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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文昌 2018-07-07 13:43:17

心系文

作者:谢盛友

身在拜仁[注1] ,心系文昌,从事鬓惊秋。

故乡情悠悠, 驱散了忧愁。

功未成,名未遂,雅志困轩冕,遗恨寄巴州[注2]

琼崖归去千里,班堡[注3]辄迟留。

我醉歌时你未和,醉倒邻人扶,惟酒可忘忧。

[注1] :德国巴伐利亚州

[注2] :德国巴伐利亚州

[注3] :班贝格市

《心系文昌》獲世界華文詩歌獎,作品入編《世界華文詩歌大賽作品集:國學經典隨想》。《心系文昌》一文還被收藏於文昌市檔案館和編入《紫貝拾遺》一書。得獎感言: 「謝安之後金蘭芝桂,惟盛友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年近花甲才當選市議員,雅誌困軒冕,感慨萬千。」


族谱:渊源自晋,盛于东渡……,“盛”字辈份,宋朝文卿公是东晋政治家谢安第26代孙,祖先在河南太康,后东渡福建莆田,宋朝文卿公四兄弟南移铺前,最后定居海南文昌县。谢盛友是文卿公第30代孙。

据新编的《文昌县志》记载:“自宋代以来,闽越人逐渐南下广东、海南沿海地区,南下的闽人逐渐在新居地形成以闽南话为基础的潮州话、雷州话和琼文话。”这里的琼文话也就是现在的海南话。文昌地区是闽南移民到海南岛的第一站,因而闽南文化就是从文昌地区开始传出。

海南话以文昌口音为标准

文昌话在海南众多方言中的地位,除上述历史原因之外,这也跟文昌人有很大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昌人不但在海南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声望。过去,在外地曾有不少人只知道文昌而不知道海南。
 
在50年代,海南也有过“无文昌不成机关”一说,也就是,在海南各地的机关学校都有文昌人,听说50年代有一次给少数民族地区派会计就有千人以上。当时,由于文昌读书人多,外出工作的人也多,文昌人在海南各地影响较大,到处都有说文昌话的人。也由于当时外来人少,又不强调讲普通话,有不少社交场合都是使用文昌话进行交谈。而在海南各地学校当教师的文昌人有些也用文昌话讲课。因而,少数民族地区也到处可听到文昌话。

文昌话除了人的因素之外,还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因为文昌人接受新文化教育较早,学汉语机会多。文昌话除了读音与普通话不相同以外,语言表达跟普通话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日常用语中有不少还保留自己的特色。

譬如:到南洋一带谋生的文昌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多,在方言中也搬了英语。如:out side英语即出界,文昌人把打球出界叫“奥赛”。文昌话跟闽南话相同的有:“老鼠”称“猫鼠”、“厨房”称“灶前”、“头发”称“头毛”等。


海南话是传统汉语的继承者之一,至今仍然保存着传统闽南语的许多鲜明的特征。由于海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海南话受外界语言干扰较少,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语调亦得以保存至今,可谓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文昌人杰地灵,名人辈出

在明朝就出了与丘浚,海瑞齐名,并称“一鼎三足”的良史邢宥。邢宥(公元1416~公元1418年) 海南文昌人。明代的政治家、学者。为官20余年,历任四川站定临察御史、浙江台州知府、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右佥都御史、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著有《湄丘 集》。

1861年10月出生于海南文昌的宋耀如先生,就是这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中一位杰出的先锋战士。他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不惜 倾尽家产,而且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民主革命洪流之中,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他鲜明的个性熏陶和培养了宋氏三姐妹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

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和蒋夫人宋美玲女士,她俩是一母同胞,都是海南文昌人氏。 其实,“籍贯”这个词食古不化,国际通用“出生地”,比较正确反映人生。宋氏姐妹都出生于上海, 她们都未“回”过文昌。甚至于用“回”这个字眼都不恰当,宋子文、宋美龄对文昌籍贯有些感情,宋庆龄女士一辈子只认同上海,孙中山仙逝后,她一直寡居于斯,连中共建政委她以国家副主席之大任,她也无意长住北京那座官邸,最终阖眼逝去,也是长眠于她所眷恋的上海。我曾留意过,1981年她的葬礼讣告上在某 段落末尾有至为简短的一句:“海南文昌县政府也送了花圈。”
 
