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軍宣隊（全稱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後，終止了兩派分區而治，互不來往的局面，北京高校進入了毛澤東指示的“清理階級隊伍”，“斗，批，改”階段。軍隊是要殺敵立功的，沒有戰爭，就要從人民內部挖出“暗藏的階級敵人”消滅了才能立功。1968年，北京各大專院校和科研部門被軍宣隊迫害致死的教授，研究員，遠遠超過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害死的。北大文革初期死了兩個教授，御林軍8341進駐北大清理階級隊伍迫害死了24名教授。1970年軍隊接管公檢法，第一件事就是“鎮壓反革命”，全國槍斃“反革命分子”十三萬人，基本都是善於思考，勇於發聲的愛國知識分子。

我們學校的軍宣隊在“清理階級隊伍”時，當然不會放過我這個“歷史反革命”。我的罪名有三：一，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搞個人迷信。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大國沙文主義。三， 1965年2 月北京市召開抗美援越大會，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揭發我在金水橋上說，“我要有隻槍就好了”。（我沒說過，死不承認）軍宣隊最拿手的就是鎮壓反革命，一進校就把我列為打擊對象，新帳老帳一塊算，對我實行群眾專政。由貧農出身的班領導對我宣讀勒令，要我低頭認罪，老實交代，交出全部日記和書籍。召開班級批判會，每天交一份檢查（這些檢查在1980年全部退還給我了，保存至今）。1968年12月，我們這一屆全部分配完畢，只留下幾個挨過批鬥的不予分配，其實就是軍宣隊為自己留面子。如果把我分配了，就等於說他們整錯人了。公開的理由是留在六九屆參加“斗，批，改”。而且我一分配，工資就46塊，比工作20年的三級工還高，出於嫉妒，他們也不想讓我逮這個便宜。

五系六八屆一共留下五個人，其中一個是譚震林的兒子譚淮遠，老紅衛兵司令。他老爹在台上時，他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他爸爸被打倒了，他就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再加上此人什麼都不吝，不把軍宣隊放眼裡，怪話多，也給關了進來。一個是個軍隊子弟，叫章盾之，文革初期是老紅衛兵政委，破四舊神氣的很。他知道很多內部消息，散布不少反對林彪言論，被打成反革命。他是我們之中唯一在全系批鬥會上被押上台的，而且不予分配，下放內蒙插隊。最後一個叫王作強，出身於北京工人家庭的紅衛兵，運動初期京工的紅衛兵在北京抄家出了名，被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抄家。他抄出資本家的金元寶後見財起意，裝在褲兜里。沒想到褲子太破，兜里有個洞，元寶掉出來了，給中央文革丟了臉，也被勞改。他自持出身好，是經濟問題，總要表現的比我們這些政治犯優越。

六八屆都離校後，我們五個就集中在一間寢室里，每天起來面對毛主席像認罪，早請示，晚匯報（就是對着毛主席像，念毛主席語錄）。白天在系裡的菜地掏糞種菜，晚上不許出門，離校要請假。2012年以前，北京西三環從魏公村路到西，北三環拐角處，有大片綠地，那裡是五系雷達場，當年我們的菜地。北京西三環尺土寸金，那片地居然一直綠到2012年。因為五十年代那裡曾經存放過放射性物質，北京市沒人敢批准蓋樓。然而李源潮把南航校長調來當北理工校長，北京被郭金龍一幫江蘇幫控制，批准在有放射性殘留的地皮蓋樓。

我和譚淮遠雖然同系同屆，卻不同班，他原來比我高一級，因病休學一年。以前從來沒什麼來往。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看見他是8月18號晚上，他帶領本校的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與毛主席見面後，回校代表紅衛兵向全校師生匯報的歡迎會上。當天我也在天安門前擔任標兵，就是用人把廣場分成十條通道，每十米站一個人，群眾遊行隊伍分成十列縱隊，從這些通道穿過，防止有人越過標兵線湧向天安門，造成擁堵混亂。從建國以後，標兵一直由我校師生擔任，北京市民學生年年遊行，訓練有素，標兵線只不過是個路標，從來沒發生過遊行隊伍越線的事。然而外地紅衛兵接受毛主席檢閱時就全亂了套。毛主席一露面，廣場上所有的人一起湧向金水橋，走過去的往回返，沒進來的往前擠，檢閱後光鞋就運走好幾卡車。

