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69年9月,我们北京二中新初一二班20来个同学走出了见证了我们童年和少年的大方家胡同，走进了北大荒。时隔将近五十载，如今的大方家基本是名存实亡。下面记载的大方家胡同虽然是先我们这一辈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话儿，但读来依旧熟悉、亲切，感觉往事历历在目……

胡同文化—大方家胡同老话儿

（来源：中华五千年）

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颓废，也许这个院落已经风华不再，也许这个院落曾经的光彩掩蔽在由不同的年份、四下搭盖了的小房、厨房、接出的廊子后面……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有的人也曾有过绝代风华。岁月不再，感情却怎能轻易流走，更何况，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太久的岁月，太多割舍不下的情感。我们即将开设“日子院子（宅·院·生·活）”这个栏目，希冀将您曾经生活过的院落的历史、人文、花草、树木、邻里、生活记录下来，留给我们不曾有过四合院生活和记忆的后人……

北京城的每条胡同都有个说道，今儿个跟您聊聊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的大方家胡同。清朝初年，以朝阳门大街为界，北边住的是正白旗旗人，南边住的是镶白旗旗人，后来老百姓随便住，您爱住哪儿都行。大方家胡同的居民有汉、满、蒙、回各族同胞，还有外国人。“七七”抗日战争前，蒋介石、张学良、史迪威、美国武打明星范鹏克来北京都在大方家胡同住过。范鹏克还在院子里照了张武松的戏装相。抗战胜利后，上官云相住过,解放后教育部长马叙伦家住东口。过去住户还有大画家、戏曲曲艺小说研究家和收藏家、钢琴调音师、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留美回国的教授和实业家、清末的举人、贝子贝勒、副都统、库兵、抬大轿的轿夫、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叔叔大爷们、两家煤铺、一家洋车厂子、还有一个井窝子。北平沦陷后，日本汉奸、白面儿房子和妓院也挤进来了。

先说西口路南有个都裂了缝儿的风干小木门，午后四点来钟经常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外卖呆儿，个儿不高，但腰板儿倍儿直，穿着一件洗白了的半大布褂子，梳着旗头髻儿，双目炯炯有神，往那儿一站就让人觉得气势不凡。我们管她叫“多六老祖”。老人家说话直来直去，爱说爱笑，底气特足，话音打远，张嘴一笑，半条胡同都听得见，比李多奎的调门儿还高。

走过了一个通往禄米仓的小胡同口，就是唐举人家，老街坊的晚辈称呼唐举人为“师爷爷”，称他的老伴儿为“师太太”，她也是个梳着旗头髻的胖老太太，挺富态的，但没有“多六老祖”的气派。

再往东是一个由山西人开的一间门脸儿的小铺，卖油盐酱醋、花生、汽水、烟卷儿，还烙烧饼、螺丝转儿。一天，让一个卖毯子的白俄偷了钱，掌柜的往东口跑向城根儿去上吊，街坊们一听全跑出来，从东口连说带劝给拉了回来。那年头谁家出点事儿，街坊们就跟自己家出事一样，特别是穷街坊们。

挨着小铺是个洋车厂子，厂子里头没一辆好车。掌柜的成天愁眉苦脸，手里拿着一把锉和一瓶胶水儿，补撒气放炮的车胎。这个车厂子和《骆驼祥子》里描写的“人和车厂”以及那个厂子的刘四爷没法比。这个厂子破、旧、暗、黑，车一拉进厂门您就瞧不见了，拉车的老街坊们收车后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吃、睡。

再往东是一个小红门儿，门旁挂着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华北医院，门里面有一座漂亮的三层小楼，这就是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专治耳鼻喉疾患的高施恩大夫开的诊所。高大夫夫妇为人和善，一点儿没架子。高夫人和街坊们有来往，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二中，一个在育英读书，常和年纪相仿的街坊们一块儿聊天玩耍。在二中读书的那位和街坊们聊天时，介绍学生们为了抗日受军训。“七七事变”之后，高家离开了大方家胡同，华北医院的牌子也摘了，门框换了一块锃亮刺眼的铜牌子，上写“金公馆”三个字，听说是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占住于此，街坊们从未见过她，不知道她由哪儿钻进钻出。抗战胜利后，把金逆逮着了，有些小报报道金逆在监狱服刑、判决死刑和某日中午执行的消息，当记者们赶到时，已经在那天凌晨把她给毙了，后来登了一张金逆伏法的照片。

