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国民党的地方系军队尽管不被蒋介石重视,被视为“后娘养的”,但是其中不乏出色的战将。蒋介石私心太重,不能团结这些人才,才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晋军出身的傅作义将军拒绝南撤,宁可投降共产党,也不投奔南京政府,就是其中的例子。 傅作义将军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参加过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傅作义在国民党中是一个不搞教条主义的另类人物。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建军经验,成立第二战区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政治指导室,派周北峰任委员兼秘书,军内各级分别设政治工作机构,不少负责人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担任。傅作义在部队中设立“奋斗室”,军官家属组成“眷属团”,军人子弟上“奋斗小学”、“奋斗中学”。中国共产党开展减租减息,傅作义也开展“整理土地”,将地主的土地清丈以后,限制地租,另外又将领主、地商开垦土地未交地价者收归国有,永远租给佃农。他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又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闫錫山讥称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三十五军已成为七路半了」。这种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蒋介石特派中统特务来傅作义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并且驱逐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傅作義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自此摆脱阎锡山控制,回到绥远。他先后参加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等。由于战绩良好,1939年傅作义获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但是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傅作义,傅对蒋也是敬而远之。傅作义对山西、察哈尔、绥远、张家口一带了如指掌,军纪又严,是一个让晋察冀解放军头痛的人物。下面的文章记述了傅作义将军出色的运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少胜多,大败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军于大同集宁战役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是:延安方面在此之前轻信晋察冀解放军方面的报告,竟然报道了解放军已经取胜的消息,搞得灰头土脸,十分尴尬。此战之后,傅作义军又挥师北进,攻占了张家口,使华北局势十分严重。 蒋介石不能团结这样的英才,任人唯亲,自私打小算盘,最后众叛亲离,失去大陆。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央军委给晋察冀军区作战任务是夺取三路(平汉,正太,同浦)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晋绥军区及晋察冀军区部分部队发动了晋北战役后。解放县城10座,控制了大片土地,孤立了大同,造成了发起大同战役的良好时机。
大同是我国著名煤都,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连结晋冀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同被阎锡山控制,横梗在晋绥及晋察冀两根据地中间,拿下大同即可使两根据地连为一气。 所以晋察冀,晋绥军区决定进攻大同,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调集两战区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是从抗战到内战开始后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役,晋察冀军区1、2、3、4纵及地方部队全部参战,晋绥军区主力全部参战,具体分工为358旅,第五军分区第二团,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及教导旅,炮兵团,第一军分区独立第十二,十三团担任大同攻击任务,第四纵队第十旅攻下应县后亦北上参加大同作战;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第九团及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第四旅等部,晋察冀一纵,担任阻击傅作义部队的增援,张家口卫戍司令部教导旅在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亦赴新堂参加打援。