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高台了，我就是想到啥就說啥的一介草民，不是啥“政客”。你這段話恰恰說明了一點：你討論的不是制度、也不是公共問題，而是個人博弈史與自我評價。個人如何周旋、誰利用誰，那是你的經歷；但制度是否可信、權力是否受約束、規則能否跨代延續，這些與任何“天才”“榮耀”都無關。政治當然是利益之爭，但能長期成立的秩序，從來不是靠個人聰明，而是靠約束個人的規則。歷史最終記住的，也從來不是自述。

"意義完全不同。"

你想當政客是你的自由，我不在乎。但是說什麼中共和中國不同，那是與毛先生所謂美帝與美國人民不同一樣的政治術語。不是那個華人奴才的創造，更不是你的創造。 你不必提醒我，我是政治上的老油條。我那位開啟美帝國法西斯最高軍事集團作為美國事實統治者綁架我的始作俑者公開說過，我這人不是他對付得了的。因為他說我什麼都是行家，我也只認為我不是數學天才卻是政治上的天才。政治就是利益之爭，沒有對錯只有輸贏。

你整天談正確，恐怕要死不瞑目。我就是懂得太好了，我確實使用了中國政府這塊牌為我與美國最高當局抗爭。我在中國的“聯繫”也是一位位高權重的國字號，不過他也在幫我之後去世了。我不認識他，之前沒聽說過他與我有某種關係。但是我的事只有他可以向中國最高層解釋，為什麼美國要強扣我留在美國。碰巧我的大學摯友認識他還有緊密的聯繫，所以他說服中國那位最高層。這樣中國才可能撥款至少幾千萬人民幣由三所大學在美國發出我的終點職位廣告後半年後的三個廣告邀請我回國。但是廣告結尾隱晦地告訴我中國的國策是與美國斗而不破，暗示我不要與美國鬧翻。所以，我多半會在美國兌現我8所大學9個職位後終身留在美國。同時我的成果是公開的學術研究，我也通過美國的容許給中國有意在這個領域提供了一些協助。中國已經準備了至少三人在中國開闢我在美國的研究領域。 再說，我的成果因為我屬於中華民族一份子將成為中國歷史上永恆的一份榮耀。所以，誰利用誰？你看得明白再過千年以後我也是中華民族的榮耀嗎？

正如我前天對阿牛說過的，上周的夾在兩天368美元中間的6068機票價格與去年4月24日我接到一個估計是第三者打來電話安撫我然後那個網站閃爍24這個日期是同一個信號（我用這個信號說服了腦羞成怒的兒子，我沒有發瘋"你去看看那個閃爍的日子"， 那裡在2009年12月曾經給我發送過一次類似信號）。我可能即將被放虎歸山，哪有我製造陰謀論調的可能。沒有陰謀就不是政治，世上所有的一切大事都是用血加陰謀的筆寫成。你對付不了這個世界是你沒用，我從血火里爬出來成為世界頂尖數學家靠的是三歲開始不用書本沒錢買紙主要靠思考自學數學11歲繁體字熟讀三國演義（是我進入中國密碼大學的大哥送給我的， 只是他一年後就被人告狀說我們家不是貧農本來是大地主兼資本家從軍校退到五七幹校，我當了一個多月的地主後代）沒想到我的終點職位帶有美國國防部聯邦合同還是間接與軍事掛了點鈎。再說，世上一切沒有對錯，只有輸與贏。強者為王是這個世界永恆的普世法則，民主是強者欺詐小羅卜頭活該做奴狗的高超伎倆而已。

下面這句是另一處回答， 也順便放在這裡節約時間各位移步我的博客。 “能利用我的人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出生！我三歲起獨立開始自學數學，取得黎曼猜想這一世紀難題的成果；美國不在乎我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中國利用我？ 你太自戀了吧！”

