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年头，白底黑字不见得都是事实，可是，这篇有关当年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的小文读来有趣。权且当作消遣吧。

《尚未走出历史的知青典型》---《凤凰周刊》

6月中旬，侯隽在辽宁沈阳、大连等地为她主编的新书《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签名售书。和侯隽一起签名的还有邢燕子、柴春泽等人。

众多知青围着他们，握手、合影，仿佛回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

侯、邢、柴等人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知青典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在知青上山下乡风潮中推出大批典型。他们成为全国知青的榜样和偶像，代表知青参加各种会议，表示各种态度，担任各种职务，并因此闻名全国。

侯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官至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这一身份也令她退休后依然忙于与知青有关的事情：

侯隽试图促成再版1996年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两本书汇集了大量官方文件和资料，被侯隽称之为“正史”，她希望书的再版能够与将知青史歪曲成血泪史的“野史”抗衡。

2003年至今，侯隽还在她当年插队的窦家桥村操作了一个“中国知青村”项目。侯曾经邀请其他知青典型前来参观、合作，包括柴春泽、邢燕子以及云南知青典型朱克家。

朱克家是插队云南的上海知青。与侯隽相比，他所创造的政治神话更是空前绝后：23岁官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人大常务委员。

朱克家很想有闲暇的时间，去中国知青村看看，或是与柴春泽、侯隽等老朋友见见面。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云南曲靖与昆明之间忙忙碌碌。

四人帮倒台后，与侯隽所受的短暂冲击相比，朱克家被下放到煤矿，经历了更多的坎坷和磨难。

如今，他忙着抓紧时间，在有生之年再干些事情。

被发掘出的典型

1963年7月10日，北京高中毕业生侯隽正式将户口从北京迁到了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村。

侯的成绩非常好，但在高考前放弃了考试。毕业前，校长给学生们做了形势报告：城市就业压力大，粮食不够吃，国家提出“大办粮食，大办农业”。毕业生们被要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家在农村的学生就回乡务农。

此时，离北京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还有5年之久，北京仅仅号召农村青年呆在农村，不要到城里来。

侯此时的偶像是王培珍和同样在宝坻农村的邢燕子。

邢的父亲是天津陶瓷厂厂长，邢完全有条件当工人，却选择了留在农村的爷爷身边。

这与北京的号召不谋而合，邢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郭沫若亦曾为她写诗《邢燕子歌》。

侯隽与邢燕子不同之处是，她根本就是城市人口，却主动到农村去。

1963年，这一特别之处被作家黄宗英采访邢燕子时顺便发现。

此时北京正在考虑和部署动员城市知青下乡。黄宗英在周恩来家吃饭时提到了侯隽。周表示，青年到农村去是方向，授意黄宗英写成文章。

当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报道侯隽的文章《特殊的姑娘》，侯隽自此成为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

侯认为，与邢燕子一样，正好符合当时北京的部署，并走在了前面，是她被当典型抓起来的原因。

与侯隽、邢燕子自愿在农村不同，柴春泽和朱克家的下乡并非自愿。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全国自此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众多城市出现了一片红、一锅端等下乡方式，整所学校、整条街道的知识青年被送到远方的农村。

朱克家也陷入了学校、居委会、父母工作单位一齐动员的重重包围之中。

1969年4月，朱克家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朱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看到母亲在站台上哭得当场昏倒。

第二年，柴春泽也下乡到了翁牛特旗玉田皋。

柴原本希望能参军而不是下乡。无奈此前柴已经是中学里的典型，红代会的副主任。一些被动员下乡的毕业生称，“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

柴只得选择下乡。

朱和柴都在下乡后作出了一些成绩，也有些“反潮流”的举动。朱克家放弃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独自在偏远的爱伲族山寨教书，为乡亲们当裁缝、木匠和剃头匠。柴春泽则尝试在当地种植水稻，并写信给拒绝了父亲让他招工回城的打算。

“反潮流”令两人很快都被发掘成了典型。

朱克家放弃上大学的事迹被上海市革委会云南慰问团相中。一份名为《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的材料也被送到了上海市委。