海南文昌建立“宋氏纪念馆”, 宋家除了宋子文曾“惊鸿一瞥”地“回”过文昌老家外,宋美龄生前在美国多次接待过“老家”来客。家族中其他人都在祖籍之地了无痕迹。

文昌近、现代史上更是群星灿烂,涌现出共产党大将张云逸、国民党将领陈策等196位将军,称为“军之乡”

张云逸(1892年~1974年) 海南文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万里长征,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百色起义。
陈策,原名明唐,字筹硕,文昌县会文镇沙港村人,1893年出生,少年在乡读书,小学毕业后赴穗求学,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肄业于广东 海军学校,与海校同志学密谋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赴香港,1917年在粤参加护法。1949年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8月30日卒于广州海军谊社 寓所,葬于广州市郊海军坟场,于右任先生称:“义气盟军重,忠诚国父知。”

郑庭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05年阴历8月30日生于文 昌县文教镇美竹村。194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释放。郑庭笈兄弟 四人,他居二。兄郑庭钧,三弟郑庭,皆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1981年病故于台湾。四弟郑庭铭,清华大学毕业,在北京当工程师。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当年的《南方日报》 刊登《报名过万,录取过千》写的就是我们文昌县

文昌的地名与地脉都独具钟灵之气,她是个出读书人的地方,在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岛,文昌是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镇,远胜于苏东坡贬逐海南时曾开办“书院”的儋县。文昌人读书刻苦,又有大志向,文昌孔庙是全中国唯一不设朝南开的大门的, 原来先人们愧于文昌历朝历代未出过状元郎,便设誓:本土子弟一天未能金榜题名,文昌孔庙就永不设大门!这似乎很有点中流击楫、灭此朝食的气概。遗憾的是清 末废了科举,文昌的孔庙便无缘再展新颜了。
 
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1948年定居苏州,毕生致力于书法研究、创作、教育,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 70 种计 360 余万字。祝嘉先生的书法与其理论紧密结合结合,他四体具精,一生临摹百遍以上的碑帖 130 余种,并力主“全身力到论”故其书法碑帖交融、老辣苍润、浑厚古拙,内蕴丰富。晚年融合汉魏开创了独特的章草书风。

清华大学校园里有 一块碑,上面记载着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个学生,他是我罗峰中学校友、五四第一英烈郭钦光 (1895 - 1919) ,是文昌人!郭钦光在广东师范学校毕业后,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日,同北京大学爱国学生上街游行时,遭曹汝霖卫兵殴打,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5月7日逝世, 成为“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全国各地纷纷为之举行追悼大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亲笔题赠挽联“疾风劲草”。
 
陈序经也许很少人知道,陈寅恪则很多人知道。
1903 年陈序经出生于海南文昌一个华侨之家,少年时曾随其父两度侨居新加坡。作为出色的大学管理者,陈序经赢得世人的尊重和赞誉。1948年,他受命代理岭南大 学校长,由于他的积极奔走和努力,在那个特殊时期,为学校邀聘到陈寅恪、姜立夫、吴大业、陶葆楷、司徒展等一批一流学者和专家,嗣后“院系调整”,岭南并 入中山大学,这些学者随即成为中大各学科的带头人。陈序经是新中国首批一级教授,1956年就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当时担任广东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陶铸赴京向 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问道:“广东有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能聘到一级教授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谁吗?”陶铸一时语塞,总理叮嘱说:“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一点知人善任的好作风。”此后,陶铸与陈序经结为莫逆之交,1962年底,陶铸卸去兼任的暨南大学校长一职,请陈序经继任。

 

林尤剑:再读《心系文昌》

 

一句乡愁万里风,云涛滚滚雨飘洪。

问何难忘同窗泪,思念文昌哀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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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了,国内来的游客 2018-06-22 08:05:18

厉害了,国内来的游客

餐馆里进来六位游客,德文不懂,英文不会,普通话说的也一般,中国国内来的自驾游客人。我请他们先坐下。

客人:老板!快点过来!

