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宮苹立馬諄諄告誡加入了待業大軍行列的我，別把挑到籃子裡的都當菜。她說：“分配工作的時候絕對不能飢不擇食。現在的人講實惠，不講革命需要了。工廠有街道的，有國營的，你得問清楚。街道工廠是小型集體經濟，工資待遇、工作環境和勞保條件都遠遠不如國營企業。”她在家裡等了將近一年，終於進了北京化工廠，這是國營企業。她說等得值，比進街道工廠強一百倍。

回城的人越來越多，工作機會越來越少了，別說國營企業的名額一般還沒到街道辦事處就被後門要走了，就連街道工廠的空缺也不是隨手拈來。有些回城知青接了或到點或提前退休父母親的班，我爸爸媽媽正是人到中年，單位里承上啟下的業務骨幹，退休的計劃遠遠排不上日程。況且，如果真到爸爸媽媽單位接班，我的水平只能在部里當個清潔工。

在北大荒的時候，有人說：只要能回城，掃大街也干。哼，掃大街的工作早讓人占了，誰給你留那個空缺？返城的知青為了生存不乏開動腦筋的人，他們當臨時工，到前門大街去擺攤賣大碗茶，上天安門廣場給人照相，在華僑商店門口倒賣外匯券……可我既沒做買賣必備的嘴皮功夫，也無實惠可用的一技之長，只能眼巴巴地等着街道辦事處珍貴稀少的分配名額。我為工作問題心急如焚，但又懼怕面對那個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從天而降的未知。

宮苹的姐姐考上醫科大學，幸運地趕上了恢復高考的第一班車。她弟弟去年高考落第，可今年也進了夢寐以求的中央美術學院。我對他們眼紅之極，夜不能寐。小時候我也喜歡過美術，其實說美術是誇張，我不過是喜歡畫畫而已，好多年沒摸畫筆了。

白天，我羨慕那些上班下班的人們和上課下課的學生，如同面黃肌瘦的病人羨慕滿面紅光精力充沛的健康者。在這充滿了活力的北京城，我像一個棄兒，孤零零地站在生活邊緣的陰影里。夜晚，我與失眠相伴，長久地徘徊在夜深人靜的小區。

黑暗對我的心靈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安慰，像嬰兒甜睡在母親的懷中。望着夜空中的星，清晰卻遙遠，明亮卻寒冷。然而，這一點點溫存總是那麼短暫，下一個黎明總是雷打不動地喚醒我心中的憂鬱。

我思念司馬和錢薇，也思念潘姐和秀蓮。有時我想，如果我還在北大荒，至少我不會吃閒飯，可人是不能走回頭路的。不能走回頭路，眼前又沒有路，這使我的心陷入深不見底的鬱悶。記得，在生產隊時，一條沒人認領的黃狗常在食堂門外轉悠。冬日的一天，它蜷縮在牆角里，身上血肉模糊。聽說是因為偷吃食堂的夜班飯，被人打的。一連好多天，那狗蜷縮着，一動不動，連舔傷口的氣力也沒有。終於有一天，它不見了。那條狗一定是經歷了不可言喻的痛苦，最後默默地死去的。

我反覆地想、反覆地問：我會不會也這樣慢慢地化為烏有呢？一天，無意中又看到幾年前從黑龍江水裡拾回的那塊藍綠色的鵝卵石。我端詳着、撫摸着它。出水過久，它已光亮不再，變得乾澀粗糙、普普通通。但當我將它捏攥在手心裡時，它依然堅硬陰涼、實實在在。我猛地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不，我不會像那黃狗一樣化為烏有。人與獸的區別在於，人是能夠採取行動改變自己的狀態的。我不能允許自己這樣消沉、這樣頹廢、這樣一蹶不振；我不能讓生活磨掉我的勇氣；我絕不能被生活拋棄！然而，有了決心不等於就有了辦法，沒有辦法，還是心灰意冷難以振作。

好在，整日在矛盾情緒中掙扎的我等到了好消息：錢伯伯快來了。

冬末春初，我上北京站接來了錢伯伯。

他給我帶隊裡消息：潘姐跟老刁搬家去興城了。潘姐的夢想成真了，我真為她高興。他還說，老孫當了二十一隊隊長，聰明的小孫昊很用功，學習特別好。可惜因為大多數知青教師們回城了，農場師資緊缺，連柳雲琴這樣只有小學水平的知青都被調去當老師了。錢伯伯搖頭嘆氣，對農場孩子的教育問題憂心忡忡。

下車伊始，他為京城的變化而噓唏不已。他喜歡現代化的廚房和衛生間，他說這叫想起四十年代在美國上學時的生活環境。可沒幾天，他就厭煩了城市的喧囂人海、車水馬龍，更為商店裡蔬菜水果不讓挑和售貨員的蠻橫而困擾。

除了回來落實政策，錢伯伯唯一的需求是配一副新眼鏡。他的眼鏡還是勞改時帶到北大荒的，兩個鏡腿都是因陋就簡用醫用膠布固定的。

我跟着錢伯伯先奔同仁醫院眼科驗了光，隨即揣着處方去配眼鏡。

光明眼鏡店裡，三個年輕的女售貨員目中無客，湊在一堆兒嘻嘻哈哈地聊大天。

我叫了好幾聲“同志”，其中的一個才轉過臉來，像《鏡花緣》裡被人掀起蓋簾的兩面國人，剛才還有說有笑的滿面桃花倏地變得冰冷如霜。如果臉色有溫度，我和老錢瞬間就到了北極。