朱进入了姚文元的视野。姚马上派出专门写作班子，到云南去采访报道，不久后，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的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大量见诸报刊。朱克家被塑造成了几个第一：

山寨里的第一个人民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等等。

一夜之间，典型就这样炼成了。

朱克家感到骑虎难下：他压根就没想过一辈子要呆在农村。现在被拔的这么高，“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你就只能接着干了，想走也走不了。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报道了柴与父亲的通信。柴也从此成为闻名全国的典型。

自此，三人的命运便都不再由自己掌控。

“侯十三”与“政治直升机”

成为典型后，侯隽、柴春泽、朱克家三人被突然抬上了不同的政治地位。

侯隽一度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团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省妇联副主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十三个职务，时称“侯十三”。

1971年，侯隽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周恩来干预后，侯的职务才被精简为团市委书记、大队总书记、县委副书记三个。

侯的偶像邢燕子更是以十六个职位时称“邢十六”。

邢燕子还曾两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五次当选全国党代表、三次当选中央委员、五次见到毛泽东、十三次见到周恩来。

侯隽也曾经是团九大代表、中共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代表。

柴春泽官职较小，一直任基层公社副书记、大队支部书记、盟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盟知青办副主任。

但他还是成为1975年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知青代表之一，并曾作为知青代表访问日本。

三人中，朱克家升官之快成为名噪一时的“政治直升机”。他毫无准备地创造了两次政治奇迹：最短入党时间和最年轻中央候补委员。

1972年，姚文元在布置采访时候得知，朱克家不是党员。姚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

4月27日，上海方面火速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求突击解决朱克家的有关问题。电话传到山寨，当晚，朱克家被突击入党。

从打电话到入党，期间共11个电话，历时9小时。

朱克家此时连入党志愿书都没写，他感到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推着自己走，想停也停不下来。

1972年6月，“四人帮”加紧物色中共十大人选，张春桥以“支持新生力量”为借口，要求云南省委将朱克家作为知青代表参加十大。

8月下旬，朱克家在十大期间，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朱克家心里很虚。他只知道自己被推上去的主要原因在上海，但对上层真实意图一无所知。

北京的会场上，坐在一群老者中间，23岁的朱克家常常紧张得双手、双脚不停地颤抖。

回到昆明，面对台下的高层领导们做报告，朱也是面红耳赤，常常读错内容。

朱只能慢慢适应，逐渐进入状态。

演讲与表态

被抬上高位后，典型们承担起各种政治责任。北京需要他们去动员，去演讲，去表态，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成为典型后，侯隽的生活就被会议不停地打断。省、地区、县，各级先进知青代表会、五好民兵代表会、妇联、共青团，各条战线、各种会议侯都要出席。

侯有些如履薄冰：会议太多，谁都得罪不起，不去会被认为是骄傲，去多了自己地里的活又没法干。

侯只得开完会一回村就没命地干活，同时接待不断的来访和采访，晚上还得写材料。睡眠时间越来越少，侯隽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都能睡着。

侯的会议之多甚至被写成内参并惊动了周恩来。1964年，周为此专门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规定侯隽外出必须地委批准，才减轻了她的压力。

1964年，侯被安排到中学、大学作演讲，鼓励学生们到农村去。

“要真正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到一起，站出来让祖国挑选，要有正确的苦乐观。”侯告诉学生们。

许多学生听了侯的报告后决定下乡。

1968年，北京开始大规模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侯隽、邢燕子等人又被重新抓了起来，在报纸上反复宣传，成为动员工具。

这年起，侯隽又要到各地做报告，但重点不再是学校而是知青代表会。侯为知青们签字“铁心务农一辈子，为缩小三大差距而奋斗终生”。

很多年后，侯隽还因此承担骂名：一些68年之后下乡的知青指责她是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但侯认为这显然太高估了她的地位和能量。

1974年，当了典型的柴春泽也开始到北京、天津等全国众多地方做报告。

在天津，柴春泽就被组织参加了20余场千人报告会。其中一场4000人大会上，柴见到了自己中学就熟悉的典型，侯隽。

但柴春泽很快感到了苦恼。一旦有了新的政治运动，柴就会被通知去旗、盟、省的工商、五七战士、知青等各条战线开会表态，新闻单位也会及时采访，要求表态。

表态是否明确、及时，成为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尽管很多时候，柴对需要表态的政治运动和风向根本看不懂。

