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成于二十年前，《华夏文摘》未经我许可，擅自删节，收录在《网上文革博物馆》） 

写完这个题目后，我必须马上声明，我不是北大同仁，与北大也没有任何工作或个人关系。我不是不想沾这个光，而是实在没这个缘份，我没在北大读过一天书，听过一堂课。唯一在北大受过教育的机会是在１９６７年五月底，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看过用金纸复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现在很多以作为北大同仁而自豪的专家学者，当时也曾为这张大字报实实在在地骄傲过好几年。当然，这张大字报也曾制造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师生迫害的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说是学派林立，名家荟萃。文革开始后，竟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多少名闻中外的学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北大学生毒打至死，就是宁死不受辱，以死抗争。也许我久居海外，孤陋寡闻，除了季羡林老先生一篇“北大的监狱”外，我没看见过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北大的文章。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号称有五千之众，北大的酷刑逼供，致死人命的冤假错案，十有八九出自他们之手，这些“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今天都到哪里去了？

我要写的，是１９６８年我被抓进北大的见闻。读者也许会奇怪，北大不是专政部门，我“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于北大无怨无仇，怎么会被抓进北大？这还要从北大的文革历史谈起。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式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尽人皆知的文革英雄。压对了宝的聂老太欣喜若狂，企图趁热打铁，借北大这块中外闻名的金字招牌为自己树碑立传，名扬千古。这位“通天人物”趁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请毛为北大提词。毛泽东不忘聂元梓立的文革头功，亲笔手书“新北大”。领到了“圣谕”后，聂老太骄横有加，一心想在北大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铲平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后，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自任一把手，夺了北大党委和校长的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北大的“老佛爷”，“太上皇”。这位“老佛爷”一心想做慈僖太后第二，在北大一手遮天，专制独裁，引起不少师生的不满，以致反对势力日益壮大，最终成立了对立派“井岗山兵团”。

聂元梓当然不能容忍向她在北大绝对权威的挑战的行为，动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威胁对方。要不就搬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压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经过观察和思考，认清了聂元梓的野心和水平，这种威胁和恐吓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是反对派师生绝对没想到，一个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罪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据当时“新北大公社”散发的宣传材料声称，“新北大公社”成员大都是“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出身的“天生无产阶级左派”，而“井岗山兵团”多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知识份子家庭，革命阶级就是要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余孽。实际情况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工农子弟由于不满聂元梓的道行逆施而加入“井岗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中的保聂派多是那些昧着良心卖身投靠以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小人。三十多年之后，在１９９８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井岗山派的北大校友仍拒绝与当年“新北大公社”成员合影留念。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都比较富裕，个人财产值钱东西不少，那些贫雇农后代平时看的就眼红眼绿的，逮住这个机会就跟土匪进了村一样，立刻疯抢一空。和他们的老爹当年土改分浮财一样，狠狠捞了一票。我哥哥是0562的，他的小提琴就被这帮人抄走了。

“井岗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２８，３６　等６座宿舍楼，打退了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岗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３，２８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井岗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３７斋（文革后改称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３，２８晚上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岗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方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岗山兵团”逼出北大。３，２８　以后，绝大多数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因无家可归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３７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岗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如当年丐邦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直到七月底８３４１军宣队进校。中国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斗中再次得到验证。至于军宣队秉承上谕支持聂老太，继续迫害井岗山派则是后话。一位我认识的学生，长得象电影〈停战以后〉里香河县长班长芦，外号老班。坚守37楼四个月始终乐观自信，但后来竟被军宣队逼疯，跳楼而死。还有一个学生被迫害得无路可走而自杀。他躺在上层床上，把电灯里的两根电线绑在两只手腕上去拉电灯开关。没想到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肌肉突然收缩，身体从床上摔了下来，拉断电线，才免于一死。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３２路公共汽车经过北大南大门和３７斋，当时的３２路是一辆ＳＫＯＤＡ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３２路车停驶，摘下拖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３７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丐邦”们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档，一鼓作气把“老佛爷”装备精良的“御林军”赶了回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岗山派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了“封锁３７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他们日夜监视３７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我就是这时被抓进北大的。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原来住３０楼，３，２８夜晚，在睡梦中被同寝室新北大派用扎枪赶了出去，连外衣都没来的及穿。这以后他只好住到３７楼。为了不被赶出校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加入保卫３７楼的行列。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两派也在武斗，我在校无事可做，就到处收拣别人丢弃的武斗用品，如漆柳条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铁网，破自行车内胎送到３６楼装备“丐邦”。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后就和熟人聊天儿。没多久，“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读了“封锁３７楼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

