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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间接地将特朗普比作希特勒 2017-12-09 11: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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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间接地将特朗普比作希特勒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出席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中表示,如果民众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满意,认为一切本应如此,是理所当然的。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再次发生。

奥巴马在讲话中强调:"你必须维护这个民主的乐土--否则,它很快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已经见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它国家。"他补充说:"他在这里所指的是20和30年代的世界格局。"

在一个装点富丽豪华的宴会厅里,这位美国前总统说到:"想象一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二三十年代维也纳的一个宴会厅,精致的布置,到处充满了音乐、艺术和文学,科学在进步,那一切看上去好像是可以永恒的。然后就是6000万人的死亡。整个世界陷入混乱……所以你必须保持警惕,参与投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6000万人丧生。奥巴马这一讲话的视频和图片被在场的听众大范围转发--这些听众大多是芝加哥地区的商业领导人。

部分保守派媒体人认为他间接的将特朗普总统比作希特勒,遭到了强烈批评。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年12月27日-1999年1月2日)的《破解希特勒》:

尽管耍尽无赖,希特勒的上台却是合法的。他最初唯一的资本便是“群众演说”,直接诉诸人民。他的演讲能够把听众带入痴迷状态,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由于希特勒的雄辩,而是一种君临一切的意志力使他的演说具有大众催眠术的效应。但是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国人仍然投票反对这个突然发迹的无名小卒,有的甚至认为希特勒“并不真的存在,不过发出些噪声罢了”。当代德国青年常常望着自己的长辈,对他们竟然会盲从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们也深感无地自容,愧对晚辈。但是脱离历史条件来谈任何问题都是不科学的,并非德国人民都是受人摆布的白痴,而是希特勒迫使他们把对他的怀疑转化为对自己的怀疑——不过他使用的不是强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成就Leistungen macht anhand politischer und militärischer Leistungen, die aber durchweg nicht auf Bestand gerichtet waren, deutlich, warum viele Hitler bis in den Untergang folgten.

不谈希特勒的成就,就无法解释千百万德国人对他的狂热崇拜和绝对服从。希特勒上台后的成就使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从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主持的纳粹政府解决了德国六百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起飞在外交上,他公然无视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德国,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到1938年,德国已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权独揽,彻底瓦解了德国政府,使全国统一于他这位至高无上、只对自己负责的元首。他毫无夸张地宣称,“帝国的命运决定于我一人”。当整个西方世界沉沦于尼采所诅咒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文明的堕落中,德国却精神焕发地站起来了。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由于希特勒的绝对权威是他以后一切倒行逆施的基础,作者认为有必要把他如何悄悄地瓦解掉德国政府的过程加以说明。首先,希特勒凭着独裁者共有的直觉,彻底摆脱了宪制的约束。他绝不当什么“公仆”,而是元首,“绝对的主人”。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宪法早已名存实亡,希特勒从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够实施的宪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后,德国便成了没有宪法的国家,政府对人民的权力便不再受到限制。其次,希特勒一贯善于创建各种新的可称为国中之国的权力机构,并全面直接地控制它们,诸如纳粹总部、冲锋队、党卫军等等,都只向他个人负责,通过它们制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气氛。

希特勒改组后的政府中各部门职权不清,甚至相互对抗,绝对不可能彼此联合成力量来制约他或反对他。政府的混乱统一于他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行控制协调。这种局面的产生不是由于他对国家机器的无知,而恰恰是他精心的创造。他把自己变得无法取代,而且彻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罢免他,或者产生新领袖的途径。作者设想,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会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但是人们也马上会发现他的死亡所暴露的权力真空,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至高无上,不可取代,不受宪法约束,不向任何人负责——这些便是一切大独裁者为自己横行霸道所创造的基本条件