“幹什麼？”她的明知故問讓人心寒。

錢伯伯指着玻璃櫃檯裡面的一個眼鏡框說：“請你把這個眼鏡框拿給我試試看。”

那個售貨員瞟了一眼櫃檯里的眼鏡框，甩出一句：“那鏡框兒不配你。”

“我試都沒試呢，你怎麼就知道不配我？”

她頭一別，懶洋洋、愛搭不理地說：“不配就是不配。”

“拿出來看看怕什麼的？”我已經練出了以此種人蠻橫之道還其無理之身這招。

錢伯伯碰了我一下叫我不要無禮，客客氣氣地說：“同志，配不配，讓我試試再決定，好吧？”

“那鏡框兒不配你那胖臉！”售貨員一聲吼叫把店裡的幾個顧客都震得瞪着眼睛直看她。

另外兩個售貨員還是無動於衷地、隔岸觀火。

“你這叫什麼為人民服務？”我火冒三丈。

一個看熱鬧的售貨員終於開口：“我們為人民服務，又不是為你服務。”

“你們領導是誰？我找你們領導！”我臉上火辣辣的，心說這活兒要我干保准比她為人民服務積極性高。

“找去吧，姑奶奶正不想跟這兒干呢。”那個拒絕拿鏡框的的售貨員一臉不屑。

錢伯伯推着我往門外走，息事寧人地說：“小麗，算了、算了，我們走吧、走吧。”

眼鏡處方還在口袋裡未見天日，需要眼鏡的人已然被掃地出門。

我說：眼鏡店又不只此一家，咱們上別的店去買，可他說：算了，不用了。

“幹嗎不用？”我堅持，“在連隊的時候我就看您老是小心翼翼地怕眼鏡兒徹底壞了該沒得用了。現在有條件換副新的了，幹嗎不換啊？”

“捨不得呀。”他開玩笑，“這副鏡子帶了一輩子，我是怕換了新的，你蔣阿姨和薇薇看見我該不認識了。”

“喲，您還迷信呢。那這樣兒，咱配副新的用着，也把這副舊的好好保存着，行不行？”

可錢伯伯說什麼也不願再進眼鏡店了，他的理由是：反正人老眼花，看書看報不用戴眼鏡了，湊合吧。經不住我的百般“勸說”，他說：買菜服務員態度壞，咱能躲着點兒，買眼鏡就不行了，咱們犯不着為副眼鏡挨呲噠。

我只道是過去那些年搞運動的“人情惡”至今在他心中留下了褪之不去的陰影，可他又說：“還是莊稼人憨厚啊。在農場，除了搞運動那些年，不管是生人還是熟人都客客氣氣，好來好往的。其實，就連那些年搞運動不是還有人暗地裡照顧我老錢頭和病閨女呢嗎？這你也不是沒親眼看見。”他最後強調。

“您又來了，”我抗議，“老拿北京不好的地方跟農場好的地方比。”

“哪兒好也不如家好哦。”

“您家在這兒啊！”我任性地說。

“可你蔣阿姨和薇薇不在這兒呀。虎子也老了，還等着我呢。”他的語調遲緩，惆悵影子爬上了他的心頭。

我懊悔惹他傷感，便順着他說：“嗯，真可惜咱不能把虎子接到北京來養老。”我也挺想念虎子的。

眼鏡問題最終是宮苹幫着找熟人解決的。新眼鏡與他那副舊款十分相近，錢伯伯滿意極了。

政策落實了，可是工作和房子問題一時半會解決不了，我們誠心誠意地邀請錢伯伯住在家裡。本來就是一家人，應該一起住。北京的房子太緊張了，把房子讓給急需的人好了。

我能理解錢伯伯內心的孤獨。北京對他是陌生的，他對城市裡的很多現象缺乏認識、缺乏理解，他與城市裡的人們少有共同語言，少有共同情愫。他的朋友們在北大荒的建江農場，他的家人永遠留在了黑龍江邊。雖然我永遠不能在老錢心裡取代錢薇的位置，但我願意儘可能地填補他心裡的洞，與此同時，我也需要為自己拓寬生活的領域，於是萌生創意，央求老錢給我當老師，教我學英語。

錢伯伯不但欣然同意，還專門帶我跑到一家舊貨店，搬回來一台老掉牙的英文打字機教我英文打字。他是個一絲不苟的嚴師，對社會上流行的《英語九百句》不屑一顧，指點我一頭扎進英文版的《簡·愛》。我橫下了一條心，重新培養喪失多年坐得住的韌性。我以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學語法，背單詞、翻字典、做翻譯，絞盡腦汁——既為了取悅老錢，也為了學一點兒知識，同時為了不荒廢大把大把的時間。我的學習進度極慢，老錢卻滿意地對爸爸媽媽說：“小麗學語言可以，理解能力強，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只可惜提高口語能力機會太少了。”爸爸媽媽高興地說：“慢慢來，慢慢來，以後會有機會提高口語能力的。有了一技之長，找工作也能容易點兒。”

慶慶回北京辦事，見我學英語，吹涼風說：“中國話還沒學好呢，學什麼洋話呀？”

宮苹卻羨慕地說：“可惜我上倒班兒，不然一塊兒跟老錢學學我媽的母語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