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北京的時候，天黑了或天氣不好不能出門兒，就在房間裡看電視。胡編亂造的電視劇肯定是沒法看的，我就看北京台的古董鑑定節目，一來能學不少知識，二來能聽正宗的京片子，歇後語。最近就學了一個 新的歇後語，“倆螃蟹打架---專夾（專家）”。這話太形象了，現在專家可不是都橫着走，一有不同觀點就互相掐，專夾別人。

北京台還有一個熱門話題，回憶老北京。雖然有的主持人說普通話還帶着自己老家鄉音，也在那裡大談老北京，好像和北京沾點邊臉上都有光。其內容無非是侯耀華說他媽做炸醬麵的秘訣，李金斗回憶帶一毛錢到全聚德走後門吃飯。回憶廠甸廟會，提籠架鳥，天橋把式，街頭小吃，小販吆喝，胡同兒歌。要不就是區別老北京人與外地人就看他喝不喝豆汁，吃炒肝用不用勺，知不知道麵茶是小米麵熬的，全都是市井文化。

北京一直就是個移民城市，所謂的老北京人不過是早些年到北京謀生的外地人，和現在的北漂一回事，只不過早到北京幾十年而已。郭全寶在相聲里學小買賣吆喝，都是河北山東味，北京老字號飯店不是山東魯菜，就是揚州淮揚菜。大廠的羊雜湯，香河肉餅，河間驢火燒，全是外地人來北京開的。更別說崇文宣武門外那些各地的會館了。北京著名勞動模範，掏大糞的時傳祥，就是地道的山東大漢。戲劇里“在上房打掃塵土”的“小老媽”，就是人稱“傻柱子”縣的河北三河縣人。八大胡同的青樓女子全是從外地買來的窮人女兒，妓院關門後參加培訓學習，當了進城幹部的保姆，拿了北京戶口。

現在網上外地人罵北京人是太監，其實太監都是河北安國，固安一帶農民，窮人沒活路，就把小孩淨身賣到宮裡當太監。這些人缺乏基本常識，太監“空前絕後”，死了沒後代的，都埋在中官村了。中官就是太監，因為名字不吉利，後來改為中關村，現在成為外地人在北京扎堆的地方，一個個削尖了腦袋往裡鑽，不僅不覺得埋太監的村晦氣，反而以住在中關村為榮。

這些移民到了第二，第三代，就名正言順地成了老北京。更別說那些坐天下的革干，革軍的子女了，那些新“八旗子弟”就是理所當然的北京主人。現在以老北京人自居的，基本就是這些人。現在北京胡同里也有好些外地口音的老頭老太太，這些都是文革期間進北京支左的軍代表和他們的農村老婆。把“黑五類”趕到農村去，霸占了人家在胡同里的四合院。那年頭進北京就一條標準：“根正苗紅，三輩貧農”出身。從1966到1972年，沒有大學分配，沒有工作調動，外地農村戶口能上北京戶口的的唯一機會就是軍隊轉業退伍。轉業時候全都進了國家機關，大專院校，研究院所。文化低不要緊，階級覺悟高就行，只要會抓階級鬥爭會整人，在知識分子裡抓幾個“反革命”“五一六 ”“美蔣特務”，在“走資派”里抓幾個“叛徒”，逼得他們自殺，就是立功表現，可以提拔了。放在前清，這叫“用人血染紅頂子”。

那麼誰是老北京人呢，城裡的當然是 “八旗子弟“，滿人至少在北京居住了三百多年 。城外的就是郊區農民，資歷最老的要數昌平十三陵一代的農民，那都是守陵人的後代，永樂年間就住那裡了。魏公村生產大隊的農民也是老北京，從天啟年間就為魏忠賢守生祠，崇禎剿除閹黨，廢魏公祠，改名魏公村。文革期間村子還在，就在魏公村郵局新華書店和北外之間。當年出了城門就是農村，1958年國賓館還沒建，我和一群小孩去釣魚臺捉蛐蛐，甘家口十字路口南面全是玉米地，種那片地的農民也都是老北京。按說資歷最老的北京人應該是檀柘寺周圍的農民，北魏起就為寺廟種地了，不過那會兒還沒有北京，連北平都沒有，所以不算北京人。

