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暑假，哈佛大學修改了招生要求：申請2015年秋季入讀哈佛的學生，雖然正常情況下還是要提交兩門SAT-II 考試，但這個要求將“不再是必須的”。按照哈佛官方措辭，該項修改將“尤其”有助於那些有困難支付考試報名費的弱勢群體。這是哈佛大學近年來再次降低錄取學生的硬性指標；2010年，哈佛已經將對SAT-II 的要求，從三門降到兩門。鑑於哈佛在美國大學的領袖地位，哈佛修改招生規則，實際代表了一個發展趨勢：即名校將愈來愈重視申請學生的綜合素質，錄取標準愈趨彈性。與此呼應，著名的小型文理學院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 ），去年開始，乾脆連SAT也不強求。

對重視招生硬性指標的泛中國家庭，這不是一個好的苗頭。但還有更糟的，一方面，名校招生標準更有彈性，另一方面，硬性指標對華裔子弟和中國學生將變得更難。明年起，SAT考試內容將大幅調整，其中之一是剔除目前閱讀部分的生僻同義詞考試，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那麼生僻的多義詞在特定上下文的詞義。學術界已有定論，英語非母語的學生，在記單詞的單個同義詞和反義詞方面，不亞於美國本土學生，但要掌握多義詞不太常用的詞義，則明顯不如美國本土學生。新SAT將衝擊死記硬背的應試式學習方法，有利於那些英文原作閱讀量大、閱讀面廣、成長過程英語環境好的學生，顯然不利於華裔新移民子弟，尤其在國內完成小學後才進入美國的學生。

如果把這些發展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下，就不難理解了。Hernandez提出第五號加州憲法修正案（SCA-5），雖然推不下去，但反映了亞裔和其它族裔在爭奪教育資源方面，暗潮洶湧，不乏短兵相接。去年，戰火甚至延伸到高中名校，包括史蒂文森高中在內的幾所紐約特殊才華高中成為標靶：紐約市長和有色民權人士，對這幾所高中在招生過程中一直實行的入學考試制度，提出了挑戰；而在這些高中，亞裔學生占了大多數。

平心而論，華裔子弟在分享美國名校教育資源方面，一直處於有利境況。以占美國人口6%之比例，亞裔學生占了哈佛學生的20%，在其它常春藤學校也占近15%；當中，華裔子弟又占很大比例。但是，華人目前的狀況卻很像100年前的猶太人。

說到猶太人，不能不提很多人熟悉的三本書。

2005年，“華爾街日報”記者戈登（Daniel Golden）出版了《錄取的代價》 (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書。他引用普林斯頓大學三位研究人員剛發表的研究結果，指出亞裔學生要獲得名校同樣的錄取機會，SAT-I要高出50分。在耶魯大學，亞裔入學新生的SAT-I平均成績比白人新生高40分左右，後者又比非裔和西語裔新生高100至120分。在這本書裡，他揭露了名校在招生過程中的一些特殊運作，指責名校在錄取過程中對平民不公、“歧視亞裔”，並將亞裔學生比作當年被排斥的猶太人。 2012年底，《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發行人烏茲（Ron Unz）發表長文“美國精英制度的神話”，繼承戈登的觀點，並提供更為詳實的數據分析，直指名校招生對亞裔設置「玻璃天花板」，同樣將亞裔比作當年的猶太人。

那麼，當年的猶太人又有過什麼樣的遭遇呢？

2005年，伯克利加大社會學家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出版一本書《幸運兒：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不欲人知的招生歷史》 ，對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在過去105年間的招生歷史做了分析研究。按照他的說法，一直到上世紀初，這三所大學還是以考試做為錄取學生的唯一標準。但在1920年代，猶太學生大量湧入引起東北部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精英家族的排斥。為了確保來自這些家族的生源，也為了保障自己的招生權力不會因為考試被破解而喪失，名校曾經考慮過採用配額制，限制猶太學生的人數，但社會輿論爭議很大。當時的哈佛校長羅維爾（A. Lawrence Lowell）及其同事引入一個新的招生標準，即學生的性情品格（character ）。有了這個彈性指標，招生官員可以藉口性情不合而將猶太學生拒之門外，確保對每一屆學生的組成有絕對控制。這個彈性指標也被其它名校採納，一直延續至今，雖然具體內涵有所改變。

