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行“和平轉型”的最好時期 呂洪來 所謂和平轉型，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對於中國社會而言就是從中共的一黨獨裁專制統治轉型為自由、民主、法制的社會。和平轉型、和平演變、政治改革基本大同小異，本質都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社會制度的變革。和平轉型是一個社會從落後的政治體制轉變為先進文明的政治體制最理想、最理性、最和平、代價最小的方案。 人類社會從專制制度進化到民主制度，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人類社會從專制制度和平轉型到民主制度，並不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更不是什麼歷史發展的必然。這是因為和平轉型是需要條件的，而且有些條件是必須的，否則就無法實現和平的轉型。 必須條件之一、就是統治集團要有和平轉型的意願，願意實行和平轉型。這裡的關鍵是統治集團願意並接受，統治集團不願意、不接受、抗拒和平轉型，就不可能有和平轉型的可能。就中國社會而言，和平轉型必須是中共統治集團願意接受，有這種政治願望，並願意付諸行動，這是實現和平轉型的前提。 必須條件之二、是要有強大的民間社會力量，其作用就是當統治者對於和平轉型猶豫不決、停滯不前，或者對和平轉型發生牴觸時，由民間力量來推動統治集團、給統治集團施加一定的壓力，來促使其完成轉型，如果民間社會力量足夠強大，還可以迫使統治者不得不接受和平轉型。 一個社會要實現和平轉型，這兩個基本條件必須具備其中的一個才有可能實現，和平轉型確實是一個最佳的選擇、一個最好的方式，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能夠行的通那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和平轉型再好也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夢幻。 
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進行和平轉型的最好時期（網絡圖片） 就中國社會而言，上世紀80代是中國實行和平轉型的最好時期。這是因為當時這兩個基本條件中國社會都具備了，這有真實的歷史事實為證。我們知道毛澤東奮鬥一生，為中國建立了一個罪惡的社會制度，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至今都看不到災難的盡頭。毛澤東死後只留下一樣可用的遺產——這就是當時中國社會從上到下都人心思變。 那時本人也曾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與和平轉型的擁護者，這是因為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國家百廢待興，不僅底層民眾思變，就連中共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也都是人心思變！因為那個時候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都是剛剛從牛棚裡面走出來的，他們對文革有着切身之痛，他們也在尋找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以避免今生今世自己再被關進牛棚！ 再有就是那個時期中國的廣大的普通民眾包括知識分子、專家學者也都期盼着政治體制改革，因為那個時候知識分子和專家學者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臭老九”、普通百姓更是處於饑寒交迫，所以全國上下人心都在思變，都想通過社會變革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最難得的是，那時的人們還都普遍都具有思想信仰，對於一個最缺乏信仰的民族，那個時候怎麼會有信仰呢？眾所周知上個世紀是國際共產主義思潮的泛濫時期，共產主義思潮對中國社會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文化大革命10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可以說是深入人心，當然這是當局強迫人民必須接受的信仰。當時馬克思主義不但是國家的指導思想、也是國家的理論基礎，當時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人們日常工作、學習、解決問題的唯一理論依據。 另外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也相對寬鬆，時任中共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以及中共的許多領導幹部、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都很開明。西單民主牆就是出現在那個年代。當時自由、民主、法制、人權、普世價值、軍隊國家化，大家都還可以公開討論，報紙雜誌也時常刊登一些比較開放的文章，當時應當是中共統治下政治最寬鬆的時期。 
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共統治下政治最寬鬆的時期（網絡圖片）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已經有了和平轉型的初步方案：而且有樣板、也有理論支撐，樣板就是西歐的發達國家，即社會黨國際的樣板。理論就是：要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方案就是在中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將共產黨更名為社會民主黨。這樣中國即可以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也不用下台，當時的這個和平轉型的方案，不僅非常的現實、平和、也非常符合中國的國情和實際，記憶中當時國內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都參與了這個問題的討論。 上述六大社會條件，決定了那個時期應當是中共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完成和平轉型的最佳時期。那時中共黨內還沒有形成利益集團、沒有權貴階層、真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全都有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但是鄧小平為了確保共產黨的領導、為了保住他們的紅色江山，拋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全盤西化，先後罷黜了胡耀邦、趙紫陽，葬送了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和平轉型的機會。僅從這點看，鄧小平就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 俗話講：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鄧小平葬送了八十年代中國進行和平轉型的歷史機遇，也就徹底關上了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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