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年頭，白底黑字不見得都是事實，可是，這篇有關當年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的小文讀來有趣。權且當作消遣吧。

《尚未走出歷史的知青典型》---《鳳凰周刊》

6月中旬，侯雋在遼寧瀋陽、大連等地為她主編的新書《知青心中的周恩來》簽名售書。和侯雋一起簽名的還有邢燕子、柴春澤等人。

眾多知青圍着他們，握手、合影，仿佛回到了知青上山下鄉的年代。

侯、邢、柴等人曾經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知青典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在知青上山下鄉風潮中推出大批典型。他們成為全國知青的榜樣和偶像，代表知青參加各種會議，表示各種態度，擔任各種職務，並因此聞名全國。

侯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官至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這一身份也令她退休後依然忙於與知青有關的事情：

侯雋試圖促成再版1996年國務院知青辦成員編寫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

兩本書匯集了大量官方文件和資料，被侯雋稱之為“正史”，她希望書的再版能夠與將知青史歪曲成血淚史的“野史”抗衡。

2003年至今，侯雋還在她當年插隊的竇家橋村操作了一個“中國知青村”項目。侯曾經邀請其他知青典型前來參觀、合作，包括柴春澤、邢燕子以及雲南知青典型朱克家。

朱克家是插隊雲南的上海知青。與侯雋相比，他所創造的政治神話更是空前絕後：23歲官至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十屆人大常務委員。

朱克家很想有閒暇的時間，去中國知青村看看，或是與柴春澤、侯雋等老朋友見見面。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雲南曲靖與昆明之間忙忙碌碌。

四人幫倒台後，與侯雋所受的短暫衝擊相比，朱克家被下放到煤礦，經歷了更多的坎坷和磨難。

如今，他忙着抓緊時間，在有生之年再幹些事情。

被發掘出的典型

1963年7月10日，北京高中畢業生侯雋正式將戶口從北京遷到了河北省寶坻縣竇家橋村。

侯的成績非常好，但在高考前放棄了考試。畢業前，校長給學生們做了形勢報告：城市就業壓力大，糧食不夠吃，國家提出“大辦糧食，大辦農業”。畢業生們被要求“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如果考不上大學，家在農村的學生就回鄉務農。

此時，離北京大規模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還有5年之久，北京僅僅號召農村青年呆在農村，不要到城裡來。

侯此時的偶像是王培珍和同樣在寶坻農村的邢燕子。

邢的父親是天津陶瓷廠廠長，邢完全有條件當工人，卻選擇了留在農村的爺爺身邊。

這與北京的號召不謀而合，邢被樹為紮根農村的典型，郭沫若亦曾為她寫詩《邢燕子歌》。

侯雋與邢燕子不同之處是，她根本就是城市人口，卻主動到農村去。

1963年，這一特別之處被作家黃宗英採訪邢燕子時順便發現。

此時北京正在考慮和部署動員城市知青下鄉。黃宗英在周恩來家吃飯時提到了侯雋。周表示，青年到農村去是方向，授意黃宗英寫成文章。

當年7月，《人民日報》刊登了報道侯雋的文章《特殊的姑娘》，侯雋自此成為聞名全國的知青典型。

侯認為，與邢燕子一樣，正好符合當時北京的部署，並走在了前面，是她被當典型抓起來的原因。

與侯雋、邢燕子自願在農村不同，柴春澤和朱克家的下鄉並非自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全國自此掀起了上山下鄉的熱潮。眾多城市出現了一片紅、一鍋端等下鄉方式，整所學校、整條街道的知識青年被送到遠方的農村。

朱克家也陷入了學校、居委會、父母工作單位一齊動員的重重包圍之中。

1969年4月，朱克家來到雲南西雙版納勐倉公社勐掌生產隊插隊落戶。朱登上去雲南的火車時，看到母親在站台上哭得當場昏倒。

第二年，柴春澤也下鄉到了翁牛特旗玉田皋。

柴原本希望能參軍而不是下鄉。無奈此前柴已經是中學裡的典型，紅代會的副主任。一些被動員下鄉的畢業生稱，“柴春澤下鄉我們就下鄉，他不下我們也不下”。

柴只得選擇下鄉。

朱和柴都在下鄉後作出了一些成績，也有些“反潮流”的舉動。朱克家放棄了推薦上大學的機會，獨自在偏遠的愛伲族山寨教書，為鄉親們當裁縫、木匠和剃頭匠。柴春澤則嘗試在當地種植水稻，並寫信給拒絕了父親讓他招工回城的打算。