不是“中國利用”你，是“中共利用”你。一字之差，意義完全不同。

中共利用你，與你“自戀”不“自戀”無關，只要你恨美國，你就很可能成為中共利用的目標。

這僅僅是個善意的提醒，這樣的提醒談不上對你有益，但至少對你無害。你若認為我的提醒對你沒啥意義，忽略就是了。

謝謝你，也祝你節日快樂。我前面已經回答了你的質疑。

正如我前天對阿牛說過的，上周的夾在兩天368美元中間的6068機票價格與去年4月24日我接到一個估計是第三者打來電話安撫我然後那個網站閃爍24這個日期是同一個信號（我用這個信號說服了腦羞成怒的兒子，我沒有發瘋”你去看看那個閃爍的日子， 那裡在2009年12月曾經給我發送過一次類似信號）。我可能即將被放虎歸山，哪有我製造陰謀論調的可能。沒有陰謀就不是政治，世上所有的一切大事都是用血加陰謀的筆寫成。你對付不了這個世界是你沒用，我從血火里爬出來成為世界頂尖數學家是靠的是三歲開始不用書本沒錢買紙主要靠思考自學數學11歲繁體字熟讀三國演義（是我進入中國密碼大學的大哥送給我的， 只是他一年後就被人告狀說我們家不是貧農本事大地主兼資本家從軍校退到五七幹校，我當了一個多月的地主後代）沒想到我的終點職位帶有美國國防部聯邦合同還是間接與軍事掛了點鈎。再說，世上一切沒有對錯，只有輸與贏。強者為王是這個世界永恆的普世法則，民主是強者欺詐小羅卜頭活該做奴狗的高超伎倆而已。

下面這句是另一處回答， 也順便放在這裡節約時間各位移步我的博客。 “能利用我的人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出生！我三歲起獨立開始自學數學，取得黎曼猜想這一世紀難題的成果；美國不在乎我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中國利用我？ 你太自戀了吧！”

我不關心你的博文，也不會在你博文後留言。我只是在你這兒的留言下勸你幾句，儘管估計你也不會聽，那是你的自由。祝你2026新年快樂！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_release.php?action=4&did=NTM2MDY3&page=1

老人政治陰謀政治是常態制度法律都是屁

回答你還是幼兒書生另外一個小流氓混混的胡謅，我發了上面這篇博文。

你把“比較優勢為何在中國失效”的根因點得非常清楚了：不是經濟學不成立，而是契約無法對權力形成約束。當產權與信譽不能跨政權、跨時間延續，分工就不可能被視為合作，只會被理解為控制與施捨。沒有法治兜底的市場，註定只能是工具，而不是秩序。

你的判斷觸及了統治集團內部真正的認知：並非所有人都相信可以無限期拖下去。隨着系統加速潰爛，確實會有人意識到“慢性等死”正向“迫在眉睫的必死”轉化。從純理性看，當不改革的死亡概率逼近 100%時，冒險改革反而可能成為唯一的生存選項。

然而，這種判斷即便在個體層面成立，在集體層面依然難以轉化為行動。原因不在認知，而在結構。改革的風險是即時、確定且個人化的，而拖延的風險是不確定、延後且可分攤的。即便有人想“留一條不那麼慘烈的後路”，他也必須首先面對同僚的不信任、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噬，以及“第一個動的人”所承受的全部政治成本。舉個我通過一當事人獲知的例子：在2018年的中國一個縣級市發大水前，一些關鍵領導明知要開閘泄洪，但卻不願發及時通知給民眾，主要原因就是怕擔責，寧願讓下游多個村莊淹沒。

戈爾巴喬夫的例子也說明了這一點。他的改革在道義和歷史層面，確實降低了蘇聯解體時的血腥程度，但在當時的統治集團內部，卻被視為最失敗、最不可複製的路徑。不是因為後果最壞，而是因為責任最集中。對仍在位者而言，這反而強化了一條教訓：不要當那個承擔歷史責任的人。

