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憶往——記我身邊發生的幾起自殺事件 1966年5月16日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性節點。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 通知說，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領域被資產階級把持，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雖然文革通常算作從這天開始，這個文件最初只在黨內縣團級傳達，普通民眾當時並不知道。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著名的《十六條》（《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直到一年後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才全文刊登了《516通知》，這時全國已經處於運動的狂熱之中一年之久了。 文革發動已經過去60年歲月了。1966年的初夏，全國的所有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作為小學一年級的學生，我也不上學了，因為老師們要參加文革。 我的學校當時叫北京市三里河第四小學。校址現在是財政部所在地，位於三里河二區。西邊是玉淵潭公園和軍事博物館，東邊是月壇公園和南禮士路。 三里河地區是新中國成立後，由著名建築師梁思成、陳占祥規劃的“行政中心區”，這裡部委林立，包括著名的“四部一局”大樓（原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輕工業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科委、中科院院部等單位。 這一帶還分布着國家機關家屬區，樓房多為50年代興建的蘇式風格建築，紅磚樓、大坡頂。三里河二區與一區、三區等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功能完善的“大院社會”。 居住在這裡的人群具有高度的同質化，絕大多數是國家機關的幹部、技術人員及其家屬。這種“大院文化” 使得這裡的社會氛圍在文革初期既敏感又緊繃。 這裡因為是“文革”初期的風暴眼邊緣而經歷近水樓台的衝擊 —— 由於緊鄰各大部委，這裡的學生（部委子弟）往往能最先感受到政治風向的變化。部委內的“大字報” 和 “揪斗” 會也迅速波及到家屬區的鄰里關係層面。 這一帶的中學是北京早期紅衛兵運動最活躍的區域。作為一年級的小學生，我見證了曇花一現的“聯動”、“西糾”、“老紅衛兵”（把寫黑字的寬大紅袖箍戴在左小臂上）運動。 （當時的紅衛兵袖箍分很多種，這種黑體字、寬邊、且佩戴位置極低的風格，通常代表着一種身份的傲慢與嚴謹 —— 他們大多是高乾子弟。） 當然，我也感受了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8次檢閱紅衛兵帶來的喧囂（第一次在8月18日，第八次在11月25和26日分兩批）—— 直接體驗是目睹各個居民區忙於為來自全國各地操不同口音的紅衛兵們提供住宿和飲食。 在那次著名的“818”接見中，毛澤東通過給他戴袖章的學生宋彬彬向全國紅衛兵發出了“要武嘛”的慫恿。於是，抄家、打人、揪斗、自殺這樣的事件在這個本來單純和平靜的地帶就像野火燎原一樣波及到了每一個角落。 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效應，中學的老師成為了紅衛兵們首先衝擊的靶子。 我目睹了鐵路三中的由一位戴眼鏡的女紅衛兵帶領的一隊紅衛兵牽着被她們把頭髮剃成“陰陽頭”、滿身泥土和屎尿的女教師遊街示眾。這位女教師邊走邊反覆喊：“我是右派，我有罪。” 這件事可以看作我後來聽說的社會流言“鐵一土，鐵二洋，鐵三都是大流氓”這個說法的最早驗證。 紅衛兵們為了表達他們對偉大領袖的忠心和對敵人的仇恨，開始衝擊生活在各個大院裡的“有黑色出身和成份”的人群。他們往往直接沖入這樣的家庭，砸爛家中的“封資修”陳設，把人拖到室外在眾人圍觀下侮辱和毆打。有一次，我看到一群男女紅衛兵用軍用皮帶劈頭蓋臉地猛抽一個身穿黑色衣褲的老太婆，她蜷縮在地上，頭髮蓬亂，頭和臉上都被打出了血，但是一聲不吭。他們一直在不停地打。空氣中瀰漫着血腥味和一種叫“朝鮮辣菜”的混合味。至今，我一聞到醬鹹菜味，就會想到當時的場景。 