文革时期，无论是定罪名，还是两派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夸张程度，比起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也毫不逊色。在拉圾堆上烧两封信能说成“企图烧毁大楼”，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锥是“凶器”。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学系６３级学生，天生的乐天派，一开口则笑语连珠，令人捧腹。３，２８武斗开始后，他被从３０楼里赶出来，也住在３７楼。一日聂元梓以校领导身份到３７楼训话，樊能廷正在维修通电线路，听说老佛爷驾到，拿着改锥就跑去看热闹。当时聂元梓被人团团围住，樊能廷也凑上去起哄。一边嚷嚷，一边无意地挥舞手中的改锥。看到明晃晃的改锥，聂老太的保镖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立刻绷紧了，认定是阶级敌人要行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立刻发出通令，“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当时樊就住在３７楼，仍然与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说笑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未必像他表面那么平静。有一个叫刘伟的北大地质地理系６１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学为他办了一个遗物展览。我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樊能廷当然知道，如果他一但落到这帮杀人狂手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新北大公社”中“红五类”的心黑手恨，早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就已名扬北京高校。他们批斗时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甚至‘制造冤魂’。那些老教授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莘莘学子，用钢鞭木棒把他们往死里打时竟毫不手软。虽然我与樊能廷仅有一面之交，但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三十多年来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当“刺客”的经历。

３７楼位于北大南校门和海淀校门之间，马路对面是居民的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这两个校门前才能离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３７楼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当我走近３２路车海淀站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好进站。两个彪形大汉以为我要上车，从路旁一下冲到车门口。然而，我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俩看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不再假装过路行人，公开尾随而来。走到海淀校门对面的时候，二人突然扑向我，一人抓我一条胳膊，把我倒剪双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资派”挨斗时坐飞机的姿势，押进全国第一流学府－北大校园。过马路时，一个胖大和尚般的武斗队员（我敢肯定他是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来接应，以防有人来把我抢走。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井岗山的人早知道我会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会把我怎么样。此时他们都在窗前观察我如何被抓，以便总结出反封锁的策略和办法，哪里会跑来救我。

我被押进海淀校门后，来到４０楼前的一片空地，两名“捕头”把我交给一个戴头盔面罩，手持长枪的武士。此人两腿叉开，面孔上扬，极力想摆出一付威风神气的派头好给我个下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长矛说明他只是个打前阵的马前卒。我告诉他我是外校来找人的，他厉声问我是否知道封锁３６楼的通令，我说进了楼才听见，我还要回去吃午饭，他看我不象什么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给一个职工模样的中年妇女去审讯。她要我详细说明去３６楼找谁，看见什么人。她还打电话到我所在大学核实我的身份。确认我不是井岗山派的人后，才让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来。我环视周围，大约有几百人在待命行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武斗是早有计划准备的行动。院里人虽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工作周到细致。虽然各路人马进进出出，但并不混乱。北大素以文科见长，没想到还培养出精通武斗的匪徒。