柴想来想去也只有一条原则可以遵循：毛主席说啥就是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柴春泽与朱克家共同起草了与会12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和党中央表决心的信。信被邓小平、毛泽东分别批示后，很快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并经各地报刊转载。

这一年11月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

柴春泽曾在第二年被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知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并要求表态，提供表态搞。

最终，由辽宁另一知青典型刘继业起草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全省知青共同表态，发表在《辽宁晚报》和《人民日报》上。

此前一年，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朱克家参加了北京的第二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会”。

会议期间，王洪文来到了云南会议组。

王当场训斥了云南省第一书记贾启云，并鼓励朱克家回到云南仍然要坚持斗争，帮助省委转弯子。

王洪文的严厉令朱克家又惊又怕。回到云南后，朱克家迅速成为云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军人物。

朱克家亲自到昆明师院“蹲点”，将师院变成为全省批邓的典型，并炮制政治话剧《典型报告》。

1976年，云南省受层层揪“走资派”、“投降派”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

这些后来又无可避免地变成了朱克家的罪证，并因此受到了层层批判。

被打倒的典型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知青典型们纷纷倒掉。他们几乎都被认为是四人帮的人，受到审查甚至判刑，曾经的政治地位瞬间土崩瓦解。

这一年，在国务院知青办当了三个月副主任的侯隽遭到了审查。

此前，国务院知青办向全国派出十个调查组，形成《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7个附件报送国务院。

四人帮倒台后，调查报告被很快认为是“符合四人帮口味”。知青办也被要求查出“四人帮的人”。

侯于是成为被调查的对象。

侯声称，那时作出的调查报告，不符合四人帮口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因为自己三个月的副主任生涯失去自由一年多。

侯每天呆在国务院知青办的办公室里，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接触外人，要求把问题说清楚。

侯还被特别提醒，这不是“隔离审查”，也不是“停职反省”。

由于不用干活，侯隽不得不每天在楼顶上又蹦又跳，防止长胖。侯隽担心，一旦长胖将有可能被认为是态度不好。

侯被审查甚至引起了北京知青办的不满：他们指责国务院知青办在需要找个人承担责任的时候，替罪羊居然是知青办里唯一的知青。

当年12月4日，柴春泽也被“办学习班”，第二年4月宣布逮捕。

柴的也被认为是“四人帮”安插在知青办里的人，另一罪名是将矛头指向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柴被关进看守所，押送到各地批斗。游斗中武警每人揪住柴的一只耳朵，柴恍如做梦。

柴理解不了眼前的一切：明明是一心跟着党走，却变成了“四人帮树的典型”；过去的功绩变成了罪名，过去心目中“党的化身”瞬间变成了“反革命野心家”。

朱克家是在四人帮倒台后数天，才从另一知青口中偶然得知的。

朱感到莫名的悲哀，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1976年11月，朱克家在昆明被隔离审查。

朱曾经与专案组激烈对抗：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政治野心。他坚持自己仅仅是被上面推到高位，然后按照上面的意图做事而已。

但最后，朱被迫承认专案组所需要的野心与罪名。

1979年2月，朱克家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下放到滇黔边界的洪恩煤矿劳动锻炼，并被指定必须下井。

这种明显惩罚性的劳动刺痛了朱克家的心，尽管他觉得煤矿并不比插队的农村更劳累。

1977年12月，侯隽恢复自由，回到窦家桥村继续当她的村支部书记。此时，柴春泽刚刚被释放，但精神遭受了严重刺激。

柴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以前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不都是党让做的事情吗，怎么现在又不是了呢？

柴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安排来刺探自己是否真的拥护党中央的。他每天神经紧张，嘴里不停地唠叨，“相信党，忠于党，相信党，忠于党……”

沉默和不沉默的人

风浪过后，侯隽得以继续她的仕途。

1980年，侯当上了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侯隽担任宝坻政协任副主席后，工作轻松了不少。

