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們很快便了解了為什麼漢陽在武漢三鎮中處於劣勢。寬一公里半，深度可泊海輪的揚子江割開了武昌和漢陽。流入長江的漢水又將漢陽與漢口分割開來。兩條江上都沒有通向漢陽的橋梁，這使得漢陽在經濟上和地理位置上均與武昌和漢口隔絕。

在漢陽，除了她們以外，講英語的僅有幾位愛爾蘭神父和為數有限的基督教兄弟會神父。多數神父在農村傳教，留在漢陽的則在城外伯牙台開設了一所男校。大多數漢陽人沒接受過正規教育，但他們對周圍的一切都萬分好奇。

到達漢陽的第一個晚上，修女們就領教了中國人好奇心的影響力。為在漢陽的第一餐起立感恩祈禱時，飯桌中央的黃油金字塔實在叫她們分心（神父的廚子佩德洛把足夠吃一個月的黃油全擺在飯桌上了）。她們坐下吃飯時，敞開的窗外傳來女人們咯咯的笑聲。這使得修女們忍俊不禁。她們時不時地瞄一眼窗外，相互間看看，再瞥一眼飯桌中央的黃油塔，好歹打發了這頓飯。

第一次上街，好奇的人更多了。老人孩子簇擁着她們，尤其是那些年長的婦人。她們快步走到修女身後，試圖撩起她們的長裙，顯然是要確定她們是否和中國人一樣穿長褲。

在漢陽的第一年，她們的主要任務是學漢語。起初，高爾文的中文秘書每天來給她們上課。他似乎沒有什麼教學經驗，但她們勤奮地練習背誦他所教的內容。不久，這位秘書被聖高隆龐總部派去做其他工作，她們便雇了兩位年輕婦女來輔導她們學中文。

由開始的幾個字和一連串的笑聲，修女們慢慢學會了足夠的中文與家傭交流。高爾文執意要求她們雇用僕人，既表示她們是有“身份”的人又表示作為外國人，她們有責任為當地人提供就業機會。

直到1925年冬末，修女的作息習慣與在美國時大致相同。按照典型的修女會生活，她們早早起床，祈禱、做彌撒、用餐、工作以及做一些休閒活動。可漸漸地，生活中出現了一些之前沒有經歷過的干擾。在美國，修女會的日程時不時會有所改動，但通常是在白天。在中國，生活節奏的運轉與在美國相去甚遠。晝與夜的區分有時變得混淆不清。現在，她們常會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在早上5點起床鐘聲尚未敲響時被喚醒。

一天，一陣震耳欲聾的捶門聲驚醒了熟睡的人們。瑪麗·簡睜開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了一眼鬧鐘，4點45分。夜間還燃着油燈是為了防止老鼠的肆無忌憚。同室的莫琳沒動窩。

“送奶的孩子簡直瘋了，來得越來越早，”瑪麗·簡朝莫琳床的方向嘟囔着說。“我得告他，再這麼下去，我不跟他買牛奶了。”

捶門聲還在繼續，忠誠的羅莎出去打開院門。

只聽羅莎喊了一聲：“梅勵儉[1]，高神父來了。”

一定是有嚴重情況，不然高爾文是不會這麼早就從總部過來的。

“你們醒了沒有？”外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瑪麗·簡迅速披上袍子戴上頭蓋，匆匆走到大門口。莫琳緊隨其後。

跟他一起來的還有史泰博神父和奧利瑞神父。高爾文神色鎮定地說，昨晚漢口發生了騷亂。據說，死了一些中國人。有些外國人到英國租界尋求庇護[2]。如果修女們也想避一避，他可以送她們到漢口的教會醫院去。

瑪麗·簡後來寫道：“他問我的意見。”

暴動的消息來得並不突然。自3月下旬孫中山先生去世以來，各城市的罷工和抗議活動頻繁。最近一次發生在上海，一家日本棉紡廠抗議低薪的罷工升級到暴力。

漢口的情況很可能與之有關。

“我告訴他，依着我，哪兒也不去。”

這時候，斯特拉、帕特里夏、尼古拉斯和茱斯塔也都聚集到大門口。“他並沒有催促我們動身，而是就地開始討論。他問我的想法，我說你知道我的想法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必須各抒己見。”

討論的焦點是哪裡最安全，留在漢陽還是過河到英國租界去。而她們都不願去漢口，認為英國租界並不見得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安全。

[1] 瑪麗·簡的中文名字——譯註。

[2] 指1925年6月11日漢口慘案——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