因此，是否存在“理性選擇改革”的窗口，並不取決於有沒有人想明白，而取決於是否出現一種結構性條件：讓改革的風險被分散、讓不改革的成本即時化、讓責任可以制度化承擔。在缺乏這種條件之前，即便很多人內心已判斷“再拖必死”，集體仍可能選擇繼續拖。

這說明，覺醒並不自動帶來行動。在高度集權體系中，真正決定走向的，往往不是“看得最清楚的人”，而是“誰先承擔不可逆的風險”。這也正是為什麼歷史上，溫和轉型往往不是源於共識成熟，而是源於某個外生或內生衝擊，突然改變了風險結構本身。

你這段回復簡明扼要，閃亮！

【亞當·斯密、李嘉圖討論的市場與分工，確實默認了產權、契約和貿易通道的穩定，而這在當時是由大英帝國的制度與武力共同維繫的。問題不在於“有炮艦”，而在於規則是否對參與者具有可預期約束力。】這種從契約精神起源並且令荷蘭人創建的跨國公司一炮而紅的商業信譽，是世界的首創。儘管古今中外哦度有過契約文書銀票信用等等，但是跨國的公司的透明和恪守契約信譽，是資本主義在世界蓬勃發展的根本基因。這是中國歷史總盤古到今天都沒有的：王朝改變，什麼祖產一概歸零。最搞笑的是共產黨從紅軍到八路到解放軍打劫人家之後寫“借條”。解放後誰拿着這些借條，不去要錢，只不過證明一下當年資助過老共，老共最輕就給你定一頂“漏網地主富農資本家”帽子。劉少奇倒台前曾經接見過當時的全國勞模北京掏糞工時傳祥，有一句經典名言：“我當國家主席，你做掏糞工，我們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在專治獨裁權利架構下，這樣的話只讓這個突然間被捧到天上的掏糞工立馬感激涕淋。他哥倆都被毛澤東分配進了地獄。地獄裡閻王小鬼確實只是分工不同的鬼。

【所以回到今天的問題：真正決定中國能否融入世界、發揮比較優勢的，從來不是“夠不夠強硬”，而是是否願意接受一個連權力本身都受約束的法治秩序。沒有這個前提，分工只會被理解為屈辱，貿易只會被當成工具，最終還是走回老路。】

"繼續拖，短期最穩；真要改，對統治集團最險"

這的確可能是統治集團內部目前可能達至的共識。可他們中有幾個會真心相信是可以一直這樣拖下去的?看到系統潰爛的速度，可能會慢慢改變他們的觀念。當不改革的等死慢慢變成迫在眉睫的必死無疑的時候。找死的改革，也許會有一線生機?然後他們會如何抉擇?戈爾巴喬夫雖然功敗垂成，可他的改革也是蘇聯解體後沒有發生太多血腥的重要原因吧？想明白這個，就算是純為自己，他們會不會留一條也許不那麼慘烈的後路?

感謝阿妞再次光臨指正！

阿妞點中了一個常被忽略的關鍵：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從來不是“裸奔理論”，它們依賴的是背後可執行的秩序。亞當·斯密、李嘉圖討論的市場與分工，確實默認了產權、契約和貿易通道的穩定，而這在當時是由大英帝國的制度與武力共同維繫的。問題不在於“有炮艦”，而在於規則是否對參與者具有可預期約束力。

大清之所以“碰到鐵板”，並不是因為不懂經濟學，而是拒絕進入以規則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毛澤東時代則更進一步，用意識形態和暴力徹底替代市場與理性計算，短期可以動員，長期只能透支社會本身。強制可以壓制選擇，但無法創造效率，更無法形成可持續的分工體系。

所以回到今天的問題：真正決定中國能否融入世界、發揮比較優勢的，從來不是“夠不夠強硬”，而是是否願意接受一個連權力本身都受約束的法治秩序。沒有這個前提，分工只會被理解為屈辱，貿易只會被當成工具，最終還是走回老路。
總之，比較優勢依賴的不是“誰更狠”，而是規則是否能約束強者；一旦權力不受約束，分工就會退化為掠奪。