这样进攻和打援部队都占优势,于46年7月31日发起进攻大同战役。 大同战役规模如此大,决心如此大,战略目的很清楚;一,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有生力量;二,扫除延安至张家口一线障碍,完成绥远战役未完成的战略目的。 国军大同守军为暂编38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骑兵第5、6师,保安总队,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共1.9万余人,由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指挥。我军对其评价为建制混乱不统一,成分复杂,1,9万人部队分属7,8个单位,战斗力低下,暂38师由大量伪军编入,大同虽城垣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工事坚固,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是有把握攻下的。 对于傅部的增援,张,罗也预有准备,晋绥军区独一旅守卓资山,独立第三旅抽出二十七团守集宁(会同绥蒙军区两个团),骑兵旅守集宁西北土城;绥蒙军区第九团位于十八台,晋绥军区第四旅位于商都一线,作为打援右翼兵团,统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指挥。以独立第三旅,绥蒙军区第七团,独立骑兵团于凉城,张家口教导旅于新堂,作为打援左翼兵团,由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家瑞指挥。 我军于7月31日发起进攻,首先进攻大同外围阵地,经过30多天激烈外围争夺战,已占领外围所有重要据点和东关,消灭敌人2000余人,逼近大同城下。 眼看大同危在旦夕,守将楚溪春连连向阎锡山告急,请求增援,阎远水救不了近火,且太原到大同铁路已被切断,无法出兵,只得向蒋介石求援。蒋这时兵力也陷在全国各个战场,也抽不出援军. 当时唯一机动兵力就是在归绥的傅作义部,而傅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大同采取观望的态度,傅系军队在国军中可算是异类,既受了我军影响,有解放军的作风,如不怕苦,善夜战,善近战,肉搏等,同时也带有旧军队习气。蒋介石为了诱使傅作义出兵增援大同,使出其军阀内战中一贯手法,给地盘,加官晋爵,把大同划归划十二战区管辖,对于久处贫瘠不毛绥远的傅作义说来,大同煤都,盛产乌金,又是晋冀两地交通要冲,真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接到蒋的命令后,傅召集其亲信部将,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杨维垣,刘春方,刘万春及团以上全部军官到归绥出席秘密军事会议。这些军官到了归绥(今呼和浩特),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严密部署策划,参谋长李世杰率各部参谋班子作了沙盘图演。傅作义反复讲话,讲解军事要领,作战法研讨,思想鼓动。为了这场决战胜利,傅将其所有军官关在营中,不准回家食宿,纪律十分严明,比蒋的嫡系严明的多,所以也没有泄密。另外为了防止泄密,傅部不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也使我军难以掌握其动向。 会后傅的参谋长李世杰亲赴庐山,向蒋汇报行动计划,蒋看了行动计划后极为满意,李向蒋介绍:“傅将军此次举措,乃‘围魏救赵’之计。傅部发三路人马,北路由陶林兵进集宁,南路出归绥,犯凉城,中路出归绥攻卓资。3路人马中以中路为实,两翼是虚,仅为疑兵。取卓资,围集宁必定致大同我军分兵北援。只要傅部打掉我军增援部队,大同困境,自然缓解。此后傅部顺势挥师东进,直逼张家口。”这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战术,按一般军事常识。大同危急,救急如救火,应顺公路直插凉城,丰镇,直趋大同解围。 怎么可能舍近求远,攻集宁,但仔细看一下地图,琢磨一下,便可恍然大悟,顺公路攻凉城,丰镇。我军早有防范,已无奇兵之效,且费时费力,伤亡重大,事与愿违,以绝对弱势兵力去进攻强敌事先预设之阻击,弄不好连自己一起赔进去,当时我机动打援兵力4个旅已集中在麦胡图,若傅的主力果真顺凉城,丰镇来犯。则正中我军下怀,到时大同进攻部队还可以抽出5-6旅围歼傅军。 而攻集宁,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箭双雕,攻下集宁,向东南可出兵丰镇,隆盛庄。从后方迂回包抄进攻大同之我军,对我大同进攻部队威胁太大,必欲除之。攻下集宁,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接威胁我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若不回救,张家口危险。 