她有时候会去厦门、上海等地参加知青的联谊会、研讨会。研讨会上，侯隽上台后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上山下乡是一种有益的锻炼，不能现在生活不好了就全赖上山下乡的日子。

一位组织者对侯说，这话也就你说，要是我们说，早就被人轰下去了。

但互联网上知青们对她的评价依然争论不休，有人称她和邢燕子等人为既得利益者，有人则庆幸自己再也不需要由这些典型去“代表”了。

2002年，侯隽在窦家桥种下一片知青林。她将“传承一种奉献的精神，留下一片绿荫，为知青历史留下点东西”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树身上。

这一想法后来演变为搞一个老年社区，再后来又演变为一个名为“中国知青村”的知青主题文化公园以及配套的休闲娱乐场所。

“中国知青村”的提法也是吵得不可开交。有老知青坚决反对侯隽用“中国知青”的招牌继续代表自己，称自己的知青生涯“绝对不是玫瑰色的回忆”。

侯隽对此置之不理。她承认绝大多数知青并不想呆在农村，也并不情愿被她所代表。

侯认为自己能否代表知青不能看知青们本人是否愿意，而是自己代表的是否是正确的方向：那时候国家需要年轻人去做出牺牲，带着知识和文化到农村去，解决城市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正确的方向。

侯声称，她当年手下的知青都是自愿下乡的，没有老三届，她本人也不清楚那些被强迫下乡的人是什么感受。

如今，中国知青村里已经有了基石山、不染亭、志在四方景石，中国知青村景石等景点。

侯的老朋友邢燕子为中国知青村题写了“知青林”三个字并被制作成景石。侯说，如果有人投资，这块景石也将被竖立起来。

但由于离城市太远，投资一直都没有招来。侯隽必须卖掉一些树，好维持一年10万元左右的维护费用。

邢在遭受短暂冲击后，也继续着自己的仕途。

2001年，邢燕子从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邢的家里供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瓷像。2005年，地方政府为她编写了《邢燕子》一书并正式出版。

柴春泽在妻子的照料下恢复了正常，如今在赤峰电大担任学生管理工作。

柴开办了一个著名的知青网站，柴春泽网站。网站的上方飘动着艺术字“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令柴春泽感到欣慰并一再强调的是，由于在四人帮倒台后及时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他被开除的党籍在释放后又顺利恢复了——不像辽宁省其他拒绝表态的典型，吴献忠或者是张铁生，至今没能恢复党籍。

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曾经编写一本记录全国先进下乡知青的集子《真实的故事》（当时未公开发行）。书中收录了邢燕子、侯隽等86名知青典型的事迹，但没有广西、云南、青海三省的内容。

此时正在洪恩煤矿干活的朱克家，以及傅衍彭、辛温（女）等云南著名典型因此没有出现在书中。

朱克家说，不同的知青典型四人帮倒台后的处理结果差别很大，有的只能算是“受了些牵连”，另外一些则经历了过多的挫折和磨难。

朱在下放煤矿之前，曾有人承诺以后会对他做适当安排，但这一承诺没有兑现。

80年代初，朱克家曾试图调回上海崇明岛的一家国营农场，一番运作后未能成功。

1994年，朱克家来到曲靖，在一家综合性大厦担任9年的经理。2004年，朱克家退休。

此时，在上海这个消费高昂的陌生城市，朱觉得自己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还不如留在云南。

朱克家、傅衍彭、辛温都在保持着低调。凤凰卫视为采访朱克家，竟花了整整一年去说法他，《南方周末》的约访至今也没有成功。

朱从未去省外参加知青的活动。即使是和知青老朋友们在一起，朱也避免谈及当年。

朱并非无话可说，他至今认为当年对他的处罚过重，接受不了。

曾经有人希望联合他去找政府，纠正当年过重的处罚，恢复被开除的党籍。

朱一口拒绝，他对此早已毫无兴趣——现在请他入党他也没兴趣再入。

朱感谢改革开放的年代，结束了当年的荒唐，令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他自己也在忙于利用在云南的关系和影响，操作一个煤化工项目。

只是朱有时候会牵挂当年的好友辛温：辛温在当典型时拼命干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当年留下的后遗症，至今还在折磨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