是的，借你的邏輯，我再來回復他幾句，希望他能開點竅，雖然並不指望他能接受：

問題不在於你受沒受委屈，而在於敘事是否自洽。一邊把美國描述成“無法無天、法西斯帝國”，一邊卻堅持留在這裡並反覆申訴，這本身就說明：你實際依賴的，恰恰是你口中否定的制度空間。

如果真如你所說“一切不受法律約束”，那申訴、發言、討論本身也不可能存在。

至於毛澤東與“槍桿子出政權”，那確實是一種邏輯自洽的世界觀，但它的代價和結局，歷史已經給過完整答案了。是否值得嚮往，是價值選擇問題；但把個人遭遇解釋為全能陰謀，並不能替代可驗證的事實。

如果一切都不受法律約束，那你現在還能公開發言、被反駁，本身就否定了你的敘事。

你的經歷我無法核實，也不適合在公共討論中作事實判斷。但需要明確一點：個人遭遇、情緒體驗，與制度層面的可驗證事實，必須嚴格區分。如果所有國家行為都建立在“絕密、不可書寫、不可被任何司法監督的法律”之上，那麼任何具體證據、法律文本、司法記錄都將失去意義，而討論也就不再是理性層面的公共議題了。

我只討論可被驗證的制度事實：美國的國家安全機構確實擁有高度保密的權限，但它們並非“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其行為至少在形式上受國會監督、司法授權和媒體調查制約；這些機制可能不完美、可能失敗，但它們存在且可被公開質疑。這與“完全無法被任何法律管轄”的敘述，在邏輯上是不同層級的主張。

同樣，馬丁·路德·金遇刺的案件在法律和歷史上有明確的調查、審理和公開爭議空間；你可以不同意結論，但不能把所有不接受你解釋的人都歸為“帝國秘密系統的一部分”，那樣討論就不再可能。

如果你認為自己在現實中遭遇了違法行為，唯一有意義的路徑是證據、律師和公開可核查的法律程序；如果這些路徑都被你預先判定為“必然無效”，那其實已經是否定了任何公共理性討論的基礎。

我不否認權力會濫用，也不認為任何國家是道德完美的；但把所有反駁、質疑和程序性問題一概解釋為“全能迫害系統”的結果，只會讓討論失去事實錨點。這對你本人並無幫助，也無法說服任何旁觀者。

你的問題其實已經觸到核心了：不是不知道怎麼改，而是沒人有動力去改。在高度集權的體系下，統治者的理性選擇不是效率最大化，而是風險後移化。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錢花了回報為負，本質就是“擊鼓傳花”。對各級官僚而言，把問題拖到下一任，其成功率確實高於主動改弦更張。

所謂“自我改革”的窗口，基本在胡耀邦、趙紫陽之後就被系統性封死了。現在的體制設計，恰恰就是為了防止再出現“戈爾巴喬夫型人物”。問題早已不是“敢不敢”，而是是否還存在制度空間允許這麼做。

至於外部世界，美國也未必樂見中國無序垮台，這並非出於好感，而是出於成本核算。因此現實策略更接近“去風險化”，而不是主動推倒。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高度集權體制最大的結構性死結，在於權力傳承無法制度化。拖得越久，問題越集中，結局也越不可控。