幾十年後，歷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但這次的角色之一卻是華人。

目前，整個泛華人圈對美國名校的熱忱空前絕後。從1980 年代開始，大陸學生和學者大量移民美國，這些專業人士的子女，不少已經進入或正準備進入名校。近幾年興起的大陸投資移民，不少是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從2007年開始，美國私立高中接納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其中部分學生非常優秀。同時，越來越多的大陸高中生申請美國大學，這又引發出兩個現象：一是大陸高中紛紛辦國際班或國際學校，有的課程設置專門瞄準美國大學的升學要求，甚至圍繞SAT考試，從中國應試教育變成美國應試教育。二是大量培訓機構和專家出現，傳授破解SAT等考試秘訣。結果是，中國學生的SAT成績近幾年突飛猛進。雖然大陸學生和小留學生屬於國際生，並不和美國學生競爭，但也出現一些新移民子女，他們在美國上着免費的公立學校，一到暑假，美國同學做義工和社會活動，他們卻回到國內，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他們雖然用英語寫一篇短文都困難，但TOEFL和SAT成績卻愈刷愈高。還有更遠的，一些中國媽媽到美國分娩，胎教已經啟動，孩子不少以後要捲土重來，有的還要“征服”哈佛普林斯頓。這些事，美國的鄰居、美國高中的老師，都看在眼裡。

不管什麼理由，但對大多數在美國勤勤懇懇生活工作、對美國社會做出貢獻的華人家庭，他們有理由為自己的子女爭取更大的教育利益。這方面，猶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但哪種猶太人的做法？

戈登、烏茲和卡拉貝爾這三位猶太人，源於自己族裔歷史的悲情意識和人文情懷，對哈佛等名校在招生過程中的特殊運作和給亞裔設置配額的指責，從社會正義和監督的角度，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但坦率說，他們對哈佛等名校的指責是不公平的；而且，雖然他們希望名校給予平民子弟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事實上，他們的觀點往往最容易誤導平民子弟的心理人格，妨礙他們向上流動的努力。

評論哈佛等名校，一個不能迴避的基本事實是，這些學校都是私立的，都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在不斷變幻充滿競爭的社會，一個再大的私立機構，如果不小心經營，也會垮掉；這點，只要回顧一下近二十年一些大科技公司的興衰就知道了。私立名校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賴社會和校友的捐贈和支持；它們的管理由校董事會主導，而董事會成員都是那些對學校生存發展至關重要的人士或家族；學校必然要尊重這些核心家族的利益，回報那些對學校作出重要貢獻的家庭。作為私立機構，它們這樣做，別人實在不應過分苛責。這三位作者都將就讀名校當着平民子弟提高社會經濟地位的重大利益（stake），但哈佛等學校就不能有它們的stake？

正因為財力充實，哈佛等名校得以能夠實行一些非常理念的社會職責，能夠不考慮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擇優錄取學生，對貧民子弟免除學費，提供各種名目的獎學金。這點，戈登顯然意識到了，並在書中專門用最後一章，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沒有利益交換的捐贈，名校如何維持目前的運作？他提出了一些設想，但太理想主義；他將一所很特殊的加州理工學院作為其它名校應該學習的樣板，反映了他對文理綜合性大學管理運作的複雜性缺乏深度的把握。

平民子弟，尤其那些天資極佳的學生，因為所處環境，往往對社會公平特別敏感。接觸負面信息時，如果引導不當，很容易形成憤世嫉俗的心理，影響他們以後事業的發展，這點，做父母的或許應該警惕。

戰後猶太裔學生不再受美國名校歧視的原因，不是採取極端的鬥爭措施贏得的；相反，這個族裔很多人出錢出力、實實在在滲透進入了美國名校的運行，他們甚至自己創辦了一所很好的大學：大波士頓地區的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當時想把它辦成猶太人的哈佛。可以這麼概括，猶太人的成功，離不開兩點：在輿論層面，他們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在操作層面，他們握住了財務命根子。

關於哈佛等名校給亞裔設置隱性配額的爭論，值得華人深思：為什麼猶太裔不再受配額限制？除了財力上影響名校，是否還有其它原因？哈佛、耶魯等名校對自己的定位，是培養社會各行各業的未來領袖。一個人群里，不管什麼行業，能當領袖的，只能是少數人。一個族裔，如果影響力無法超越自己的族裔界限，那麼，它能創造的領袖位置就只能那麼多。猶太移民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把美國當着自己的家園在經營，建立了自己的軟硬實力，影響到美國各個社會階層。猶太民族已經不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孤立族裔了。

或許，猶太移民在美國的務實和進取，才最值得華裔社區借鑑。隨着大陸經濟的崛起，可以預料，華人會在哈佛等名校逐漸贏得更多說話的實力，但只有整個華裔社區把美國當着自己真正的家，承擔義務和責任，尊重誠信，華裔子弟才會普遍獲益。否則，華人實業家即使向名校捐贈了再多的錢，也找不到足夠數量可以提攜可以信任的後生晚輩、並且最終通過他們影響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哈佛雖然不斷修改招生規則，但它一直沒有修改它的招生原則：即培養未來的社會領袖。社會的棟梁，不是讀書讀出來的，而是做人做事做出來的，人品情商胸懷更重要。對天賦優秀的華裔子弟，要培養積極正面的心態，關心公益，學會“吃虧”，懂得感恩。哈佛不是完美的，但哈佛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有理念的一所大學，培養了眾多富有理想的社會精英，包括戈登、烏茲和卡拉貝爾這三位指責哈佛的意見領袖，也全部是哈佛的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