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正赶上十九大，电视节目都是革命题材，有一个是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我对他们谈什么没兴趣，我比主持人知道得更多。倒是其中一个嘉宾引起我的注意，此人当年演出时是舞台两侧合唱团的，自我介绍是1964年考入人大，后来留校当到了教授。他说一进校辅导员就要他完成一个政治任务，去演出《东方红》。合唱团是在北京高校里挑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出身好的“红五类”，城里的必须是“三革子女”（革军，革干，革烈），农村的就是“三辈贫农”。1964年大学招生，实行“党的阶级路线”，别说“黑五类”，64，65年招的新生除了革干子女以外，一色儿的“寒门子女”（那会儿叫贫下中农）。内年头，越穷越神气，蓝棉袄补块白补丁，大拇指把鞋顶个窟窿伸出来，不是没新的穿。新衣服留着放假回村衣锦还乡穿，要得就是内股劲，表现自己保持三辈贫农的艰苦朴素本色，和现在穿名牌一样，都是为了吸引眼球。学生会团干部全是这帮人，协助辅导员“内控”出身不好的同学，想整谁整谁，“扣帽子，打棍子”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抓出一个“反动学生”，整出黑材料，入党提干的机会就来了。文革后期军宣队批斗我的时候，我的“反动言论”从一入学就记录在案，全都搬出来作为“罪证”，说明这帮子“三辈贫农”学生早已对我实行“监控”。

这个教授1964年从福建穷山沟考进人大，1969年又留校，肯定是个三辈贫农，不然怎么一进校就交给“政治任务”？这么好的出身，文革不在“人大三红”当派头头都是屈才，破四旧，斗教授，抄家武斗，打前锋的都是64，65级的“贫下中农红五类”，他肯定没闲着。人大校长孙映（孙维世的哥哥，烈士孙炳文的儿子，朱德的秘书），就是被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迫害死的。1968年毕业分配，三辈贫农出身是留北京的唯一条件，根本不考虑学习成绩，人品道德。出身不好的，包括未做结论的干部子女，全部发配边远贫困地区。他64年入学，上了一年半的课，连基础课都没上完，不靠出身，怎么能当教授。 不过比起北大0365级只上了半年课，参加“新北大公社”，为保“北大老佛爷”聂元梓当武斗打手，凭贫农出身就当了北大校长的周其凤，他还差远了。

看来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是至理名言：“人的气质是不大容易改变的，上几年大学也无甚效力”。上大学只能学习专业知识，小时候形成的人品道德，素质修养是改变不了的。别看这个人当了一辈子教授，在北京住了53年，可是在台上一进入镜头，往那一站，走了几步，就看出从小没学过“站如松，走如风，坐如钟”等登堂入室的规矩，坐没坐姿，站没站样，走路乱晃。风度气质和我上大学那会的留学归国，民国期间大学毕业的教授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和他同台的还有《东方红》的男朗诵林中华，虽然已经80多岁了，依然潇洒倜傥，风度翩翩，朗诵起来激情洋溢，声若洪钟。看来从小成长环境不同，家教不同，气质风度就是不一样，后天是学不来的。

现在穷人的孩子抱怨“寒门难出贵子”，其实寒门只是出不了贵族，但是能出高官，教授，而这些高官往往会成为贪官，教授会成为“学霸”（学术恶霸，这才是学霸俩字的最原始意思，现在被用错了对象）。百分之九十九的落马贪官认罪书里有一句相同的话“是党把我这个农村的苦孩子培养成高级干部”。他们贪的理由居然是“当农民穷怕了”。从小在“穷斯滥矣”的刁民环境里长大，有了权，看见钱后，没法儿不贪，看见女人，不可能不色。现在寒门出身的教授也是越来越多了，看看某些专家教授的名字就知道什么出身，有文化的家长绝对不会给孩子起“富贵”“献田”这样的名字。现在不是寒门出身的教授到成了稀有物种，为什么？因为寒门出身有改换门庭，升官发财的强烈愿望，为了出人头地是不择手段的。有的乡县中学甚至对高考生提出：“提高一分，踩下千人”的口号。他们上大学不是为了服务社会，建设国家，而是为了“成为人上人”。目的自私了，手段必然卑鄙。现在学术腐败远胜官场腐败，要不然老百姓管教授叫“叫兽”，管专家叫“俩螃蟹打架，专夹”，太生动形象了。一个个贪财好色，潜规矩女生，攀附权贵，学术抄袭作假，勾心斗角，哪里还有为人师表，治学敬职的教授样，给他农村爹娘长脸，给自己捞钱到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