我當時想，她家的人怎麼不管？還有，這幫人怎麼這麼狠？有這麼大仇？ 我記得很清楚，這群紅衛兵是44中的。當時，他們學校的大門口就掛着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這所學校，現在還在原處存在着。 1967年初，我還跟着母親參觀了兩次 “紅衛兵戰果展覽” 。 第一次在“八一中學”。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用血書寫的六個鐵鏽色的字：“紅色恐怖萬歲”。一個女紅衛兵講解員直接說，血來源於一個被打死的叛徒子弟（原也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因為他很頑固，不能與父親劃清界限，就這樣被消滅了。 “紅色恐怖”這個詞我一直覺得不和諧，因為“紅色”是“正面”的，而“恐怖”是“負面”的，這兩個詞怎麼放到一起了？後來知道了柬埔寨的事情，才覺得理解了其中的聯繫。 第二次在“蘇聯展覽館”（位於白石橋北邊的動物園邊上）。這個展覽主要是陳列紅衛兵抄家的收穫，包括收發報機、武器、國軍委任狀、國軍軍裝、金銀財寶、古董字畫等，琳琅滿目，土洋俱全。特別地，我第一次看到了“金條”是什麼樣子。 從1966年夏，至1968年冬，應該是這個地區的公檢法完全缺失和社會秩序完全失控的時期。人性的惡，也發揮到了極致 —— 它縱情而毫無顧忌地碾壓着社會最底層的人們。 這群人無處可逃 —— 他們或者忍受，或者選擇離去。 這是196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當時附近的桃花正在盛開。 兩個小夥伴跑來找我，說快去看死人。我跟着他們跑到了後院，看到馬路上停着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很多人在圍觀。我們因為是孩子，行動從來沒有顧忌，就爬到了卡車的車斗上面。往下一看，嚇呆了：車斗里平趟着5具女人的屍體。她們除了臉部被蓋着外，身體上的衣着很草率，有的還露着肚皮，完全沒有對死者的尊重。我們趕緊從車上下來，聽大人們怎麼說。 事情是這樣的：她們都是全國總工會大院的家屬。因為個人身份（有的是“地主婆”——丈夫在土改時已經被鎮壓了，有的是“反革命家屬”——丈夫可能作為國軍軍官在內戰中戰死或逃到台灣或關在勞改營里等情況，她們住在這裡是投奔子女的，平時買菜做家務帶孩子度日），感受到了暴力衝擊和被侮辱的恐怖而選擇自殺逃離這個世界。 在那個時代，發生自殺事件是常態。但是，同日同時見證5起這樣的事件太震撼了——直到今天。 寧伯伯是民國時期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屬於新中國的“留用”人員，因而自然地有“歷史問題”。不過，他是一個小心謹慎的技術人員，在文革前的歷次運動中都安然無恙。文革剛開始的時候，他沒有受到衝擊。他有兩個孩子——大的是兒子，叫“衛城“，小的是女兒，叫“衛江”。寧伯伯那一代人對抗日戰爭刻骨銘心，有了孩子，起名“衛城”和“衛江”取意為保衛長城和長江，抒發一種民族情懷。當時，衛城和衛江都在35中讀高中，文革初期同時加入了紅衛兵組織，表現非常積極。 和寧伯伯一樣，寧家兄妹都身材高大，讓外人初見就獲得深刻印象。 1967年上半年，全國正處於 “一月風暴” 後的奪權亂局中；到了下半年，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開始提出要 “清理階級隊伍” ；1967年11月至12月， 中共中央先後轉發了關於在工廠、農村、機關學校中開展清隊工作的相關報告。