“反潮流”令兩人很快都被發掘成了典型。

朱克家放棄上大學的事跡被上海市革委會雲南慰問團相中。一份名為《山寨里最忙的年輕人》的材料也被送到了上海市委。

朱進入了姚文元的視野。姚馬上派出專門寫作班子，到雲南去採訪報道，不久後，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的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農村也是大學》、《貧下中農的好兒女》等通訊大量見諸報刊。朱克家被塑造成了幾個第一：

山寨里的第一個人民教師、第一個木匠，第一個理髮師等等。

一夜之間，典型就這樣煉成了。

朱克家感到騎虎難下：他壓根就沒想過一輩子要呆在農村。現在被拔的這麼高，“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你就只能接着幹了，想走也走不了。

1974年1月，《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敢於同舊傳統觀念決裂的好青年》為題，報道了柴與父親的通信。柴也從此成為聞名全國的典型。

自此，三人的命運便都不再由自己掌控。

“侯十三”與“政治直升機”

成為典型後，侯雋、柴春澤、朱克家三人被突然抬上了不同的政治地位。

侯雋一度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團縣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省婦聯副主任、天津市團委書記、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等十三個職務，時稱“侯十三”。

1971年，侯雋參加四屆人大期間，周恩來干預後，侯的職務才被精簡為團市委書記、大隊總書記、縣委副書記三個。

侯的偶像邢燕子更是以十六個職位時稱“邢十六”。

邢燕子還曾兩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五次當選全國黨代表、三次當選中央委員、五次見到毛澤東、十三次見到周恩來。

侯雋也曾經是團九大代表、中共十大代表和四屆人大代表。

柴春澤官職較小，一直任基層公社副書記、大隊支部書記、盟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兼盟知青辦副主任。

但他還是成為1975年12名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下鄉知青代表之一，並曾作為知青代表訪問日本。

三人中，朱克家升官之快成為名噪一時的“政治直升機”。他毫無準備地創造了兩次政治奇蹟：最短入黨時間和最年輕中央候補委員。

1972年，姚文元在布置採訪時候得知，朱克家不是黨員。姚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什麼樣的人才能入黨。

4月27日，上海方面火速打電話給雲南有關部門，要求突擊解決朱克家的有關問題。電話傳到山寨，當晚，朱克家被突擊入黨。

從打電話到入黨，期間共11個電話，歷時9小時。

朱克家此時連入黨志願書都沒寫，他感到一隻巨大的手在後面推着自己走，想停也停不下來。

1972年6月，“四人幫”加緊物色中共十大人選，張春橋以“支持新生力量”為藉口，要求雲南省委將朱克家作為知青代表參加十大。

8月下旬，朱克家在十大期間，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朱克家心裡很虛。他只知道自己被推上去的主要原因在上海，但對上層真實意圖一無所知。

北京的會場上，坐在一群老者中間，23歲的朱克家常常緊張得雙手、雙腳不停地顫抖。

回到昆明，面對台下的高層領導們做報告，朱也是面紅耳赤，常常讀錯內容。

朱只能慢慢適應，逐漸進入狀態。

演講與表態

被抬上高位後，典型們承擔起各種政治責任。北京需要他們去動員，去演講，去表態，甚至直接參與政治鬥爭。

成為典型後，侯雋的生活就被會議不停地打斷。省、地區、縣，各級先進知青代表會、五好民兵代表會、婦聯、共青團，各條戰線、各種會議侯都要出席。

侯有些如履薄冰：會議太多，誰都得罪不起，不去會被認為是驕傲，去多了自己地里的活又沒法干。

侯只得開完會一回村就沒命地幹活，同時接待不斷的來訪和採訪，晚上還得寫材料。睡眠時間越來越少，侯雋在記者採訪過程中都能睡着。

侯的會議之多甚至被寫成內參並驚動了周恩來。1964年，周為此專門打電話給國務院辦公廳，規定侯雋外出必須地委批准，才減輕了她的壓力。

1964年，侯被安排到中學、大學作演講，鼓勵學生們到農村去。

“要真正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國的命運聯繫到一起，站出來讓祖國挑選，要有正確的苦樂觀。”侯告訴學生們。

許多學生聽了侯的報告後決定下鄉。

1968年，北京開始大規模組織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侯雋、邢燕子等人又被重新抓了起來，在報紙上反覆宣傳，成為動員工具。

這年起，侯雋又要到各地做報告，但重點不再是學校而是知青代表會。侯為知青們簽字“鐵心務農一輩子，為縮小三大差距而奮鬥終生”。

很多年後，侯雋還因此承擔罵名：一些68年之後下鄉的知青指責她是大規模上山下鄉的始作俑者，但侯認為這顯然太高估了她的地位和能量。

1974年，當了典型的柴春澤也開始到北京、天津等全國眾多地方做報告。

在天津，柴春澤就被組織參加了20余場千人報告會。其中一場4000人大會上，柴見到了自己中學就熟悉的典型，侯雋。

但柴春澤很快感到了苦惱。一旦有了新的政治運動，柴就會被通知去旗、盟、省的工商、五七戰士、知青等各條戰線開會表態，新聞單位也會及時採訪，要求表態。

表態是否明確、及時，成為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儘管很多時候，柴對需要表態的政治運動和風向根本看不懂。