老板:马上过来。你们请点菜。要饮料吗?

客人:我们只喝水。

老板:带汽的还是没有汽的?

客人:就白开水就行。

于是客人自己站立起来,自己拿玻璃杯,自己倒水。

老板:请你不要进来, 本地卫生检查条例不允许。

客人从行李包里拿出自己带来的茶水自己饮用。

老板:在德国任何餐馆都不允许自己带饮料进来享用。

......

老板娘,这账单不对劲,为什么喝水也要算钱算钱?我们在国内多少也算是有影响力的人,来你这小小的快餐店用餐,至少也是看得起你们。你坑人也得坑德国人,为什么要坑我们中国人?德国没什么好看的,你这城市比不上中国国内一个小镇。

 

以下写于201583日:

中国制造

他是国内一所中学的校长,带领30多学生到班贝格人文高级中学交流,还没有进入我餐馆的大门,就问:“你们中国人?” 我回答是。

领他到桌子前,坐下,他说话像发布命令一样:“给我一个杯子!这可乐是我在超市买的,跟你们无关!” 我白他一眼,心里不服,因为德国人德国餐馆没有这样的规矩。

还没有点菜,他却先攻主题:“你在德国多久了?都变成德国人了罢?入籍条件高吗?这房子你买下来的?……” 我又白他一眼,心里不服,因为我觉得教师应该为人师表,他这样子如何教育学生?……
用餐完后,他又一次发布命令:“给我一个烟灰缸!”

我:“德国不允许在餐馆抽烟!”他不懂德文,到了德国似乎也听不懂中文,继续在那里抽烟,烟灰丢在碗碟里,引来餐馆里其他客人的怒目。我怒:“请您到外面抽烟!”

星期五我代表市长到班贝格人文高级中学讲话,他认出我,会后向我道歉,他说,他不知道我是市议员,觉得自己的抽烟行为不当,是因为语言不通。

我说:“您有本事,就当30多学生的面,公开道歉!”

他并没有觉得尴尬:“教师为人师表,我不可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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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首歌吟多少情 2018-06-14 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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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尤剑  读谢盛友同学2018年入选欧华文学精选十首

 

欧华精选笔轻轻

十首歌吟多少情

五指山高夕阳远

别离两字泣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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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十大悖论 2018-06-13 10:32:14

们时代的十大悖克托·

按:本文译自胡佛研究所,英文标题:“Ten Paradoxes Of Our Age”66日),作者维克托·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古典学家、军事史专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文由DepthCharge  译,万吉庆 校。

………………………… 

21纪正在提醒我们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国外,中国重商主义的崛起,伊朗、朝鲜核武器的幽灵,欧盟的紧张局势,陷于僵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大规模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复活,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教训。在国内,同样富有教益的是奥巴马精致的进步主义与特朗普粗野的保守主义的奇怪地并存。以下是从目前争论中得出的10条要

1. 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的繁荣并不一定会催生宪政。(此处省略100字)。长期来看,更多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增进个人自由,但可能还需要一些先存条件或持续的政治改革,才能从经济自由化中持续获益

2. 经的拥核国家并不意味着一直是拥核国家。南非与乌克兰大概都曾拥有核武器,而经过权衡利弊,他们都放弃或至少是取消了核计划。在国际制裁和禁运之下,朝鲜很可能会退回石器时代,但也有可能最终放弃核弹道导弹。大多数反西方的拥核政权或有核抱负的政权,都需要结交可以利用的庇护国,或者这些国家本身经济脆弱,又或者需要金钱来平息民怨。过去我们没能阻止朝鲜获得核弹道导弹,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能力,而是意志力。伊朗的核抱负出于同样的算计。伊朗同样张牙舞爪、气焰嚣张——这并非源自其实力强大,而是出于对自身脆弱经济的恐慌;伊朗的核资助国俄罗斯或者朝鲜都可能迫于压力不再向其提供技术援助;此外,它也受困于国内不满的民众。伊朗和朝鲜都不想看到亲西方的埃及、日本、沙特、韩国发展核武以获得地区威慑力