還有一批老北京，資歷就比他們淺了。清廷退位之後，北京有袁世凱鎮守，對滿人和前朝舊臣的待遇和人身安全還是有保證的。但是外地則不同，武漢，西安都發生過屠殺滿人和官員的血案。閻錫山為了搶奪財富，殺死身穿朝服立於公堂的山西知府，浙江蕭山人陸鍾琪及其在翰林院任職，與閻錫山保定同窗的兒子，並追到後院，槍殺陸鍾琪老妻，奪取了府衙的全部財產。因此那些前朝官員都不敢離開北京了，在北京定居下來。北洋時期的北京是文化城市，清華，北大，燕京，輔仁等大學吸引了不少如蔡元培，魯迅等文化名流，他們算是清末民初的北京人了。

這批人大都考過科舉，上過西學，甚至留過洋，很容易在北洋政府和各種文化機構謀得職位，是老北京里的知識階層，他們的文化傳統是皇城腳下的官場文化，文人典故，而且是京城文化的核心，那才是真正老北京的故事。比如1925年成立的，由皇室後胄，清廷遺老，遺臣和宮廷畫家為主要成員的松風畫會，1930年成立的北平中華書畫研究會，由文學名流成立的稊園詩社。除了松風畫會至今尚存，其他詩詞書畫社團在五十年代由於政治原因全都解散了。真正的北京文化人都很低調，與世無爭，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其存在。而天橋耍把式，說相聲的後代天生就靠吆喝為生，以至於現在一提老北京傳統就剩下吃炸醬麵，喝豆汁了。

移民從第二代起，北京人的優越感就越來越淡薄了，北京不過是自己生活，長大的地方而已。倒是那些削尖了腦袋鑽進北京的官場新貴，商界闊佬，白領精英，到北京做了官，發了財，就以北京主人自居,，傲視起北京人來了。其實，這些人只能算“首都人”，和北京根本就不沾邊。面對厚重的北京城市歷史，文化傳統，語言習俗，他們根本就找不到自信，於是他們就依仗權勢，拆四合院，改胡同名，毀古建築，消除北京的歷史痕跡，文化特徵，傷害老北京人的感情，以炫耀財富和權利彰顯自己在北京的統治地位和話語權。在以北京人自居的同時，他們還要貶低北京方言民俗，北京胡同文化，歷史典故，用老家農村的陳規陋習評論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在農村人眼裡，北京人生活方式就是“資產階級”生活習慣。文革破四舊時我們班裡一個皖北山區來的貧農出身的學生抄了教授的家，現場控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腐朽生活方式”時，手裡拿着一個熏黑了的鋁鍋說：“我們貧下中農一家只有一個鍋，她一家就有三個鍋。”

三十多年前，北京市政協委員，李苦禪的兒子李燕就提出，北京再繼續破壞古城格局，將來就“只有首都，沒有北京”，雖然當時北京的土鱉官員把他批得灰頭土臉，可他的預言如今已經成為現實。那些官場商界新貴只是“首都人”而已，就別再拿“北京人”為自己臉上貼金了 。中國革命 “以農村包圍城市”勝利了，北京的城牆讓勝利者很沒有主人的感覺，就要消滅城市的象徵“城牆”。在拆除北京城牆時，梁思成，林徽因至死抗爭，斷言五十年後歷史會證明他們是正確的，拆除是錯誤的，再重建也是假的。現在，這場爭論的結果已經昭然天下。

如今，社會風氣和道德又在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全國農民湧入北京，把“山高皇帝遠”窮山惡水潑婦刁民的“坑崩拐騙偷”惡習帶到皇城根，老北京文化傳統幾乎被這些封建，愚昧，自私，落後的小農意識所淹沒。網上就很有些外地到北京的新貴和暴發戶得意地說，發展經濟就是要靠經濟和政治地位說話，誰有錢有勢誰就有話語權，拆除了胡同四合院，就是敲響了北京傳統文化的喪鐘。看來保護和拆除老北京的爭論還要繼續下去，不過看到結果估計用不了五十年。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那些靠“黨的階級路線”當上京官的農村土鱉，爬上了領導崗位，可只會用管理他們村的手段管理皇城，拼命招商撈錢，不管髒臭還是黑社會企業，只要交錢就往北京拉，市區越攤越大，從三環到六環，人口從六百萬到 兩千四百萬，增長四倍，機動車從十萬到五百萬，水電油氣不夠可以從外地調入，唯獨這空氣不聽權利調遣，終於遭到了霧霾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