有一天晚上，我从３７楼出来，骑车朝中关村方向驶去。路过３４楼时，有人向我扔砖头。我气不过，调转车头返回３４楼下的小门和他们论理。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一下竟没有反应过来。当看清我只有一个人时，这四五个人一齐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有一个人还脱下西北山沟里那种手工衲底的老山杠子鞋，披头盖脸地打来。我一面用自行车招架抵挡，一面高喊，你们不问问什么人就动手，还讲不讲理，叫你们的头头来说话。其中一人听我话中有话，叫他们停手，询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来找同学的，并反问他，你在外校有没有同学同乡，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一顿，你什么感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正在武斗，一个个都火气挺大的。别人挨了砖头跑还来不及呢，你到返回来了。天又黑，我们还以为你是井岗山派来偷袭捣乱的。看来，只要气候环境变化，最高学府里的大学生，也会变成蛮不讲理的打砸抢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３，２８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做俑者”。从此以后，井岗山派被剥夺了去食堂吃饭的权力，他们只好在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乾切面充饥。自从３７楼出口被封锁后，粮食运不进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将就。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走进３７楼，打开后里面是满满一袋切面。原来是一个学生的妹妹专程从广州赶来帮助姐姐渡难关。

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北大“支左”后，总算解了井岗山派的围。学生在３７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毛泽东手书的两句话：井岗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武斗期间曾在校内住过的井岗山派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付神气样实在是愚的可笑，但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前两年回国探亲，去颐和园回来路上经过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车，走到中关村。从海淀校门到南校门中间的宫廷园林般的的石砌围墙都已变成商店铺面，当年的“狗洞”早已踪迹全无了。唯有３７楼三楼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用砖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变压器拆的缺口。除了武斗时在３７楼住过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有修补过的痕迹。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我面对３７楼伫立良久。不过三十多年，北大红卫兵的残忍，老教授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乾乾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武斗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又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枪的武斗队。再过三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的，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１９８９年有篇文章说，北京大学的威望是“五，四”运动建立起来的，象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十年来，北大始终走在学生运动的前面。还有一位北大名人断言，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妓，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剩下的一对罗米欧与朱莉叶十有八九在北大。前一篇文章说，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北大始终走在前面。后一篇文章暗示，当社会堕落时，北大永远落在后面。这么一说，北大简直成了一方圣土了。成了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石狮子。其实鲁迅先生对此早有评价。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份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丙辰清明诗抄里有这么两句话：“北大不大中国大，清华不清人民清”。“两个校，一张报，几个小丑嗷嗷叫”，这就是他们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场运动中，北大不仅没落后，反而处处走在前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北京高校第一次开杀戒的武斗，第一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块难以启齿的疮疤，是北大历史上违莫如深的禁区，一直为北大同人所回避。不少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干将，因保“老佛爷”有功而留校工作。北大化学系0565的一个新北大公社铁杆，因出身贫农，保聂老太有功，被军管会御林军8341部队留校任教。（65届总共才上了8个月的课，能教什么？）最后官升到北大校长，叫周其凤。这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愿揭自己的疮疤。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后人有权知道北大文革史实。我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知内情的北大同人写出更多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与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声和北大同人的运气。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一听到逆耳之言，就指言者因个人恩怨或嫉妒所为，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己度人，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1989年，我对某些国内精英的言行提出异意，他们竟说是因为我追过其中的女性被拒绝而在报复。岂不知那时我已在美国了，而且当年我交女朋友时，他们这辈尚在呀呀学语，不是排成队抓根绳子被托儿所阿姨牵着学走路，就是在山村野地里撒尿撮泥球玩。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这批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小人格外提防，因而不得不事先作如下声明以堵住他们造谣的路子。

我个人与北大没有任何关系，但我祖上在北大史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我的祖父是北大前身，清朝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学监。被尊为现代北大创始人的蔡元培，马寅初任北京大校长时，每次校庆都要恭请我们家老爷子在前排就座，双手抱拳恭称一声”前辈”。我想北大同人中，能有此资历殊荣者，恐怕屈指可数。此外，我叔叔是北大１９５０年图书馆系的毕业生，我哥哥是北大地质地理系１９６７年毕业生。一门三代都有北大同仁的恐怕不多见。我给北大脸上抹黑事小，若因诽谤祖先之嫌而背上不孝子孙的罪名，不仅坏了我一生的忠孝，下次回国时也没脸到香山万安公墓给老太爷扫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