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人才的培养需要几代人代代相传，更何况是大师级的人物，不是上了几年大学就成为人才的。普及教育的目的是改变平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改变旧生活习俗 ，提高生活质量。大学教育是获得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可以从事更高深的专业领域工作。而大师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而是人品，人格，道德，修养。需要从小就在有教养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人际交往的社会小环境中接受熏陶，相互影响，才能形成。没有这样的成长环境，就没有大师成长的土壤。大抵如此，大抵。 鲁迅先生就对许广平说过：“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看看现在那些大学生和所谓的“公知”的表现，就知道先生这段话没有过时。 中国还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说的也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无独有偶，美国也有类似的说法。我在美国曾经见过一个强调学前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广告，是一个果冻布丁照片，下面的说明是：“果冻一旦凝固了， 就什么也加不进去了，你的孩子的思想行为教育也一样”。这个道理我就不用再举例子了吧，这种事，谁都能在自己身边的熟人里一抓一把。 我从网上搜来十个大师，更能说明家庭风气，环境，教育对大师幼儿时期成长的重要性。他们不是出身于几代官宦世家，就是书香门第，学者家庭。父母不仅深知读书的重要，而且更注重品德教育，培养孩子忠诚正直的人品。 梁思成，父亲梁启超，戊戌变法领头人； 钱三强，父亲钱玄同，北大教授； 黄万里，父亲黄炎培； 傅聪，父亲傅雷，出身江南望族，翻译家； 溥心畬，摄政王恭亲王奕䜣之孙。。 启功，雍正九世孙，祖父毓隆，光绪二十年进士； 邓稼先，七世祖邓石如，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祖父邓艺孙，字绳侯，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 父亲邓以蛰，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錢学森，父親錢均夫，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同窗，同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錢氏家訓中有這樣一句話："利在一身勿忠玻谔煜卤刂之。" 陈寅恪，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 鲁迅，祖父，清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曾在北京任内阁中书。 再看看中国现在的专家权威，学者名流，大多数是四十后和五十后，文革前的大学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我是1963年考入大学的，对那几年入学的大学生身份非常清楚。从1962年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后，大学招生就不再只看高考成绩了， 而开始看出身成分。从1964年起，出身成为录取与否的唯一条件，不管高考成绩多好，知识分子，黑五类子女一律不录取。 到1968年毕业分配更是只看出身， 只有三辈贫农的子女才能留北京，进入高校，科研机构。连未解放做结论的高干子女，都下放外地边远地区或农村。那时候掌权的军宣队都农村兵提干上来的，他们对从北京市入学的学生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凭什么我到30多才进入北京享受到你们生下来就享受的城市生活。出于报复城里人的阴暗心理，尤其是那些被打倒的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统统给轰到农村去。 而留在北京这帮贫下中农子女，只有专业知识，没有文化素养。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心想着“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为了功名利禄，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家学渊源的知识分子出身学生被出身排挤出竞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加上天生的钻营本事，到后来一个个都把持了教学，科研单位大权，成了专家， 学者，教授。就是恢复高考的前两届，出身依然报名参加高考的绝对条件，不要说黑五类，连没平反的高干子女都不准参加高考。田家英的女儿就被剥夺了参加高考权利。文革前中国文联分来一帮子三辈贫农出身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美其名曰“掺沙子”，批斗中国文坛泰斗的的造反派就是这帮人，这批“沙子”退休前都成了著名作家，学者。可惜就是出不了大师 改革开放初期公派出国留学生 ，尤其是派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必须是三辈贫农出身，怕知识分子，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一去不返。可1989年在美国闹民运最凶的，就是这批人：共产党员，三辈贫农出身，国家公派。这些年，在美国混不下去跑回来当长江学者的，又是这批人，满脑子想的就是追名逐利，你说他们中间怎么能出大师。都说三代才能走出一个贵族来。培养一个大师，我看三代都未必够，他们这辈是没指望了，到他们的孙子，重孙子辈也许有可能，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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