這個時候，寧伯伯的歷史問題被翻了出來。因為這個原因，衛城和衛江也被他們的紅衛兵組織開除。這個時候，寧伯伯在單位里要面對造反派的批鬥和調查，回到家裡，要承受兩個孩子的怨氣、批判、甚至仇恨。 在1968年早春的一個清晨，寧伯伯剛剛起床就又一次遭到了兩個孩子的怨懟——他們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反動的父親而不能做毛主席的紅衛兵而感到憤怒、委屈、絕望。他們一起向父親傾倒了很多積壓已久的刻毒和仇恨的話，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就是一個“階級敵人”和“反動派”。因為他，他們被革命隊伍所排斥；因為他，他們的身份由“紅衛兵”轉換為“可教育好子女”。 這天，寧伯伯沒能有時間吃早飯，就匆匆忙忙騎上自行車去單位。 在上班的路上，有一處馬路和火車軌道的交匯處，俗稱“四道口”（嚴格地說，是一個二道四向的交叉口）。當有火車開來時，四道口處的橫杆就會放下攔阻馬路上的車輛和行人。 當寧伯伯騎到四道口的時候，橫杆放下了。於是，像往常一樣，他在橫杆前面扶着自行車等火車過去。同時，他苦思着家裡剛才的爭吵。 火車開近了，發出蒸汽沉悶的噗噗聲和金屬輪子碾壓鐵軌的卡卡聲。 就在火車開到四道口橫杆前的一剎那間，寧伯伯放開了他的自行車，迎着駛入的車頭飛快地沖入鐵軌中。 沒有人知道寧伯伯在最後的那個時刻是怎麼想的。也許是衝動，也許是計劃的。他沒有留下最後的話。 很多人相信， 是衛城和衛江對他們父親的抱怨和不理解讓他覺得生無可戀。 事實上，他的離去是社會和家庭共同夾擊的結果——他的處境讓他感到這個世上已經無處容身。 雖然，寧伯伯死的時候他的問題還沒有被革命群眾“定性”，但是，他的死被定性為“畏罪自殺”。 這件事，也使得衛城和衛江的日子更難過了。1969年，他們都插隊了。一個去了山西，一個去了黑龍江。 張叔叔的經歷有類似的地方。 我們兩家在一棟樓的同一單元。他家在4樓，我家在2樓。他與我父親的專業方向相同，且同為湖北原籍，所以兩家來往較多。張叔叔有兩個兒子，小的與我同歲，是我的玩伴。張叔叔是一個很顧家的父親，一有時間就帶着兩個兒子去各處遊玩，還早早地教會了他們游泳。我很羨慕張家兄弟，因為我父親常年在外，沒有時間陪我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張叔叔帶兩家孩子們一起去“八大處“秋遊，在山上的酸棗樹叢里逮住了十多隻碩大的黑蟈蟈，帶回家裡放養着一直到冬天。 在1968年夏天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張叔叔被當作”歷史反革命“揪了出來——張家的天塌了。 張叔叔的問題是這樣的：他1948年從交大畢業時，被正統的民國政府要求先給駐華美軍顧問做翻譯工作一年，否則不發畢業證。如此，張叔叔在歷史上就有了“污點“。在當時中美完全敵對的政治氣候中，張叔叔的問題可以說是”實錘“了。 那個時候，一個人即使有了“歷史反革命“的頭銜，還再細分為兩類：”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和”敵我矛盾性質的“。如何定性，要看個人認罪態度和罪行程度。 張叔叔的夫人也姓張——張阿姨，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個嚴謹和嚴厲的女人——清秀、幹練、嚴肅。張阿姨在張叔叔被整期間一直要求他端正態度配合組織調查。特別地，在張叔叔次日將被宣布“定性“的時候，張阿姨曾經正告過張叔叔：”如果你被定性為敵我矛盾，就不要來見我。“ 在宣布之前，張叔叔被私下告知，他將得到”人民內部矛盾“的定性。 事發地點在月壇東街的一處幽靜的部委機關辦公區，裡面有假山、魚池、蘇式建築的樓房。 這個地方現在一切如舊，仍然是那麼安靜雅致。這種物是人非的靜謐，最是令人感傷。 這天，在定性大會上，造反派像惡作劇一般突然宣布張叔叔被定性為“敵我矛盾“。