全球闻名的瑞士军刀;做手表的人,世世代代以手表为职业,钻研制表工艺,最后,他们做出了劳力士和欧米伽;做汽车的人以造汽车为荣,专注于提升汽车技术工艺,最后,造出了宝马、奔驰……实际上,很多欧洲的知名企业,都是世代传承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他们都把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视为天职,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心无旁骛、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地钻研,最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天职观的概念给所有的职业都带上神圣的光环,赋予职业超越功利的意义。人们不再把职业仅仅当作一个饭碗、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人们不敢轻视任何职业,人们开始对于各种职业都怀着一种虔敬的态度,敬业的概念便由此而来。天职观消除了世俗社会惯有的职业歧视态度,把世俗人眼中的职业等级观改为了职业平等观、职业神圣观,观念的转变给了人们安于职业的理由,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岗位,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事什么行业无所谓,做好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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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国贫困线比较 2018-11-11 10:09:02

中国德国贫困线比较

2016年贫困线约为3000元,2015年为2800元。中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此基准可能不定期调整。2011年确定的贫困线标准,农村(人均纯收入)贫困标准为2300元,这比2010的1274元贫困标准提高了80%。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2300元 人民币/年,相当 291 欧元),中国还有8200万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经过此次大幅上调,中国国家扶贫标准线与世界银行的名义国际贫困标准线的距离为史上最近。国际贫困标准(国际赤贫标准)为一人一天1.9美元

https://www.tuliu.com/read-81039.html

 

汉斯·伯克勒基金会( Hans-Böckler-Stiftung)公布的研究结果:5.4%的德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这一现象在5年前就存在。同90年代中期相比,德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在增高(那时是3.1%),同10年前的5.2%相比同样有增高趋势。

该基金会的经济社会研究所采用了2015年前的家庭收入数据作为研究资料。2015年德国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根据这项研究制定的标准,单身人口的贫困线为年净收入1万2192欧元(相当 96162元人民币)。

单身人口税后年收入达4万零639欧元或者更多则被定义为富有。2015年前,大约有3.4%的人口是富有阶层,往前推10年,富人比例为2.8%,而在1995年前,该比例为3.3%。

这一报告仅仅关注了家庭收入,而家庭财产却被排除在外。有关家庭财产,联邦政府2017年推出的贫富报告进行了详细调查。这份报告指出,德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家庭财富总和的一半以上,而最低层算起的50%的人口只拥有1%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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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首轻轻的歌 2018-11-10 14: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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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一首轻轻的歌

不是滋味却是滋味

我深深经历那种感受

才明白为何占满心头

我不会哭

只愿那云和路

在眼前不断地漫步

听听我的倾诉

 

Leise Lieder singe ich dir,

Lieder, die ich singe bei Bier,

noch ein Stern, der etwa spähend wacht,

noch der Mond, der leuchtet in der Nacht;

Mir niemand als das eigne Herz,

und an denen niemand als der Schmerz,

das sie träumt, in tiefer Wehmut lauscht;

der sie zeugt, sich kummervoll berauscht.

Leise Lieder singe ich dir,

in Aug mein Sinn versank hier,

und aus dessen tiefem, dunklen Schacht,

meine Seele ewige Sehnsucht t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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