3. 欧盟已经意识到,把一个成功的共同市场、有效的自由贸易和旅行区改造为一个泛欧洲民族国家的努力已经陷入危机。英国的脱欧、南北欧之间的财政紧张,东西欧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一个侵略性德国再度复活的隐忧都在撕裂欧盟。欧盟的超国家政权很可能会被证明和拿破仑试图建立的陆体制样失败。这样的乌托邦式追求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这与国家主权和民主政府相悖;需要一定程度的言论审查,这与西方言论自由相悖,这需要一群务实的社会工程师( 释:social engineers,原文如此,保守主义者一般不用社会工程师这种提法,建构理性主义色彩太浓),类似于当年建立欧共体的前辈那样,而不是像如今布鲁塞尔的那些傲慢而好夸夸其谈的官僚和野心家

4. 背井离乡、逃到西方国家的非西方人——尤其是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们的人数越多,就越是讽刺性地在新国家复制他们试图逃离的文化环境。远古以来,所有的移民都会对母国自然而然地患上精神分裂——们会把自己抽象的原籍国浪漫化,同时,又在新家园获得解脱,因为这里不像他们抛弃的老家那样糟糕。但是,欧洲在同化和整合移民以及族际通婚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无能,中东移民也都非常不愿意信奉欧洲的世俗主义和个人自由。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酿成悲剧 

5. 19纪和20纪,德国的邻国都害怕其武力、扩张主义和统一计划,以及它失败后的暴怒和复仇意志。现在德国的朋友和盟国再次表达了这种焦虑。中欧和东欧人民反对德国的开放边境政策,以及对非法移民的若无其事。德国的邻国都为其强制性的绿色能源方案感到困惑,同时德国在负债的南欧国家强力推行紧缩政策也正在欧洲引发分裂。2018年的德国并不像1946年或1989年那样,但是民调常常显示德国是最反美的欧洲国家

6. 东不是世界地缘政治上的中心。再搞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将会荒谬绝伦。真正的危机不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局势,而是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对正在崛起的波斯什叶派势力的恐惧。美国不再那么顾虑中东石油对它的影响。巴勒斯坦貌似已经把他们的受害者形象、恐怖袭击和起义玩过头;慢慢地,西方国家会一致认为让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建成一个繁荣民族国家的观点已经过时。如果从上世40年代末以来就被视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至今依旧被当成难民,那么现代的苏台德人、东普鲁士人、俄罗斯哥萨克人、伏尔加德意志人、东南亚人、匈牙利人和大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也都是难民了

7. 西方文明面临的重大直接危险不是饥饿、全球变暖、不平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而是肥胖、消费文化、乌托邦和平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生育率下降、危及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无力保护边境以及无力创造一个根植于西方价值观的共同文化、失去对超验精神的信念以及缺乏对传统、习俗的尊重。如今,西方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欧洲人、美国人日益失去为西方价值观——正是这种值观解释了为何会有成群的移民来到他们的国家——辩护的能力,而是即使他们能够为之发声,他们也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了

8. 现代立宪政府和新闻自由的巨大危险,不是来自于愚蠢而易于辨识的右翼种族主义和装腔作势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见的,来自巧舌如簧的社会空想家。样危险的还有对他们俯首帖耳的媒体界,后者阴险地宽容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唱着平等、正义、公平的高调滥用权力。那些理应为侵蚀我们自由负责的,将不太可能是那些戴着墨镜和肩章的双下巴的将军们,而是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讲着动听的历史决定论和美好乌托邦故事的人。对于民主政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一个相信自己是社会正义代理人、甘愿放弃自治、并为了获取政府奉承轻易放弃独立性的媒体更加危险

9. 在西方宪政国家,政府的施政方向应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诸如3%的年GDP长、低于4%的失业率和中产阶层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不是政府补贴、官僚规模和管制条例的增长。政府中同情心泛滥的那些人经常事与愿违;那些极少提及同情的私营部门却常常能帮到别人。一份好工作才是美好人生的源头,而政府福利不是