所以攻集宁乃为攻其所必救,实在是高招。也是弱势之兵想要解围和取胜之唯一奇招。是现代战争围魏救赵运用最为成功一例。 从毛泽东对集宁特别重视程度来看,解放军势必全力回援,9月5日傅部占卓资山后,贺、聂已制定坚决守卫集宁方针,并报军委,毛泽东对集宁高度重视,当即回电:“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得放弃,否则执行纪律。”可见毛对集宁之重视程度。 傅军出动时机选择的恰到好处,选择在大同解放军用全力扫清大同城关,正全神贯注攻打城垣的吃紧时刻,突然大举东援。这对解放军急转身对付傅作义造成很大困难。 46年9月3日,傅派其头号战将,暂三军军长董其武率主力暂三军(欠暂十师)之暂十一师,暂十七师,及另一主力35军安春山之新31师共1,3万人,由中路出动;孙兰峰之骑兵主力共3千余人由北线出动,两军为一线进攻部队,猛扑卓资-集宁方向。35军郭景云之101师,李铭鼎新32师、卫景林的机动部队,刘春方骑四师为二线部队,随后增援。敌之总兵力为暂三军2个师,35军3个师及4个骑兵师共3,2万人左右。 暂三军经福生庄向卓资进发,新31师由陶林向卓资东北挺进,两军会师后,由暂三军暂17师与新31师对卓资山进行东西夹击。101师及机动部队随后跟进,准备支援。北线敌之骑兵迂回进攻集宁西北之大小土城,威胁侧翼。南线敌之骑四旅攻占卓资山之外围据点毫切。 大同前线指挥部给王尚荣独一旅任务是要守三天,等待援军,卓资扼傅军出援之门户,首当其冲,责任重大,战前王尚荣和朱辉照政委及全旅领导深入部队做了战斗动员,落实了防御部署,精心筹划,其部署为;以二团配置在卓资山以西山顶高地组织防御;35团三营在卓资山东北高地组织防御,团主力配置在大、小南沟为二梯队,准备向西山顶等地实行反冲击;714团主力为机动兵力一个连在西南高地掩护二团侧翼。9月5日拂晓前,敌以三个师兵力,安春山新31师,暂11、17师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猛攻。二团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击退攻方多次成连成营的连续攻击。到中午12时许,西山顶二营阵地失守,教导员王承烈牺牲。特务连和三连实行反冲击。阻止敌扩展。北线敌占领头道沟东面高地后,迅速向卓资山南实施迂回包围。沿铁路南侧进攻之敌也突破一营阵地,从西面向卓资山实施迂回包围。714团主力配置过远来不及增援,形势恶劣,其情景简直就像解放军运动包围战。王尚荣不得不在敌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这是王一生中打的最不顺手的一仗。原定守三天,实际只守了八个小时,远远未能完成预定防守计划,又伤亡500余人。 张宗逊原来估计,独一旅可以守三天,没想到损失那么大,那么快失守,增援部队二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敌占卓资山后,我军还是没有判断清楚敌之主攻方向,中央军委电报估计敌军可能有3种动向1、呆在卓资山不动,2是向凉城推进(仍旧考虑凉城、丰镇为敌之主要增援路线),第3才是进攻集宁,决定在凉城附近麦胡图集中主力以观其发展。 相比其他战场,华北情报工作作得很糟,在其他战场上,这样重要敌情,我军在1-2天内应已得到全部作战计划。正是在这种没有情报情况下,9月7日,傅之主力暂3军之暂11,17师,35军新31师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8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用兵迅速秘密而隐蔽)。我军由于侦察不力,迟至8日晚才知傅部已东进,马上将主力转向集宁。 这时两军区决定,敌围魏救赵,我针锋相对,围城打援,主力增援集宁,我军主力相继赶到集宁,计有358旅,独一旅,陈正湘四纵队2个旅,教导旅,并令杨苏一纵队除留一个旅守延庆,另两个旅迅速赶来增援,骑兵旅,独立第三旅特务团,绥蒙军区第七团,骑兵团等等全部赶往集宁,对集宁城下敌军形成绝对优势。两晋军区仅留杨成武纵队和地方部队继续围攻大同。
我军共集中8个多旅,4万多人,配合集宁守军,准备全歼傅之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1,3万余人。黄新廷的358旅进至八英滩,和卓资撤下的独一旅靠拢,李湘的教导旅、二纵萧应堂的四旅进至八英滩附近的三股泉,四纵邱蔚11旅进至苏集车站,一纵两个旅到达集宁城东。拟乘敌向集宁进攻时,集中兵力向敌后方进行全面突击。 集宁大决战揭开帷幕。集宁我守军为绥蒙军区2个团即第9团、第五团和绥蒙军区警卫营及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第27团,共3个团加一个营兵力,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及政委乌兰夫指挥。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在城外,我军又控制了老虎山,卧龙山等制高点,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9月10日,敌杨维垣暂11师、朱大纯之暂17师,和安春山新31师,在空军配合下,向城外解放军阵地发动进攻,首先向城西,北两面阵地猛烈进攻,先后攻占卧龙山,南营房。逼近城垣。守军拼死抵抗。