柴想來想去也只有一條原則可以遵循：毛主席說啥就是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柴春澤與朱克家共同起草了與會12名知青代表給毛主席和黨中央表決心的信。信被鄧小平、毛澤東分別批示後，很快在《人民日報》頭版上發表，並經各地報刊轉載。

這一年11月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

柴春澤曾在第二年被遼寧省團委、知青辦通知參加全省知青“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座談會”並要求表態，提供表態搞。

最終，由遼寧另一知青典型劉繼業起草致全省人民的公開信，全省知青共同表態，發表在《遼寧晚報》和《人民日報》上。

此前一年，身為中央候補委員的朱克家參加了北京的第二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打招呼會”。

會議期間，王洪文來到了雲南會議組。

王當場訓斥了雲南省第一書記賈啟雲，並鼓勵朱克家回到雲南仍然要堅持鬥爭，幫助省委轉彎子。

王洪文的嚴厲令朱克家又驚又怕。回到雲南後，朱克家迅速成為雲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領軍人物。

朱克家親自到昆明師院“蹲點”，將師院變成為全省批鄧的典型，並炮製政治話劇《典型報告》。

1976年，雲南省受層層揪“走資派”、“投降派”的衝擊，工農業生產受到破壞，社會秩序一度陷入混亂。

這些後來又無可避免地變成了朱克家的罪證，並因此受到了層層批判。

被打倒的典型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知青典型們紛紛倒掉。他們幾乎都被認為是四人幫的人，受到審查甚至判刑，曾經的政治地位瞬間土崩瓦解。

這一年，在國務院知青辦當了三個月副主任的侯雋遭到了審查。

此前，國務院知青辦向全國派出十個調查組，形成《關於知識青年問題的調查報告》及7個附件報送國務院。

四人幫倒台後，調查報告被很快認為是“符合四人幫口味”。知青辦也被要求查出“四人幫的人”。

侯於是成為被調查的對象。

侯聲稱，那時作出的調查報告，不符合四人幫口味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她還是因為自己三個月的副主任生涯失去自由一年多。

侯每天呆在國務院知青辦的辦公室里，不准外出、不准打電話，不准接觸外人，要求把問題說清楚。

侯還被特別提醒，這不是“隔離審查”，也不是“停職反省”。

由於不用幹活，侯雋不得不每天在樓頂上又蹦又跳，防止長胖。侯雋擔心，一旦長胖將有可能被認為是態度不好。

侯被審查甚至引起了北京知青辦的不滿：他們指責國務院知青辦在需要找個人承擔責任的時候，替罪羊居然是知青辦里唯一的知青。

當年12月4日，柴春澤也被“辦學習班”，第二年4月宣布逮捕。

柴的也被認為是“四人幫”安插在知青辦里的人，另一罪名是將矛頭指向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

柴被關進看守所，押送到各地批鬥。游斗中武警每人揪住柴的一隻耳朵，柴恍如做夢。

柴理解不了眼前的一切：明明是一心跟着黨走，卻變成了“四人幫樹的典型”；過去的功績變成了罪名，過去心目中“黨的化身”瞬間變成了“反革命野心家”。

朱克家是在四人幫倒台後數天，才從另一知青口中偶然得知的。

朱感到莫名的悲哀，身為中央候補委員，居然對此一無所知。

1976年11月，朱克家在昆明被隔離審查。

朱曾經與專案組激烈對抗：他拒絕承認自己有政治野心。他堅持自己僅僅是被上面推到高位，然後按照上面的意圖做事而已。

但最後，朱被迫承認專案組所需要的野心與罪名。

1979年2月，朱克家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下放到滇黔邊界的洪恩煤礦勞動鍛煉，並被指定必須下井。

這種明顯懲罰性的勞動刺痛了朱克家的心，儘管他覺得煤礦並不比插隊的農村更勞累。

1977年12月，侯雋恢復自由，回到竇家橋村繼續當她的村支部書記。此時，柴春澤剛剛被釋放，但精神遭受了嚴重刺激。

柴始終想不通一個問題，以前自己所做的事，所說的話，不都是黨讓做的事情嗎，怎麼現在又不是了呢？

柴覺得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安排來刺探自己是否真的擁護黨中央的。他每天神經緊張，嘴裡不停地嘮叨，“相信黨，忠於黨，相信黨，忠於黨……”