後來，坐在張叔叔身旁的人說，看到他面色潮紅汗如雨下——甚至連他面前的一小片地面都濕了——顯然他在做激烈的思想鬥爭。這種貓戲老鼠般的惡意耍弄，直接摧毀了他最後的心理防線。 大會過後，他獨自到了頂樓（在4層）的一間辦公室，打開窗子縱身躍下。在躍下前，他不忘摘下了手錶放在窗台上（當時手錶是貴重物品），留給家裡。這個細節包含了一位父親、一位丈夫在絕境中最後的理智與柔情。這顯示他並沒有發瘋，他清醒地選擇了尊嚴而文明地離去，他不想讓那塊記錄時間的精密機械隨着他的肉體一同破碎。 與寧伯伯的離去給家庭帶來的效果一樣：張叔叔也是“畏罪自殺“和”自絕於黨和人民“。 由於文革的混亂，張阿姨和張家兄弟後來的情況就天各一方不得而知了。 張叔叔的離去，同樣也是社會和家庭雙重無情碾壓的結果。 只是，張叔叔可能是事先想好了。因為張阿姨有言在先：如果是敵我矛盾，就不要來見我。為此，張叔叔也許已經有了決心或者說“絕心“——張叔叔的性格符合湖北湖南這一帶的”楚人“性格——寧折不彎、寧碎不全、寧死不苟。 在以後的歲月流逝中，我會常常想起張叔叔的音容笑貌。他當時如果能挺過來，多好。 【插曲】 在張叔叔跳樓的那天的大會上，我父親同時被定性為“右派”，按敵我矛盾處理。在定性之前，我母親對我父親說了同樣的話（“如果你定為敵我矛盾，就不要來見我”），然後就出差了。在外地，當我母親知道了張叔叔自殺的消息，就立刻趕回了北京。她見到我父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還活着就好，就有希望，別的就不要多想了。” 這樣，我們家在後來的歲月里雖然經歷了歷時數年的真正的顛沛流離，家庭成員里沒有生死悲劇發生，一直等到了最後希望的來臨。 時光荏苒，轉眼到了1982年。 雖然文革才剛剛過去了6年，中國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顯著的社會風向就是人心很齊，對未來充滿希望，用“敢叫日月換新天“來比喻當時的民氣也不過分。 這年秋天，我去廣東韶關出差。這是我第一次去廣東。在去廣東之前，我就對那裡很嚮往，因為這個地方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獨特地位。 可以說，韶關在近代史上是一片被鐵與血浸透的土地。北伐名將、畢業於保定軍校六期的張發奎便出自這裡，他統帥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在北伐中橫掃千軍，有“鐵軍“的美譽。 那時的第四軍，不僅是國民黨的精銳，更是共產黨員的大本營。葉挺獨立團便隸屬於此，而朱德、賀龍、陳毅、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共和國元勛，當時都在這支序列中凝練、成長。北伐時，第四軍在韶關集結出發。1927年，中共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力量就來自第四軍。 而後，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井岡山紅軍因為大多來自於南昌起義失敗後撤退到井岡山地區的第四軍殘部，一度就直接自稱這支隊伍為“第四軍“，後來改稱”紅四軍“。 例如，在毛澤東寫於1928年11月25日的《井岡山的鬥爭》這篇文章中，他寫道，保守主義“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而他寫於1929年12月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篇著名的短文開篇就說：“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 換言之，張發奎的在韶關誓師出發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可以被看作是紅軍乃至整個共軍的血脈本源。 另外，被中共定性為“第一叛將“的龔楚，也是韶關人。他在紅軍時期任職中央軍區參謀長，參加過南昌起義、在井岡山時期與毛澤東朱德共事、後來還領導過廣西白色起義。他的回憶錄《龔楚將軍回憶錄》值得一讀。國內拍的電視劇《浴血堅持》裡面由王斑飾演的紅軍師長”龔楚民“就是以龔楚為原型的。 