说了几家大方家胡同路南的一溜儿住户，再跟您说说从胡同东口路北往西的几家。靠近胡同中间儿偏东有条小方家胡同，它往北一直通到新鲜胡同。在这条胡同口西边是个很讲究的四合院儿，“七七事变”后，叫日本人给占了，老街坊们说日本人在这儿卖白面儿(毒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小牌坊胡同幼稚园迁到这个四合院，主任姓王。这个院子西边是个葫芦形的死胡同，一进葫芦嘴儿坐西朝东有个小院儿，再往里走就进了第一个葫芦肚，坐西朝东有一户在这儿住了二百多年的北京土著。这个葫芦肚两头窄中间宽，是胡同里外小孩儿们玩、特别是踢球的好地方，两头正好是两个球门儿。这个小胡同里头还住着一位公称的杨大爷，他过去在王府抬大轿，这位老爷子人高马大，膀阔腰圆，两只脚像小船似的，老人家看小孩子踢得有趣，按捺不住，上来就是一脚，脚到球破，可见他的脚下功夫，老爷子脸上挂不住，非要赔，孩子家长赶紧出来说这球原来就快坏了，早就该换了。那年头就讲究个邻里和气，自己怕丢面子，也怕别人脸上过不去。再往里走就到葫芦底儿了。底儿上有三个门儿，路西高台阶上是个黑漆门，住着赵尔巽的后人，当家老人是位清末举人，博学多才，老夫人懿范慈祥，待人宽厚，膝下有三个女儿，温文尔雅。另一个坐北朝南的门正好在葫芦底儿的中间，正对着葫芦嘴儿，所以胡同里的街坊们管这家叫“直门”。著名戏曲、曲艺、小说研究家和收藏家傅惜华先生早年曾在这个院子里住过，后来搬走了，前面说过的杨大爷、儿童医院挂号的纪先生，还有另一位赵家先后在这院儿住过。还有一个门，坐东朝西正对着高台阶的赵家，有前后两个院子，后院住着相声名家罗荣寿先生，街坊说他是跟他舅舅赵蔼如先生学的相声，那时候罗先生才十来岁刚出道，穿一件新竹布大褂儿，在东安市场撂地，拿手的段子是《黄鹤楼》。他妹妹二水出嫁时，在院子里大办喜事，街坊们不论贫富亲疏都要赶份子，而且要坐席（吃喜酒），坐席主次以敬老为原则，您家再阔，如果年轻或辈分晚，也得叨陪末座，而且主位不离席，您不吃不喝也得老老实实、高高兴兴地在那儿坐着，老北京人讲究为人要有礼貌。那院子还住着一家，有位中年妇女，大家公称“二姐”，有个弟弟叫运生，爱鼓捣矿石收音机，用耳机子听广播，那年头有钱人家才买得起收音机。

出了这个小胡同，往西走过两个小红门，一家是经营地毯公司的实业家，一家是孙教授，这两家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芳嘉园南口，芳嘉园是条通南小街的活胡同，从大方家胡同往北拐，走到尽头，先看见一座大影壁，对着影壁的大门就是桂公府了。桂祥桂公爷的姐姐是慈禧太后，他的女儿是光绪帝的皇后，老街坊们说这座府是凤凰巢。

出了芳嘉园南口又到了大方家胡同，往西走，路北有个黑漆门，那就是工笔大画家、以画马名闻遐迩的马晋先生家。北平沦陷后，这座文化名人的宅第被小日本给占了，日寇在胡同里开妓院卖白面儿干尽坏事，破坏污染了大方家胡同的古老文化和尊严。胡同里的老人们对年轻人说：走到那个门口，不许往里看，老人们走到那儿脖子一拧，吐口唾沫，还饶上两个字：“畜类”。

当年在大方家胡同还有一位没固定住处的人物———寿老师。寿老师原来是位私塾先生，人品学问倒没听说过有什么微辞，只听说这位老师书读得虽多，但有点食古不化，愈来愈不达时务，再搭上贫病交加，又没把子力气，只好以卖臭豆腐为生，左手挎个小竹篮，右手提了个装臭豆腐汤儿的瓶子。他不会吆喝，只是低着头佝偻着皮包骨的身子，靠着墙蹭着往前走。过去跟他念过书的学生在胡同里见了他，总是迎上去请安或站直了一哈腰叫声老师，赶紧把钱放在篮子里，因为不能让老师手背朝下接钱，然后再哈哈腰向老师告辞。老街坊们也不因为寿老师落魄潦倒而对他不敬，他们心里更佩服这些当众给形似乞丐的老师行礼，赞扬这些年近三旬的学生们有念旧之情、不势利眼、尊师重道的美德。一年深秋，太阳快落山了，远远看见寿老师裹缩着身子往东口走，夕阳照着他脑后几根稀疏白发梳成的小辫儿，我不知怎么心里一酸，眼前一片模糊。

眼下胡同里只剩下东口路南的几处平房，路北的房子基本消失了，新起了一片大楼，这些楼与南小街一带的总体环境以及对北边新鲜胡同的正白旗官学、觉罗宗学（遗址）和南边禄米仓的智化寺怎么才能和谐，那就得建筑学家们想辙了。

回忆往事，确实今非昔比，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