繼續拖，短期最穩；真要改，對統治集團最險；但從長期看，風險只會以跳變方式爆發，而不是實現軟着陸。

我就納悶，您受了這麼大委屈，為什麼還不回國，那比偷渡來美國更難嗎？

既然你這麼懷念毛澤東時代，建議你去朝鮮，那裡更像毛澤東時代，更適合你。

帶着你的黎曼猜想，金三胖一定樂得找不到北，他正沒東西證明自己英明偉大呢！

後來我不僅被不受法律約束的人派遣警察利用法院逮捕過一次（戴上手銬前恭敬地請我配合，關了四個小時變相罰款40美元“只有幾個小時”警察居然事先就知道： 目的我後來才知道是製造“障礙”防止我再次逃回中國），2017年7月28日這個日期我將永遠記在心裡。所以十三篇文章命名我一直使用的是“××17Jan？？25”（××使用文章內容縮寫，？？使用辦事的日期，而17用來提醒我不要忘記帝國的法西斯性質，也提醒對方在適當時候適當方式對此向我道歉和賠償）。 因為它那是第一次幾乎直接告訴了我美帝國法西斯帝國居然可以用黑道手段（後來更多是安撫或者炫耀他可以）直接動用軍，警，醫，法，商，學，和無處不在的黑幫勢力使用地下間諜的手段來執行絕密的不可告人的帝國法西斯國策與絕密法律。比如頂端的私立大學就是這個系統中最關鍵的一個貴族集團核心部分，所以如果“恢復”或者補辦我的9個職位開始兩所和最後一所在公立大學後，中間的6個職位都在公眾無權質詢的頂尖私立大學。也就是說私立大學也有另一套法律不為公眾所知或者不容許公眾知道。不過我認為它這樣做並不是毫無道理，只是我憎恨它不敢公開拿出絕密的非人道反人權的帝國“律條”。

2014年有人打電話告訴我騙我說是幫我發表黎曼猜想的證明（其實是沒有得到我自願放棄主筆地位後的勸說， 2014年我已經初步完成這個證明）。然後多次交談最後一次用平靜的口氣但是直接幾乎質問我，“難道你想當馬丁路德金？” 所以馬丁以為用顛覆他國的和平示威在美國就可逃過法西斯帝國的鐵拳，但是他不知道【你可以用和平示威表面上不違反法律， 我可以用”精神病“人暗殺你來當婊子還繼續立牌坊】。 2019年8月31日前幾天，我連續收到大約第十幾次的騷擾回信。我使用我的”至親“的gmail郵件地址發出的郵件立馬反彈回來，理由是你使用的kmail地址不存在（我發出的 Gmail 和 某人使用的 kmail都在我計算機上變成了證據）。因為超過十次了，我叫了警察一對顯然為我選擇的青年美男美女（我這麽觀察是因為其他時機我也被專門安排與我一生中極少見過的絕世美女接觸好多次）警察記錄了犯罪證據給了我一份存底。但是當我詢問處理後續程序比如到那個法院，她們說需要請示上司。 過了2分鐘那位非常美麗的美女警察來到我面前，深深鞠躬表示非常的歉意。但是我被告知，這個案子不受任何法院管轄，我也無法繼續任何法律程序。因為他們告訴我這件事的“犯案者（他們問了我是誰幹的，我告訴他們可能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非法活動； 他們也同意我的觀點）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遍地是貪官說得太對了，因為這本來是人類世界社會永恆的普世規律。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先生早就解開了這個世界的終極秘密。 可是有人不讓你知道，你也裝糊塗只說中國到處是貪官。但是我親身經歷特別是近幾年故意讓我知道很多實例，美國國家安全局不受任何法律約束。所以，他們的一切非法活動都不受法律管轄，當然他們的貪腐活動也是合法的。後者正是我本人被變相綁架的根本原因。有點欣慰的是我不能發博文的權利最近好像有限度放行了，你們可能已經看到了我的幾篇博文。我告訴你美國沒有貪官，因為它的法律或者絕密並且絕不告訴世人也絕不存在於任何文字中的”法律“容許或者授權它的任何具有一定權力的公民為了帝國利益可以為所欲為不算貪官而且是英雄。比如暗殺馬丁路德金的人不是謀殺犯，而是鎮壓反對帝國血腥統治的和平示威者。

"改變決定這種潛力走向的制度前提"