10. 粗野在大众政治中从来不受欢迎,正如我们如今在欧洲和美国所见。但如果短暂的粗野能够瓦解破坏性的繁文缛节,并且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这样的粗野对于精致的制度化平庸也是一种可接受的解药。时候,确保美国黑人失业率低于6%、并让传统上被忽略的求职者获得雇主的青睐才是美国黑人确实命贵的最佳证明。每年3%经济增长经常引出最低工资法是否有用的争论——当雇主绝望地寻找新工人时,他们会很乐意涨工资,尽管当政府命令他们涨工资而他们又不太需要新工人时他们并不情愿

现在西方世界处于混乱之中,主要是因为人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与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所谓更大的善而强加给人们的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结果便是精神分裂,就像苏联帝国崩溃前夕人们所见,那儿没有人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与媒体和政府所报道的事实有丝毫关联。特朗普主义和欧洲的民众运动都只是症状而已,真正的病根在于:统治精英所说的真相常常是谎言

英文原文:

Ten Paradoxes Of Our Age

by Victor Davis Hanson

Wednesday, June 6, 2018

The 21st century is reminding of us of some uncomfortable truths. Abroad, recent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ise of Chinese mercantilism, the specter of Iranian and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s, tens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alcified Palestinian question, mass migrations, an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ic terrorism all offer a number of lessons. At home, just as instructive is the strange juxtaposition between Obama’s suave progressivism and Trump’s coarse conservatism. Here are 10 takeaways from our current controversies.

  1. The prosperity of consumer capitalism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hina’s haphazard embrace      of quasi-market capitalism simply made Beijing richer, more regionally      aggressive, and more internally authoritarian once the state allowed its      elite and those who were well connected to make all the money they wanted.      In the long term, more economic growth may enhance greater personal      freedom, but there likely must be preexisting conditions or ongoing      political reforms to benefit from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2. Once a nuclear power doesn’t mean always a      nuclear power. Both South Africa and Ukraine likely possessed nuclear      weapons and, after cost-benefit analyses, gave them up or at least      cancelled their proliferation efforts. North Korea may well be reduced to      the stone age by international boycotts and embargoes, but it will likely      eventually give up its nuclear ballistic missiles. Most anti-Western      nuclear and wannabe nuclear regimes require patrons that can be leveraged,      or have economies that are vulnerable, or need money to keep volatile      populations quiet. What was lacking in the past was not the ability, but      the Western will, to stop a North Korea from gaining nuclear ballistic      missiles. The same calculus is true of the nuclear aspirations of Iran.      It, too, blusters and threatens--not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ut from      the fear that it is economically vulnerable; that its proliferation      patrons Russia, China, or North Korea can be coerced into not extending      technological aid; and that it is plagued by a restive population. Both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no desire to see pro-Western Egypt, Japan, Saudi      Arabi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o nuclear to achieve regional deterrence.

  3. The European Union has realized that its efforts      to transform a successful common market and effective free trade and      travel zone into a continental pan-European national state are in crisis.      Brexit, north-south financial tensions, east-west schisms over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fears of a resurgently aggressive Germany are tearing the      EU apart. The EU super-state may well prove no more successful than      Napoleon’s effort at a continental system. Such a utopian quest always      demanded a level of coercion contrary to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a level of censorship antithetical to Western free      expression, and a group of pragmatic social engineers akin to those who      formed the European Common Market rather than the contemporary cadre of      impractical but haughty bureaucrats and careerists in Brussels.

