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可能体现在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是，这里的“民”指的是谁？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1月14日刊登《长达200年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完结》一文，作者为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米尔·辛普森。文章全文如下：

在美国，每隔几年，人们就能找到这一问题的新答案。总统选举能体现这个“民”（即公民）的人员构成、意志和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公民生活的一些特定时刻最能体现其真实特性。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当然，这一新的政治现实并非唯美国独有。我们在英国的脱欧行动中看到了它，在全欧洲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看到了它，还定将在明年的法德大选中看到它。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并非异常事件，我们不能以它们是政治史上的特别事例为由而对其视而不见，继续维持中左党派与中右党派之间竞争的“正常”政治概念。在我看来，它们是西方政治生活发生模式性改变的一些体现，一种新的模式正在诞生。

传统定义不适于当前

让我们来看看大家耳熟能详的“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概念吧：自1945年以来，它们一直是大部分问题中描述西方民主政治演变的基本概念。虽然“左派”和“右派”这两个词汇源自法国大革命，它们真正开始拥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始自19世纪末，然后在接下来几十年中的西方工业化及工业化之后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变革的激烈政治斗争中形成。

关键之处在于，所谓“左派”和“右派”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相关工业化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双方对于工业化问题都有很好的论点。正是由于有了“左派”和“右派”的划分，才带来了思考，产生了互动，使得大量问题都可以形成理性的妥协。

因此，自1945年以来，人们几乎普遍接受将“左派”和“右派”作为描述基本政治现实的概念，从而使得西方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内部的相对稳定。中左派和中右派政党之间的政治争论通常局限于公平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政治框架内分配资源。

但2016年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有关公平分配的争论已经很少，1945年以后，全世界都想压制的“身份政治学”这一恶魔再次露出了它丑陋的头颅。

2016年已经明确证实，工业化时代有关“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划分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对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政治讨论和竞争。西方今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这是描述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则。

毕竟，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所激发的全球化中将西方推进了后工业化阶段，导致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向新兴市场。这对于西方的企业持股人来说是一个福音，但对于西方的产业工人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模式开始分崩离析。三十年后，我们有了英国脱欧，有了特朗普总统，还可能出现勒庞总统。

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有一些很好的论点，不论是不受管控的全球化，还是绝对的保护主义，它们都有许多拥趸。因此，要使西方政治生活回归常态，就必须总结出能够反映当今现实生活政治分歧的基本划分方法，而不是将从20世纪继承的过时概念来套用21世纪的实际问题。新的划分方法应该体现出一方基本支持全球化，而另一方基本反对全球化。

如果政治讨论能够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歧双方的合理争论就能带来理性的妥协，从而使西方政治学重返分配性争论的框架，远离“身份政治学”的危害。

但实际情况是，人们仍然在使用既定的、不合时宜的“左派”“右派”概念来处理问题。例如，“左派”倾向于在多元文化和移民等社会问题上更加国际主义，而在贸易、外包和税务管理等经济问题上更加国家主义。“右派”则与此相反。

结果，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赢得大选和全民公决的都是那些通过政策选择，跨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分界的政治家。

在美国，特朗普承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这些措施通常被认为与左翼大政府政治和凯恩斯经济学有关，但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承诺进行大规模减税，这通常与右翼的小政府政治和芝加哥经济学派有关。

在英国，特雷莎·梅政府称要拥有“合适的产业战略”，这听起来很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工党政府，但与此同时，梅政府又谈到要与印度和中国达成新的大规模贸易协定，但如果真的达成这种贸易协定，英国的低端制造业岗位将消失殆尽，虽然这些工作岗位正是梅政府的产业战略所要保护的。

概言之，如果要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建立一个足够赢得政治权力的选民基础，政治家必须或多或少地摒弃20世纪与“左派”或“右派”相关的传统立场。

新政治模式正在诞生

2016年已经诊断出西方所面临的政治弊病，但尚未找到治病的药方。民粹主义者认识到了底层人民的不满，从而赢得了权力，但他们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消除不满。

不过，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者在英国和美国的胜利可能重启西方政治学，直视全球化问题，而不会继续沿用“左派”“右派”的区分方法，从而忽略全球化问题——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已经不能正确描述西方的政治分歧，它们是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稳定遗留给后工业化时代的纪念品。在工业化时代，这种划分是合适的，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它们已经不再适用。不遵从这种划分的政治运动赢得胜利并非偶然。一种模式性改变已经开始。

但它尚未结束：我们正处于其动荡的转变阶段。除非西方能够将全球化作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就像上世纪中叶工业化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一样），用一种新的方法对政治分歧进行划分，否则，各个政党将一直综合“左派”和“右派”的政策。此时，除了用身份来对他们加以区分，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