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魏晉名士也是矛盾的混合體，他們彷徨焦慮，但也正因如此，他們的美和可愛才那麼的令人感慨萬千。魏晉時期都可以被看作中國歷史上既複雜紛紜又豐富多彩的一頁，它醉意朦朧而又清晰生動的飄逸風度, 雖於千載之下,也令我們心馳神往。  自漢末儒學陷入了危機，由於章句註疏日益繁鎖，同時陰陽緯讖之說逐漸僵化了經學而人心日厭。《顏氏家訓·勉學》說“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 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而清雅玄遠的老莊學說日漸風靡。究其原因，除了玄學在學術上確實比沉悶僵化的漢末經學更具吸引力之外，變換莫測的政治處境和黑暗的社會現實對知識分子造成的焦慮和迷茫也促使他們更容易接受玄學這劑清心涼藥。於是隨着經學的衰落,玄學越來越時髦起來。 但儒學只是相對的衰落了，無論是王弼的“本末不二”還是裴頠、郭象的“名教即自然”，魏晉的名士都在極力復興真正的儒學，完成儒學賦予知識分子兼濟天下的使命感。 “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使是嵇康，在臨刑前為兒子寫的《家誡》中他也在反覆教導兒子要處事圓滑懂得人情世故。“嵇阮在原則上並不反對儒家所規定的倫理秩序，只是反對虛偽的名教，他們理想中的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與封建道德不可分割。”然而玄學和儒學的指導思想畢竟有很大的不同，出世還是入世的抉擇依然艱難，魏晉名士的價值觀多元化了，但也複雜化和矛盾化了，感懷時事他們往往會陷入莫名的焦慮中。 魏晉名士是絕美的，余秋雨在《說魏晉名士》中說：“魏晉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知識分子生態，這種生態後代只能仰望，卻無法重複，他們特立獨行，無視生死界限，最後都凝聚為一種充滿詩意的孤傲美和滅寂美。”但這種美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在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殘酷的現實和思想上的彷徨催生了魏晉名士的種種不幸，他們肩負着責任卻有心無力，他們壓抑而無奈，因此他們的表現總是那麼的奇特，他們的言行往往反差不一，正如那個矛盾尖銳的時代一樣，魏晉名士們充滿了矛盾。但也正是這些矛盾，他們的美才顯得是那麼的可貴和清幽玄美，留給了後人無盡的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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