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曾在论坛“美国移民”发表过,那时候我没有博客) 我是1963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系的。1966年上半年,我们学校62,63 级学生一直在山东四清。一直到六月底才从山东农村回到学校。那时北京高校的文革运动已经进入批斗院校党委阶段。我们学院的大权早已由国防科委派来的现役军人工作组接管。我对政治素来没兴趣,而且也感觉到自己处处被团干部监视,每天就是随大流,跟着工作组的指挥棒转来转去。7月29号大会后,工作组撤走,当天学校就乱了套,积极份子开会回来就召开了“丢开工作组,自己干革命”的誓师大会,各级党政领导都被当做黑党委的爪牙揪到台上亮相。那些平时指导员的依靠对象,贫农出身的党团积极份子,竟然带头把指导员揪上台挂上黑牌子。他们为了获得向上爬的资本,不惜对栽培自己的恩人恩将仇报,我从心里鄙视他们。 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红五类”(革干,革军,革烈,工人,贫农子女)开始嚣张起来。他们把“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贴的满校园都是。出于“阶级本性”,我当然对血统论对联十分反感,只是被出身的包袱压着,不敢公开反对而已。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对联成了红卫兵打击反对意见的一根大棒,谁敢对血统论不满,立刻就给你扣一顶“狗崽子”的帽子。他们不仅在教室门内外,黑板两边贴满这付对联,还写了许多小对联贴在学生的课桌上。我本来对那些以三辈贫农为资本压人一头的学生会和团干部就不满,这回闹的最凶的又是这批人,我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我出身于儒家学者家庭,从小就从祖父那里接受“为人臣者以忠义为本”的儒家思想,视历史上忠勇刚正之士为做人楷模,并天真地把“为天地正气”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另一方面,我在政治上又极为幼稚,对当时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复杂,以及这付对联的来历背景,一无所知,对与红卫兵对抗的后果毫无思想准备。当我一时热血冲动,决定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公开对抗血统论时,根本没考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没想到这种无意义的抗争于红卫兵运动毫发无损,只会是白白去送死。我只想到做人要有骨气,准则,要敢于在逆境中坚持正义,不要辱没了自己家族世代忠良的家风。 虽然当时有不少人对血统论不满,但谁也不敢站出来辩论。有的人写了一些诸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之类不疼不痒的对联,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占了绝对优势。我草拟了一付对联, 上联:英雄好汉须经革命实践考验 下联:反动浑蛋并非几人能下结论 横批:晚点再说 贴在黑板两侧。这付对联毕竟反映了不少人的观点,一贴出来,马上引起全系甚至外系学生的注意,很多人跑来观看我们班里的对联之战。可以看出,有同感的人不少,只不过不敢流露而已。 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挑战,马上就给我以迎头痛击,贴出什么“狗崽子想翻天死路一条,红卫兵挥铁拳迎头痛击”,“左中右早已界限分明,反革命休想混淆视听”之类的对联,并宣布第二天召开全班对联辩论大会。说是辩论大会,但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我,从阶级本性,政治表现,反动言行等方面一一批判。此时,一个知识份子出身的女生站起来发言,说血统论是完全正确的,出身不好就是浑蛋,并承认自己就是浑蛋。她表示,要从浑蛋作起,向红卫兵靠拢,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以走出浑蛋行列,跟着红卫兵永远干革命。最后,她申请加入红卫兵外围组织“卫红队”,并为红卫兵当场批准。显然,这个发言是为了孤立我而预先安排好的。 我万万没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的奴颜媚骨,以污辱自己的人格向红卫兵求荣取宠。我当时只有二十岁,正值少年气盛,根本没考虑一时冲动会给我带来何等灾难,头脑一热,为这个女生写了一付对联,当场递给她。 屎克螂一压摇头摆尾 跟屁虫紧追半步不差 横批:叭儿狗好 她看完之后立刻站起来说:“当我表示要向红卫兵靠拢时,XXX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威胁。这说明凡是我们拥护的敌人就要反对,这更坚定了我的立场。”红卫兵当场发表严正声明,要迎头痛击阶级敌人向革命力量的反扑。此时,在场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批判我的行列,在泰山压顶般的批判下,我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会后,红卫兵宣布要写出系列批判大字报,把我的所有“反革命言行”公布于众,发动全校师生组织批判。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全校主要地段,我被压的抬不起头来,这时才真真地感到自己的弱小。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改变。20多年后,在美国面对那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9年北大学生语)的“民主潮流”,我再次发挥“虽千万人, 吾往矣”的气概,成为全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在人民日报公开发文怒斥那些民运精英的海外华人。他们和文革中蒯大富之流的野心家不过是一路货色,只不过是把革命口号换成民主口号,为赖在美国不走而拼命煽阴风,点鬼火,把水搅浑,为牟取政治避难制造舆论。 那些已经到了美国的“民主精英”哪里能容忍这样的挑战,轮番对我电话骚扰,上门批斗,半夜闯进我的住处。勒令我写认罪书。他们哪里知道,文革中给我扣的帽子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都没低过头。就民运精英这点能耐,说你们关公面前耍大刀,圣人门前卖三字经都是夸你们。好在美国有民主法制,有警察,有FBI,有大学校长,校董会,系主任,为维护美国大学言论自由的光荣传统,他们全部出动,保护我的安全。大学校长在校董会上说,university这个词就是容纳各种不同思想的意思,这所大学建校一百多年的言论自由传统被打破了。如果有学生学者对这次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言论采取暴力行动,立刻开除,并向我报告。中国民运份子在美国民主制度和传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败下阵去。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的主力,是领助学金的贫农出身的团员和学生干部,是党的阶级政策的基本依靠力量。20多年后在美国批判我这个“反民运”“中国政府特务”的,还是那帮凭出身好,政治可靠,拿J-1签证,国家公派出国的贫农子弟,转业军人,是党作为培养对象的精英。他们本来就是都是一路货,只要能谋取一己之私,有奶就是娘,什么人格,脸面,统统都可以拿去当破烂卖了。 民运份子在当地报纸上声称,我是中国政府的特务,已经把他们汇报给领事馆了,他们回国就会被迫害,所以要申请政治避难。为了找证据,他们通过国内的关系调查我的背景,没想到查出一个“反革命”来。有个人不解地问我,共产党把你整得这么惨,你怎么还替共产党说话?我说,我文革期间的“反革命”言论和现在美国的反“民运”言论,都是出以公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绝不为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尔等只会钻营投机,谋取私利的刁民鼠辈,如何能理解世代忠良后代的气节和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