由于希特勒一手复兴了德国,反对他、怀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据、丧失了自信。他们在困惑、惊羡、感激的同时,进而放弃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权利。不是说不敢公开怀疑他,而是从内心深处不能再怀疑他:难道你不希望德国兴旺吗?难道你要对一个复兴德国的人吹毛求疵吗?终于,善良的人们为经济起飞而接受了集中营。希特勒逐渐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德国的化身。元首的意志便是德国唯一的意志,并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意志。也许只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对一般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尽管也有不顺眼的事发生,人们现在只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崇尚独立思考的新教诞生地——德国,可见人的自信是何等轻易地被摧毁。希特勒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深谙群众心理,屡屡试探,步步为营,尽量不公开做群众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犹运动前,他早就制造舆论,似乎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样子,一旦人们发现事实还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现实了。希特勒的统治手段是相当诡诈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吓的分寸,使人们既害怕又不至铤而走险。

胜利Erfolge beleuchtet Hitlers innen- und außenpolitische Erfolgsperiode zwischen 1930 und 1941, wobei deutlich herausgearbeitet wird, dass Erfolge fast immer nur dort eintraten, wo der Widerstand gering war: „Immer stürzte er nur das Fallende, tötete er nur das schon Sterbende“ – mit „der Witterung des Geiers“.

可是复兴德国并非希特勒的最终目的,国家对他来说,“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从来对建立一种作为持久秩序的国家不感兴趣。他选中德国是要它成为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现在德国已经羽毛丰满,希特勒开始把魔爪伸向欧洲的其他部分。从1936年到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辉煌胜利:吞并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直至慕尼黑协定瓜分捷克,他不费一兵一卒,全凭外交途径。为什么希特勒的领土扩张如此顺利呢?作者认为,与其说是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是对手的懦弱。英国只想安抚住德国,宁可退出东欧,过些太平日子。法国则软弱得眼看德国猖獗而无能为力,只好违背民族利益去顺从英国的绥靖政策。英法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进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战的口实。但是战争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首先,希特勒坚信人类历史就是种族竞争史,战争是常态,和平不过是战争之间的间歇,一旦条件成熟,就必须发动新的战争。其次,希特勒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来计划他的政治行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称霸欧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暂使发动战争变得刻不容缓,希特勒一再抱怨战争应该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开始。“我现在50岁”,他在1939年对来宾说,“我宁可现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岁或者60岁”。

哈夫纳一再强调,希特勒不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并不关心他已经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的治理建设。1938年夏,他统治了东欧,1940年夏,他又把版图扩大到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想要获得和可能获得的地盘,一而再地错过巩固成果的机会,却一味地进攻再进攻。希特勒也不是一般务实的政客,注重现实的功利和妥协。希特勒是一个自己所标榜的“纲领制定者”,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观、政治目标和实施纲领。作为一个领袖,他不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推波助澜,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现实世界,以他的臆想去改造世界。所以哈夫纳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理想型的领袖。理想型的领袖不乏事业心和意志力,怕只怕理想本身谬误,那么必然全盘大错。而希特勒正是这种情况,所以尽管他有相当的才能和超人的意志,他由成功走向毁灭的道路是注定的。由此也可以说,正是他亲手“制定了自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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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谢安如何对待“低端人口” 2017-12-04 00:40:58

我祖谢安如何对待“低端人口”

谢氏族谱记载,谢文卿为福建莆田士人,与苏轼同期流放到海南岛,是谢安第二十六代孙。谢盛友是文卿公第三十代孙。

《世说新语·政事》: 东晋谢安执政时社会上有大量残兵、流民逃亡,流徙到首都建康(南京)秦淮河南岸的船中,有人建议去那里搜捕驱除他们以求社会稳定。谢安却掷地有声地说:“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大意是: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容留的话,又怎么称得上是国家的都城呢?

鲁迅说《世说新语》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而这教科书里有关谢安的记载达114则之多,居全书之冠,可见其典范意义。

 《晋书》评价谢安:

    “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

    “文靖始居尘外,高谢人间,啸咏山林,浮泛江海,当此之时,萧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萝而袭硃组,去衡泌而践丹墀,庶绩于是用康,彝伦以之载穆。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衣冠易虑,远迩崩心。从容而杜奸谋,宴衎而清群寇,宸居获太山之固,惟扬去累卵之危,斯为盛矣。”

    “太保沈浮,旷若虚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

    唐人李白在安史之乱中有诗曰: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宋人苏轼亦有词水调歌头,其上阕曰: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范文澜《中国通史》曰:

    “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

    “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民间评价谢安:

谢安逝世之后,民间尊奉为神祇,尊为“广惠灵应显济尊王”,或称为“谢千岁”、“谢圣王”、“谢王公”、“谢老元帅”、“谢府太傅”、“护国尊王”等。唐代陈元光将军率领官兵入漳州时,携带谢安之香火,并尊奉谢安为“广惠王”。而广惠王的信仰,也随着漳州人来到温州、厦门、南洋、台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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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要“文化自信” 2017-12-02 09:48:19

“天子”文化自信

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要求全党必须“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文化自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作出许多深刻阐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13/c_1121796384.htm

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自信”,需要在“文化冲突”导致了“文化焦虑”的前提下才能生成。换言之,只有当一个人在自己业已认同的文化之外又遭遇了其他异质性的文化(不见得一定是外国舶来的其他文化,也包括本国传统的其他文化,乃至本国同胞的其他个体依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展开的另类“活法”),并且因此在“文化冲突”的激发下产生了“文化焦虑”的情况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本真话头才会提到人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当你自己在讲着自信的时候往往显示出一种不自信,一般有自信的人,他就基本不讲,它是显现出来的,它是彰显出来的,不是你讲出来的,当你在大力讲着“文化自信”的时候往往对这个事情的底气不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接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现了高度的文化外交。学者认为,文化可以成为发展外交的有效工具,但前提是国家必须具备自身的文化身份,并对自身文化有一定的自信。

在中国文化自信大起大落的历史中,北京故宫曾一度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险些被烧毁或拆除。故宫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最高级的象征,用以接待尊贵外宾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此凸显他首次访华获得的“国事”高规格接待。

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都将自己喻为是“上天之子”,即“天子”,也就是玉皇大帝的儿子。既然“天父”在天上住的是“紫宫”,那么,儿子在人间的住所也应该可以称为“紫宫”。此外,皇帝居住的皇宫四周警戒森严,有严格的宫禁,不是寻常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否则就是“犯禁”。因此,“紫宫”也就成了一座“禁城”,合起来称呼,就是“紫禁城”。

《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长久以来,古代天文学和古代神学的文化交融,将北极星推到了天空中最尊贵的位置。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整座皇城也是按照“紫微正中”的格局而修建的,城内城,城套城,而紫禁城就建在北京城的中心。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视为三座门,即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与此相应,紫禁城前面设立端门、午门,东西两侧设立左、右掖门;午门和太和门之间,有金水河蜿蜒穿过,象征着天宫中的银河;宫中的太和殿居高临下,象征天的威严;乾清宫和坤宁宫两座帝后寝宫象征天地乾坤;乾清宫东西两面的日精门和月华门象征日月争辉;东西十二宫院,象征十二星辰;十二宫院后面的数组宫阁象征群星环绕。设计者们绞尽脑汁地设计出这些象征天、地、日、月、星辰的建筑模式,从而突现皇帝“君临天下”的威严和权力。

公元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代末帝驱逐出了紫禁城。次年,在原来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了故宫博物馆。故宫,也就是“旧时的皇宫”的意思。由此,紫禁城作为“天子”住所的作用结束了。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北平后,不久成立故宫博物院。1950至1960年代,陆续有人提出故宫改建计划,后因种种原因搁置。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故宫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6月,军宣队进驻故宫博物院,率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1966年8月16日,除在奉先殿举办的“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他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故宫博物院外的红卫兵将位于神武门的故宫博物院石匾被纸盖住,纸上用墨笔书写“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的砖墙上贴满写有“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故宫博物院的“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除,中和殿的宝座被拆走。但“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尚未及实施,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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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录像监控的国家 2017-12-01 1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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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录像监控的

发生多起幼师虐童事件后,中国的幼儿园希望借助全天候的录像监控给家长们一点安心。

2017年11月,德国联邦家庭儿童与青年部推出新修订的《保护儿童免于性侵的保护条例》,在刑法、法律程序、受害者受到保护的权利、对受害者提供咨询与协助以及数字媒体5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要求以上领域在加强防范性侵上进行实质性合作。