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新31师92团团长孙英年重伤,两个营长死亡。但敌不顾伤亡,继续进攻。守军因为阵地缺乏纵深,呈单线配备,10日下午,所有外围阵地全部失守,连续发动数次反攻,均未能奏效,于10日夜,余部全部退进集宁城内,准备死守。 我两晋军区主力趁敌人进攻之际,于11日,从三面对敌军形成反包围,猛烈发起进攻,意在围歼傅部于集宁城下,当时形势完全有利于我军,当日夺回了卧龙山以南阵地和土城村高地,傅部3个主力师,万余人危在旦夕,前有坚城,攻不动,后有绝对优势解放军形成包围进攻态势,逃不掉,成了翁中之鳖,处此绝境之中,董其武只有孤注一掷拿下集宁,固守待援,11日,敌于西,南二面猛攻集宁,遭到守军痛击,未能得逞。于是企图西撤,退路已被援军截断,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狭小地区。11日晚六时,集宁外围解放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部发起总攻,经激战,到12日晨,攻占了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天门山,石灰山等要点及卧龙山阵地一部,歼暂11师大部,暂17师第3团共5千余人,(其中俘敌2千),将新31师,暂11、17师残部压缩在卧龙山脚下及西南营房狭小地区,并袭击了暂3军司令部和暂17师司令部,摧毁了电台,敌军只剩31师一部电台,傅部岌岌可危。 傅见情况危急,于11日上午拟急电3封,一封给董其武,第2封给刘春方骑四师,第3封给孙兰峰骑兵师。给董其武第一封电令被围部队不要死守,应把住我军进攻的3个方向,对集宁方向,应抽出机动兵力死攻,务必尽快拿下集宁,以便有落脚点,第二封电令刘春方骑四师,火速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同左翼101师呼应,对已包围集宁城下国军我军实施反包围。三封电令孙兰峰骑兵师向集宁东迂回攻击,策应暂三军和新31师攻打集宁。同时催促35军殿后主力郭景云101师迅猛攻击我军包围部队,以解暂三军之围。 当时战场形势极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惊险激烈,敌3个主力师进攻我守集宁3个团,我主力8个旅包围敌进攻之3个主力师,敌101师,骑四师又从后进攻我包围部队,企图救出被围之暂三军及新31师。 双方都竭尽全力拼死搏斗,这时谁出现错误,而对方能抓住机会,谁就能获胜,按照当时战场形势,董部被压缩在城西南一角,没有任何机会,坐以待毙,我军只要发起连续攻击,便可全歼这股敌人,就在此时,我军前线指挥部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第一天战斗伤亡大,所以没有组织连续进攻董部,整个12日白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敌利用12日白天重新组织,集结,整顿。再度进攻集宁。 因为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拿下集宁,暂11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官,士兵,拿起军刀切下自己二段指头,指着二段指头说;“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所以“杨维垣断指攻城”在董部传为佳话。所部官兵也知道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无不拼死相搏。 集宁方面,自守军10日晚退入城内后,傅军从11日开始一直在向集宁城进攻,9月12日拂晓开始,新31师,暂11师,17师发动第二次攻城,各主攻部队全线进攻集宁,在空军掩护下,12日中午过后,安春山新31师93团首先从东南角突破,进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亦蜂拥进城。随后暂11师亦由西南角突破攻进城内。集宁危急!姚哲同志,乌兰夫同志指挥镇定,组织了几次有力反击,都未能将敌人逐出,进城傅军一路抢占面粉公司要点,另以数路向通顺街发展,城内守军各自为战,沿街逐房逐屋争夺,傅军占通顺街以南后,反复向街北进攻多次,均被击退,遂与守军隔通顺街对峙,张宗逊急调杨苏纵队一个团入城增援,杨苏纵一旅第一团在团长李觉率领下跑步进城,正逢乌兰夫因无法再守,已带几十个人撤出城外,而姚哲、罗坤山等人则被包围在城内,形势危急,一旅一团迅速发起反击,双方都知道到了最后生死关头,各不相让,展开了殊死巷战,集宁城内城外,守军,援军,攻方,守方,围者,被围者界限完全失去,城里房倒屋塌,四下弹痕累累。尸体充街盈巷,几万人的鲜血流满街巷,其情景非笔墨能形容,城外田野山脊,四处皆为阵地,两军混战一团,枪击刀砍,石砸,尸横遍野,哀号满山遍野。这时仍是全歼敌的大好时机,并是最最关键时机,只要外围我军全线进攻,会同集宁守军里应外合,敌人插翅难逃,为了全歼敌军,我军于9月12日十六时开始对集宁城内外敌发起进攻,但就在这时,大同前敌指挥官张宗逊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也是致命的错误,因为郭景云101师凶猛来援,张宗逊决定停止已开始的对集宁内外傅军围歼,无异于放虎归山,张抽调大部主力,西出大脑包山,以首先歼灭援军101师。