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戴整齐的人突然走进院子。他递给高尔文一张名片，原来是汉阳警察局局长。想到修女们可能会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他来安抚她们。他将派两名警察把守院门，以确保她们不受打扰。来去匆匆，他很快就告辞了。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高尔文。事实上，领着几个修女在天色未明的码头，找愿意送她们过江的舢板，谈何容易。也许，正如修女们所说，英国租界并不见得那么可靠。孙中山先生去世前就宣布了摆脱“所有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预”的愿望。众所周知，外国对商业的控制以及地方军阀的势力，被视为统一中国的障碍。

拂晓的天空变成了淡紫色，高尔文建议在她们的礼拜堂做弥撒。高尔文准备圣祭礼的同时，修女们回房间整理穿戴。弥撒之后，大家共进早餐。临走前，高尔文问玛丽·简什么时候有时间，有些事情要与她磋商。

玛丽·简表示，撤离的问题尚未解决，正相反，时局很可能更加紧张。由于修女们已经计划到去年去过的牯岭避暑，她们干脆提前离开汉阳。

其实，疏散和牯岭避暑都不是高尔文要说的。他是想告诉她最近一次回爱尔兰参加教会选举后，将要发生的变化。

他不无尴尬地说：“我竟然被封了个新头衔。”在返回中国的轮船上，他接到罗马教廷的任命：一个主教头衔和一个贫穷的教区。这一任命将改变他与圣高隆庞传教会的关系。

事实上变化已然立竿见影。新当选的爱尔兰圣高隆庞会长迈克尔·奥德怀尔业已任命约翰·奥利瑞为中国传教负责人。从1920年圣高隆庞传教会到达中国以来，这一职务一直由高尔文担任。

乐勒脱修女会在中国的合约，是与高隆庞的前身梅努斯中国传教团签属的。从现在起，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宜的约翰·奥利瑞将继续为乐勒托修女建造新住宅。这是她们来华前，高隆庞方面许下的承诺。而绣花堂，因了是为乡村传教服务，则继续由高尔文负责。这种变化使事情看起来有些复杂。

1923年春，在高尔文安排下，每个鄉村宣教所送10個女孩到汉阳来学刺绣。他是打算是，美国修女安顿下来之后，由她们接管绣花堂。乡下女孩在绣花堂学刺绣、做祭衣。祭衣成品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出售，收入作为绣花堂的经济来源。两年后，女孩们成为教徒回到家乡。

高尔文对玛丽·简说，最近的人事变化使绣花堂的经济来源更欠稳定，没有传教会的拨款，全部经济来源都得靠营销，而目前的销售额不敷维持绣花堂所需。如果绣花堂不能自负盈亏就得关门。

高尔文承认，从一开始，绣花堂能否在经济上自立就是个冒险。他开办绣花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乡村教区的女孩提供两年的学习机会。如果玛丽·简愿意接手绣花堂，她将怎样能够做到自立，并把绣花堂办成一所真正的学校？

绣花堂的运作是高尔文和玛丽·简一直以来的话题。她认为，称绣花堂为工厂，而不是学校更为贴切。他则认为其主要价值是为女孩们提供宗教训导。玛丽·简认为绣花堂不乏潜力，但到目前为止，神父们给与的培训着实有限。高尔文则认为玛丽·简主张为女孩们提供文化教育的愿望基于她对她们回乡以后将面临的处境一无所知。大多数将在短时间内结婚，她们必须具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天主教徒。而且，她们学到的缝纫技术肯定能够派上用场。不过，他也想听听她打算怎样改变绣花堂？

她倾向于将绣花堂办成一所免费学校，像莫琳创办的面向邻里小孩子的小学一样。如果学生不寄宿，她认为用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在当地办一所可容纳300名学生的学校。她会增加学时，这样孩子们可以得到更多刺绣和教理方面的指导。如果可以办一所真正的学校的话，修女们很乐意将盖新房的资金用来办学。

高尔文表示，将来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就目前而言，他希望绣花堂继续为农村教区的女孩服务。遵循这一主旨，他问她是否仍然愿意接管绣花堂，做些调整，继续用销售祭衣的进项办学？

高尔文松了一口气。之前，为必须解释一个未曾尝试过的新方向，他有些发憷。不过，他也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给了他和玛丽·简更大的冒险自由。因为绣花堂还在他的管辖之下，并且没有了为传教会筹资而运作的压力。他相信修女们将会设法使绣花堂在经济上自立。

那天，玛丽·简给肯塔基总会写信，对绣花堂以教育为主的未来似乎过于乐观。她这样认为：今天，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将以宗教和文化教育为主，营销为次。这样一来，我们没理由不接管绣花堂。接着，她向克拉拉西娜会长保证，无须为当前的政治局势担忧：中国总是在酝酿某种麻烦事。只不过，目前的形势看似比之前任何时候都严重一点罢了。她最后补充说，如果“没有变故”，她们将于7月4日前往牯岭。若是形势不允许旅行，那么就待在家，过一个懒散的夏天。汉阳的酷暑不适于做工，计划是暑假期间将所有女孩放行回乡下。“大米价格上涨很厉害，若两个月不出活儿，传教会无法负担这么多人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