毛主席檢閱遊行時，有時候會離開城樓，或者休息，或者會見一些人。觀禮台上的紅衛兵看不見毛主席，就會揮動語錄高呼：“劉主席，我們想見毛主席”。可是晚上譚淮遠帶隊匯報時，只說“我們想見毛主席”。加上新聞報道中，劉少奇排名從第二降到第八，我都感覺中央可能有什麼變動了。當遊行隊伍走過我面前，碰巧毛主席不在主席台，有些人就會問，毛主席在哪。我回答了一句：“毛主席下台休息了”。碰巧被10米外的另一個同學聽見，就又成了我一條“惡毒攻擊”罪狀：“要毛主席下台”（別笑，這事在外地可能就是死罪）。

從那以後，我和譚淮遠在一間宿舍住，接觸機會多了，對這個階層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時候，六級部長級以上才算真正的高幹，有專車（一般是吉姆牌）不像現在，當個縣長就覺得自己是土皇上。那時候的高乾子弟大多學軍工，集中在我們學校和哈軍工，以研製新武器，保衛國家安全為己任。不像現在的官二代，整天就想發財，玩女人。我們學校的校友早期的有李鵬，葉選平，我入校那年曾慶紅剛畢業。譚淮遠算是級別最高的高乾子弟，還有邱會作兒子邱路光，煤炭部長張霖之的女兒，國防科委趙爾路中將的女兒，省部級幹部的孩子連名字都排不上。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在北京那些高乾子女眼裡就是個不入流的小混混。

譚淮遠最大的特點是隨和，沒架子，和誰都是嘻嘻哈哈的，侃起來雲山霧罩。而且出言幽默，毫無忌諱。他說，日本戰俘說共產黨好，優待俘虜。八路“大大地壞，拼刺刀鐵炮地給（開槍）”。他身體不好，但幹活總挑最髒最累的。掏糞時，他把糞桶從糞坑裡提上來倒入糞車，糞湯濺在身上也不躲，如果糞桶里有磚頭什麼的，他伸手就拿出來。拉糞車他總是架轅，我在一邊拉。如果挖開一個新化糞池，他會興奮見人就大聲嚷嚷，好像發現了一個金礦。不過那年頭勞動光榮，沒人覺得有什麼奇怪。

高校的“斗，批，改”，就是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改造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排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後面，行九，簡稱臭老九。不過當毛澤東重複了樣板戲坐山雕的一句台詞：“老九不能走”，知識分子的日子就好過點了。為了改造臭老九，工宣隊的一個頭頭整天給我們做報告，又臭又拽。每逢開會，譚淮遠帶個小馬扎一坐，就開始織毛衣。這傢伙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學來的本事，毛衣織的相當有水平，還有一套一套的經驗介紹。一個大男人，留着鬍子，歪戴帽子，叼根煙捲，專心致致在在那裡織毛衣，誰還聽報告啊，全場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宣隊頭頭干生氣沒轍。全場的女人都在織，總不能只管他一個吧，可是女人織毛衣誰在乎啊。譚淮遠織毛衣，是那個時代我們最開心的小品。

從譚淮遠抽煙，就可以看出他的經濟狀況。剛住在一起的時候，他抽中華，6毛一包，然後牡丹，5毛一包，後來改群英，4毛7，然後是大前門，3毛6，，飛馬，3毛。最後是沒牌子的白皮煙，9分一包。最慘的時候是把平時留下的煙頭剝開，用煙斗抽裡面的煙絲。然而他很坦然，經常帶一盒煙頭去開會，當大家面剝出煙絲抽煙斗，我猜他是故意的。無論吃，穿，煙捲，他是有什麼算什麼，我從來沒聽他抱怨過。我試着用他煙頭裡的煙絲捲菸抽，難抽極了，可從來沒聽他說白皮煙不好抽。

他從不炫耀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經常談一些烹飪技巧和方法。那年頭，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也只有他有研究廚藝的條件，他父親有特供，家裡有廚師。他不僅會欣賞美食，也跟廚師學習烹飪。估計現在家裡有廚師的高官子女，只會挑剔口味，沒有人會下廚當學徒。譚淮遠不光會動手烹飪，還有理論。他有句話我記得非常清楚，他說做魚一定要放酒和醋。酒是乙醇，醋是乙酸，一起加熱發生化學反應，生成乙酸乙脂，是一種芳香醇，所以特別香。煉豬油要放水。他還拿來菜譜給我抄，我的烹調興趣就時那時候開始的。此外，他還拿來王力的《詩詞格律》，胡喬木詩選給我抄。有一次軍宣隊的一個小兵來給我們訓話說，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我們很快要去莫斯科支左了（莫斯科他發音“馬死擴”，不知道哪裡的鄉下土話），譚懷遠聽了一臉嚴肅地一聲不吭。