只留4纵11旅和城内守军与董部巷战,因此两个方向都形不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101师,又未能将董部逐出城外,集宁守军经1天多巷战,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下午三点左右,董其武派城外部分援军进城与城内敌军会合,攻击更猛烈,并集中炮火向守军主阵地电话局猛攻,同时以一个营兵力迂回进攻电话局后方车站,晚上八点左右,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到13日晚上十点,实在无法再守,绥蒙军区命令撤出战斗,转移城外,进入山区。 13日晨,董部趁我军主力西去打援,又重新恢复了卧龙山,天门山,石灰山等阵地,并向小脑包山攻击,以策应101师东进,夹击我打援部队。 而与援敌101师的交战也极为不顺利,第一线部队与101师在东土坑山激烈交战,解放军大队援军奉张宗逊命令赶去增援,大队正隔着山运动,101师进攻山顶守军时,由于步兵进攻接近山顶,炮火须延伸射击,但因炮位低,距离近、山顶高,瞄准仰角必须加大,而仰角加大,炮弹即超越山顶而过。这样的越山炮弹,竟打了百多发。急得郭景云直跺脚,厉声命令炮兵,立刻修正角度,再把炮弹打过山顶,就要枪毙。 其实他不知道这些阴错阳差炮弹帮了他大忙,这些越过山炮弹,不偏不倚落在前山解放军的援军大部队人群中,前线指挥部又判断失误,以为这是傅作义大部队到达,有腹背受敌之危险,于是命令部队撤退,把所有战机都丢失了。与此同时,13日中午12时35军李铭鼎新32师,骑四师尾随101师前来增援,向我军阵地猛攻,实际这时解放军已决定撤退,这些部队正赶上追击。
这样集宁城失守,外围包围打援又失败,集宁战役失败。集宁失利,傅即派出援军向大同增援,大同亦无法再攻,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9月16日撤围大同。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解大同之围魏救赵战术达到目的。
集宁会战还有一个特殊巧合,在采访进攻集宁主将安春山儿子—安自强过程中,安老告诉我们,安春山(真名安仁)新31师是进攻集宁主力,安春山亲弟弟老四-安智(改名石基)同志当时是集宁守军主力团—晋绥军区27团团长,因为集宁未守住,战后石基同志被撤职,办学习班,检查问题。两个亲兄弟,站在不同立场上,一攻一守,拼死相搏,可说是解放战争奇观。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我军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给敌沉重打击,歼敌1.2万人,但由于指挥官二次关键指挥错误,使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张家口处于敌军两面夹击不利形势下。集宁失利,大同撤围,导致了晋察冀我军对敌斗争形势急剧恶化,并使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极为被动,使胡宗南得以无后顾之忧出兵延安,给中央造成极大麻烦,为华北关键战役。 这场战役如指挥得当,是完全可以胜利的,延安电台已于9月12日发布了围歼,消灭敌于集宁城下的消息。 战后傅作义对集宁战役进行检讨。47年2月,他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31师,而去全力打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聂荣臻回忆录》第三卷。聂荣臻同志同意这个观点。 关于大同集宁战役伤亡、我方一直讳莫如深,没有任何一种史料提及,但我国水利部长,傅作义先生当时得意忘形,以为已得天下,授意手下在46年9月20日《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其中到是提及了他的部队打扫战场我军牺牲人数,未提伤员人数。朱德同志特将此电分发全体将士一份,“请将不如激将”。 以下发表的是46年9月21日中央日报转载的公开电全文: 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司令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份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事乃日益扩大。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而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着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个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杀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集宁战役是华北关键战役,其失败影响是极其重大和深远的,罗瑞卿同志后来评论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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