在電視劇《浴血堅持》中，王斑飾演的龔楚民 回到1982年秋。 我借着去韶關的機會，遊覽了附近的丹霞山風景區。它又被稱作“中國紅石公園“。景區入口處有一副對仗不甚工整但非常醒目的對子： “桂林山水甲天下，又有廣東一丹霞” 這個對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丹霞山風景區一景 從丹霞山風景區出來，我又去看了著名的“南華寺“。 
南華寺俯瞰 南華寺是一座擁有超過 1500年 歷史的古剎。它始建於南北朝時期的梁武帝天監元年，即公元502年，最初名為“寶林寺” ，它在文革時期也遭遇了幾乎毀滅性的衝擊——故事略去。 南華寺給我留下的模糊印象就是“大”，而我給我留下清晰印象的則是那裡的兩個女人，“慧清”和“慧明”。她們是寺里的兩個尼姑，慧清和慧明是她們出家後的法號，她們從年齡和外表看，很像是兩個姐妹，中等身材。 當時，她們年齡在50出頭的樣子，由於長期吃齋而在氣色上顯得缺乏營養，她們兩人住在同一間居室里。那天下午，我作為遊人，路過她們的居室，慧清走過來主動問我會不會修理電燈線路，她們的電燈點不亮已經很多天了。我很快修好了線路，她們立刻表現得非常輕鬆和高興，挽留我在她們昏暗的小居室里再聊聊。記得她們的茶很好喝。 她們不是兩姐妹，而且來自不同的地方：慧清來自遼寧，慧明來自安徽。但是，她們有着幾乎相同的經歷。她們除了法名表明自己的出家人身份外，談吐和性格與世俗人沒有不一樣。她們都搶着說話——可以感覺到，她們之間的關係原本是互不相讓型的。今天，只是因為我這個外人在場，她們才表現出少許謙讓。 她們都是在1949年底在南華寺出家的，當時她們20歲出頭，她們的丈夫都是年輕的國軍軍官，她們來廣東是為了追尋從內地敗退過來的他們。她們在原籍都接受過一定的學校教育，所以敢於隻身南下千里尋夫。到了這裡，才知道根本是無處可尋。原路回家？作為國軍軍官家屬，她們害怕回去後將要面對的後果——她們的有限教育背景讓她們有一定的政治判斷力。於是，她們決定暫時出家，活下去，等等再看。這麼一等，30多年就過去了，她們從20出頭的姑娘，等成了50多歲的婦人——她們作為世俗人的生活定格或者說“凍結”在30多年前。 
她們只是到了南華寺才相互認識。相同的命運和相同的臨時出家盤算，讓她們有緣生活到了一起。此後，她們就沒有離開過這所寺廟。除了通常的佛事活動，她們還操持着一小片菜地——這就是她們生活的所有內容和樂趣——平靜、單調、重複、簡單、漫長。也許，她們之間的爭吵，能給她們帶來不一樣的樂趣。 到了離去的時候，慧清和慧明持意要送給我幾個蘋果讓我路上吃。我推辭了。可是她們很堅持，並且說，這幾個蘋果是“供果”，經她們送給我沒有任何問題，而且可能會給我帶來“好運”。這樣，我就收下了。但是，這幾個蘋果我一直沒有吃，而是把它們帶回了武漢放在宿舍的窗台上一直當成工藝品陳列着。後來它們看上去乾癟了，似乎在訴說着慧清和慧明的命運。另外，在很長一段時期，每當我遇到了可以被稱作“好運”的事情時，我會追憶起她們的祝福。 在以後的歲月里，我有時仍然會想起南華寺的慧清和慧明——同時也不由得聯想到1967年春天的那輛解放牌大卡車上的場景。 也許慧清和慧明的選擇是對的——她們用出家躲避了世間的是非之地和歷史車輪的碾壓。 可以設想，如果她們回到原籍，面臨的可能將會是歧視、屈辱、壓迫、甚至還有暴力，最終她們也許會做出與卡車上的那五個女人同樣決絕的悲劇事情。
今年，正值那場被稱為“浩劫”的政治風暴發端六十周年。 一個甲子，在歷史的長河中或許只是一瞬之間。但是，對於那些曾身處漩渦中心的生命而言，卻是無法重來的一生。 歷史的車輪有時載着文明駛向光明的遠方，有時卻冷酷而毫無意義地將無數個體與家庭壓碎在塵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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