雖然我和譚淮遠在意見宿舍住了8，9個月，但交往並不多，但他幫過我一個大忙。我在新疆串聯時認識一個中央音樂學院附中畢業，新疆軍區文工團的鋼琴演員，我從新疆回來後一直和她保持聯繫。我被打成反革命後，給她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的處境，我說，你是軍人，和我這樣的人來往會給你政治上添麻煩，以後別給我來信了。沒想到她給我回了信，說她相信我是清白的，是值得信任的，她願意繼續和我保持聯繫。她這封信，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帶來的關懷的溫暖，和堅持下去的勇氣，讓我終身難忘。1969年初，她回北京探親時給我來信，希望我去她家做客。

可是，對我來說，進城看她談何容易，來回車票4毛，而我一天的飯錢才5毛，我又沒有自行車，真是心有餘而錢不夠啊。我知道譚淮遠有輛車，可我平時和他沒什麼來往，那個年代自行車是貴重財產，一開口就找人幫這麼大的忙，有點不好意思開口。我硬着頭皮找他借車，他一聽原因，二話沒說就讓我把車騎走。回來後，他還跟我調侃。我說她哥哥給我一根大前門煙抽，譚淮遠賴兮兮地說：“那是讓你走前門，別走後門”。後來我發配東北當了苦力，她轉業回北京在什剎海少體校給自由體操伴奏，我自慚形穢，再也沒有勇氣去找她。

我們在校勞改一直到1969年9月底，其他的難友都分配了，就剩我和譚淮遠。最後有兩個單位願意接收我們，一個是水電部一局，說起來是部直屬局，其實就是在山溝里修水電站。另一個是首鋼遷安鐵礦，當礦工，都是苦力。但是遷安離北京近，怕我們威脅首都安全。我和譚淮遠被一起發配到遼寧桓仁回龍山修渾江水電站。那裡是水電工人有句俏皮話：“過了回龍山，母豬賽貂禪”。其荒涼可見一斑。

行前我在地圖上看了一下，離桓仁最近的火車站是通化，我想，建這麼大的電站，一定會在通化有個轉運站，輸送水泥鋼材，我就買到梅河口轉通化的車票，果不其然，那裡每天都有發往工地的運輸車隊，就把我連人帶行李直接捎到工地。我到水電站工地報到時，譚淮遠已經來了。他選擇了最短距離，坐火車在南雜木站下車，坐客運公司的車到了縣城，再轉到工地，自己搬行李，累的他夠戧。

我和他一見面，他就向我介紹工地的生活，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這裡食堂裝菜用碗，因為湯水多，飯裝盤子，窩頭叫餅子。一天兩頓窩頭白菜湯，早飯棒子麵糊糊鹹菜。那年代講艱苦奮鬥，越是艱苦越向前。窩頭好歹也是糧食，比四清時在山東臨沂吃曬乾的地瓜藤蔓強多了。我們都沒有抱怨生活的艱苦，而是勇敢地迎接了挑戰。我分配在混凝土澆築隊建大壩，他分配在山洞開挖隊，都是最艱苦的一線苦力。我們的工棚隔一座山，彼此見面的機會少多了。

我聽說他領了工資後又開始抽牡丹煙了，開山洞打風鑽一天還有2毛的勞保補助，他為人豁達瀟灑，出手大方，老有一幫年輕民工跟在他後面蹭免費煙抽。這一段時間我們的交往就是他借我的《魯迅全集》好幾個月不還，送回來已經又髒又破。這個故事寫在我另一篇文章《我讀魯迅全集》，這裡就不重複了。

林彪出事後，他正好在北京，回來的路上就在火車裡大談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乘客聽他這麼說，全都嚇跑了，不知道到了哪站，軍人上車把他逮捕了。那時候這新聞還是絕密，當地官員都不知道。核實他的身份後，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只好把他放了，告訴他別亂講。他那張嘴哪是幾個地方小吏能管的住的。他一路走哪裡說到哪裡，把個小小的桓仁縣和水電局攪的天翻地覆。

後來知道他工傷失去了一根手指。聽說是因為礦車滑坡，工人階級和貧農民工一看危險全跑了，就他這個“反革命”拼命頂着，結果被礦車壓斷了手指。1971年那個電站的山洞挖完了，他們開挖隊轉移到吉林豐滿水電站，去挖一條戰備泄洪洞，一但打仗，可以把水庫蓄水從洞裡排出，聽說他在豐滿的時候水電部就要調他回北京，但他反而不肯走了，非要水電局賠償他的手指頭。我知道他不是為了那點賠償金，而是要出出在水電局受那些勢利小人的惡氣。1973年底，我也調離了水電局，就再沒聽到他的消息了。

譚淮遠於去年8月去世，他上學晚，又留過級，我想他應該是1941年生，75歲。當年我們一起勞改時他就病病歪歪，臉色黑黃，能活到75也算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