沉默和不沉默的人

風浪過後，侯雋得以繼續她的仕途。

1980年，侯當上了寶坻縣人大副主任、寶坻縣副縣長。2001年，侯雋擔任寶坻政協任副主席後，工作輕鬆了不少。

她有時候會去廈門、上海等地參加知青的聯誼會、研討會。研討會上，侯雋上台後總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上山下鄉是一種有益的鍛煉，不能現在生活不好了就全賴上山下鄉的日子。

一位組織者對侯說，這話也就你說，要是我們說，早就被人轟下去了。

但互聯網上知青們對她的評價依然爭論不休，有人稱她和邢燕子等人為既得利益者，有人則慶幸自己再也不需要由這些典型去“代表”了。

2002年，侯雋在竇家橋種下一片知青林。她將“傳承一種奉獻的精神，留下一片綠蔭，為知青歷史留下點東西”的希望寄托在了這些樹身上。

這一想法後來演變為搞一個老年社區，再後來又演變為一個名為“中國知青村”的知青主題文化公園以及配套的休閒娛樂場所。

“中國知青村”的提法也是吵得不可開交。有老知青堅決反對侯雋用“中國知青”的招牌繼續代表自己，稱自己的知青生涯“絕對不是玫瑰色的回憶”。

侯雋對此置之不理。她承認絕大多數知青並不想呆在農村，也並不情願被她所代表。

侯認為自己能否代表知青不能看知青們本人是否願意，而是自己代表的是否是正確的方向：那時候國家需要年輕人去做出犧牲，帶着知識和文化到農村去，解決城市的經濟危機，這就是正確的方向。

侯聲稱，她當年手下的知青都是自願下鄉的，沒有老三屆，她本人也不清楚那些被強迫下鄉的人是什麼感受。

如今，中國知青村里已經有了基石山、不染亭、志在四方景石，中國知青村景石等景點。

侯的老朋友邢燕子為中國知青村題寫了“知青林”三個字並被製作成景石。侯說，如果有人投資，這塊景石也將被豎立起來。

但由於離城市太遠，投資一直都沒有招來。侯雋必須賣掉一些樹，好維持一年10萬元左右的維護費用。

邢在遭受短暫衝擊後，也繼續着自己的仕途。

2001年，邢燕子從天津市北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邢的家裡供奉着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瓷像。2005年，地方政府為她編寫了《邢燕子》一書並正式出版。

柴春澤在妻子的照料下恢復了正常，如今在赤峰電大擔任學生管理工作。

柴開辦了一個著名的知青網站，柴春澤網站。網站的上方飄動着藝術字“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令柴春澤感到欣慰並一再強調的是，由於在四人幫倒台後及時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他被開除的黨籍在釋放後又順利恢復了——不像遼寧省其他拒絕表態的典型，吳獻忠或者是張鐵生，至今沒能恢復黨籍。

1981年，國務院知青辦曾經編寫一本記錄全國先進下鄉知青的集子《真實的故事》（當時未公開發行）。書中收錄了邢燕子、侯雋等86名知青典型的事跡，但沒有廣西、雲南、青海三省的內容。

此時正在洪恩煤礦幹活的朱克家，以及傅衍彭、辛溫（女）等雲南著名典型因此沒有出現在書中。

朱克家說，不同的知青典型四人幫倒台後的處理結果差別很大，有的只能算是“受了些牽連”，另外一些則經歷了過多的挫折和磨難。

朱在下放煤礦之前，曾有人承諾以後會對他做適當安排，但這一承諾沒有兌現。

80年代初，朱克家曾試圖調回上海崇明島的一家國營農場，一番運作後未能成功。

1994年，朱克家來到曲靖，在一家綜合性大廈擔任9年的經理。2004年，朱克家退休。

此時，在上海這個消費高昂的陌生城市，朱覺得自己只能做一個普通的打工者，還不如留在雲南。

朱克家、傅衍彭、辛溫都在保持着低調。鳳凰衛視為採訪朱克家，竟花了整整一年去說法他，《南方周末》的約訪至今也沒有成功。

朱從未去省外參加知青的活動。即使是和知青老朋友們在一起，朱也避免談及當年。

朱並非無話可說，他至今認為當年對他的處罰過重，接受不了。

曾經有人希望聯合他去找政府，糾正當年過重的處罰，恢復被開除的黨籍。

朱一口拒絕，他對此早已毫無興趣——現在請他入黨他也沒興趣再入。

朱感謝改革開放的年代，結束了當年的荒唐，令大家的生活都變得更好。他自己也在忙於利用在雲南的關係和影響，操作一個煤化工項目。

只是朱有時候會牽掛當年的好友辛溫：辛溫在當典型時拼命幹活，嚴重摧殘了她的身體。當年留下的後遺症，至今還在折磨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