  4. The more non-Westerners abandon their homelands      and flee to the West—especially en masse and illegally—the more these      immigrants ironically seek to replicate in their new country the very      cultural conditions they forsook. All immigrants from time immemorial are      naturally schizophrenic about their homelands—they romanticize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in the abstract, while experiencing relief that their      new home is not like the old one they abandoned. But Europe is especially      inept at assimilatio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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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入选“成功移民者” 2018-06-13 09: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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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入选“成功移民者”

 

在美国的多语言网络传媒《赫芬顿邮报》(英语:The Huffington Post)2018年6月12日发布,战后移民到德国这70人,是融入德国社会的最佳榜样,他们/她们在德国各行各业起了标杆作用。

《赫芬顿邮报》由阿里安娜·赫芬顿、肯尼斯·勒利尔、安德鲁·布莱巴特及乔那?裴瑞帝创办,并以新闻报导及其评论平台之形式开始运作于2005年5月9日。其立场被认为偏向左派社会自由主义。自从被美国在线于2011年2月收购之后,阿里安娜·赫芬顿成为赫芬顿邮报传媒集团之主席及总编辑;同年,赫芬顿邮报之网站流量一度超越《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赫芬顿邮报成为第一个获得普立策奖的商业性网络传媒。

2015 gilt als Ausnahmejahr, weil so viele Menschen nach Deutschland kamen wie nie zuvor. Das Ausnahmejahr hat jedoch den Blick darauf verstellt, dass Migration fester Bestandteil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ist.

Seit ihrer Gründung 1949 kamen Menschen, die Gewalt und Armut hinter sich lassen wollten. Menschen, die sich Sicherheit und ein neues Leben erhofften. Menschen, die in Deutschland lernen wollten. Menschen, die in Deutschland ihre Liebe gefunden haben.

All diese Menschen haben Deutschland geprägt. Ihre Geschichten sind Teil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geworden.

Die HuffPost möchte 70 Menschen vorstellen, die zwischen 1949 und 2018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sind.

HuffPost.You Xie

 

 

Wie heißen Sie und wo kommen Sie her?

Ich heiße You Xie und komme aus China

Wann und warum sind Sie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1988 kam ich zum Studium an die Universität Bamberg und studierte Germanistik, Journalistik und Europäische Ethnologie. 1993 diplomierte ich über die Pressepolitik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Von 1993 bis 1996 studierte ich Jura an der Universität Erlangen.

Wie war Ihr erstes Jahr in Deutschland?

Es war ein Kulturschock für mich. Ich habe vorher bei VW in Shanghai gearbeitet, und die Stadt voller Menschen, besonders sonntags und an Feiertagen, in Bamberg waren die Straßen menschenleer. Dann habe ich erfahren, dass Leute sonntags auf die Kirche gehen. Dann bin ich auch Christ geworden.

Wie ist Ihr Blick auf Deutschland heute?

Ich stamme aus einer taoistischen Familie, deren religiöse Tradition auf das 5. Jahrhundert v. Chr. zurückreicht. Nach meiner Migration wendete ich mich dem Christentum zu, ließ mich in Bamberg taufen und ist Mitglied einer evangelischen Kirchengemeinde. Wenn ich heute auf Deutschland blicke, habe ich große Sorge darum, dass Deutschland seine nationale Identität und Werte immer mehr verliert. Das ist für mich schmerzhaft.

Welches Gefühl löst es in Ihnen aus, wenn Sie an Deutschland denken?

Goethe, Schiller, Philosophie, Musik, Fußball, Autos, schon ein sehr stolzes Gefühl, wenn ich an Deutschland denke.

Was würden Sie den Deutschen gerne mal sagen?

Deutsche sind überpünktlich, super diszipliniert, ordentlich, sportbegeistert, experimentierfreudig und vereinsfreudig. Ich bin sehr stolz darauf, und versuche ein echter Bamberger zu werden.

Was machen Sie heute?

Diplom-Germanist, Journalist, Imbissbetreiber, CSU-Stadtrat in Bamberg, Vizepräsident der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Writers in Europe.

 

Quelle:

Huffingtonpost.YouXie

Focus.de/politik/YouXie

 

https://www.focus.de/politik/soziale-ungleichheit-you-xie-aus-china-wenn-ich-auf-deutschland-blicke-habe-ich-grosse-sorge_id_9128419.html

 

 

https://www.huffingtonpost.de/entry/you-xie-china-bamberg_de_5b223840e4b0adfb827130e4?utm_hp_ref=de-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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