中国大陆的城市公共空间或许是世界上监控摄像头最密集的地方。据《华尔街日报》2017年6月的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有1.7亿台监控摄像机,到2020年可能还要安装另外4.5亿台。这里的监控摄像具有两个功能:减少违法犯罪和政治控制。普通民众并不知道,对于政府来说这两个功能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经历了共产国际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大清洗,亲身体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此后他成为坚定的反极权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

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发表于1949年,书中描写的绝对权威“老大哥”和时刻监控人们言行的“电幕”,还时时会让人胆颤心惊。即使是政府为了反恐而进行的电话和网络监视,也引起民众强烈反弹,并立即联想到《一九八四》中描写的恐怖情景。

《一九八四》描述了一个极权社会“大洋国”。控制这个国家的党内核心人士总结了纳粹极权统治和苏联共产社会的经验教训,把极权社会推向极致,自然也就把思想监控推向极致。小说详细描写了思想监视的对象、控制的手段、监控的效果,以及对逆反者的思想改造。

监视对象是党内人士和知识份子,并不包括普罗大众(无产阶级)。虽然在公共场合,到处都是“老大哥在盯着你”的提示和监视人们言行的电幕,但只有监控对象家里安有监视器,普通劳动者家里则没有任何监视设施。这并不是因为该党代表劳动大众或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党内核心人士的想法很明确:“我们对别人的利益都不感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认为控制无产阶级的思想并不困难,只要灌输简单的爱国主义就行了。

小说里,媒体大规模地宣传,是党把无产阶级从资本家手里解放出来,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老百姓也都相信了这种说法。按说党就应当对自己的领导地位有充分的自信了。可奇怪的是党时刻怕失去对民众的控制,采用种种严格的思想控制手段,显出极度缺乏自信。这自然引起稍微有点儿头脑的人的怀疑。

小说是从男主人公温斯顿的视角展开叙述的。作为受监控者之一,温斯顿的心理活动说明:再严格的监控都难以改变受监控者的思想,只能引发逆反和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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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在中国的名称和困境 2017-11-30 13:50:48

NGO在中国的名称和困境

作者:谢盛友

2017年11月28日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岳阳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监禁。李明哲曾举办网络政治讲座,并为中国系狱异议人士的家属提供帮助。本次判决显示,中国严厉打击人权人士的行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大陆境内。

美联社有关报道称,李明哲案的宣判表明,北京几十年来对人权的打压现在已经越过了中国大陆的边界,向对岸传达了一个冰冷的信号,让台湾社会倍感寒意。

李明哲和另一名大陆同事彭宇华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分别被处以5年和7年徒刑。两人都对罪行“供认不讳”, 并当庭表示不会上诉。美联社报道认为,这可以被解读为被告与法庭达成了某种妥协交易,以换取一定程度上的从轻处罚。

笔者三十年以来一直书写呼吁在中文话语里取消“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非政府组织”并不是非法组织。

在中国是一党独大,党就是政府。而且,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在这样的长期教育下,“广大人民”跟着执政者画等号:共产党等于政府;政府等于合法;非政府等于非法。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NGO)的定义来自美国,是指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通常独立于政府。

在英国,对民间组织一般不用“非政府组织”这样的概念,类似“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这样的组织,一般称为“ 互益组织”。

在德国,任何民间组织都是互益性(gemeinnuetzig)组织,分为登记社团和非登记社团。登记社团在法院注册后,同样在税务局备案,经税务局审核后,登记社团再分为“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获得“非营利组织”认可的社团,享受免税(社团本身不用缴税、捐款者获得免税证明)待遇。

大家最熟悉的TÜV(技术监督协会),是德国民间根据技术监督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权威互益性机构。经常在德国超市购物的朋友们,肯定会发现很多商品的外包装上都印有“商品测试基金会”(Stiftung Warentest,简称StiWa)的鉴定标志,德国商品测试基金会也是民间的权威互益性机构,该基金会每月出版专刊,通过对商品客观的统一鉴定,定期公布测试结果,给予消费者全面的市场信息。

民间社团发达程度,是衡量公民社会是否成熟和民主法治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志之一。

中国互益性社团的形成和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这样的互益性社团倒是帮助中国社会稳定,对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笔者今天仍然建议在中文话语里取消“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使用“互益性社团”这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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