這事可能沒這麼容易。怎麼改? 當然垮台改的最痛快。而且統治者現在這玩法。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錢沒少花。回報就可能都是負數。就算家大業大，也架不住這麼個敗法?然後會怎麼樣?垮台的確可能是選項之一?但中國可是世界大國，垮了以後，會不會就中國一家慘?相信就算是僅存的超級大國的美國，上過伊拉克，阿富汗這兩課以後，也不一定樂見中國走到這裡去?當然這不是因為它喜歡中國，主因可能還是買中國垮台擔心會買貴了?然後中國有沒有可能自己改弦更張?畢竟曾經出過胡耀邦，趙紫陽。沒誰可以保證把現在這傻的換下去，肯定不會弄個戈爾巴喬夫上來?問題統治集團內部，真有誰有機會學了戈爾巴喬夫，他敢不敢這麼幹？有沒有本事這麼幹?很可能合計一頓，還是繼續擊鼓傳花?畢竟把花傳出去的成數要大過改弦更張?我一直感覺這個體系最大的問題是無法解決好傳承的問題。問題是拖下去，結局只有血雨腥風了?

你這個觀察點其實比“他們不懂經濟學”更接近真相。問題未必在於這些“經濟學家”不理解自由貿易或比較優勢，而在於他們所處的激勵結構決定了他們更看重自身經濟利益。

冷戰後，不少主流“經濟學家”同時嵌入跨國資本、國際組織、諮詢項目和學術資助體系，而中共恰恰能提供巨大的市場、數據、課題和個人回報。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共制度風險保持沉默、甚至主動淡化，反而成了一種“理性選擇”。

關鍵不必糾結是否存在直接“收買”，而是系統性的利益一致性：一方需要理論背書和風險洗白，另一方需要項目、經費和影響力。這種結構下，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被故意抽離其制度前提，被當成政治免責工具使用。結果不是中共“猴耍”了經濟學，而是這些“經濟學家”在既得利益驅動下，主動忽略了自己理論成立所必需的法治與制度條件，也就是說，在利益面前選擇性失明。

冷戰時美國的經濟學家還是有點水準的，沒有印像他們呼求跟蘇鵝“自由貿易”。

冷戰之後美國的經濟學家算是二代了，只會念書本，完全不懂”自由貿易“，”比較優勢“的這些概念的適用範圍，被土共肆意猴耍還不知，最有名的當是一位”諾獎得主“，，，。

我理解你的一貫立場。我們需要區分權力集中與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區別。歷史和現代經濟學都表明，國家的長期競爭力不僅取決於資源和權力規模，更依賴制度約束、法治和透明規則。秦制式的高度集中可能短期有效，但缺乏權力制衡，長期會導致政策扭曲、投資風險和國際合作受阻。國際貿易和技術合作要求可靠規則和可預測的行為，否則即便擁有巨大資源和勞動力優勢，也無法實現真正的互利雙贏。真正可持續、被世界接納的強國，必須建立民主法治與制度約束，才能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同時為全球文明作出貢獻。

從西方中心論出發，只能想到如何改造中國，把中國拉低到西方認識的低層次制度中。而絕對想不到學習中國，把自己提高到中國的文明有序程度。不是世界重新接納被改造後的中國，而是中國再次接納一個守規矩的西方世界。規矩過去只是西方強權訂立的。未來中國參與制定規則的世界只能容納願意接受更公平的規則的部分西方國家。

確實如此。真正的國際貿易互利並不是單純“拿低價輸出換外匯”，而是建立在規則可預期、制度可靠、資源稟賦互補的基礎上。如果一個國家的權力高度集中、政策隨意，所謂的“經濟增長”很容易被用作政治和戰略工具，而非實現真正互利。中國當前的做法，更多體現的是“力小而謀大”，試圖通過非市場手段擴大影響，而不是遵循比較優勢和制度保障下的雙贏邏輯。這也是為什麼，只有在制度真正健全、權力受制約之後，中國才能被世界接納，並真正發揮其比較優勢，實現長期互利。

是這個道理。中國領導人沒有真正弄懂國際貿易互利的原理，而是只是試圖力小而謀大。

中共大外宣直接搬到萬維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