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到北京的外地人时髦起学京腔来了，就和八十年代初期中国人学英语那么时髦。京腔培训班也就和英语培训一样时髦起来。当年办英语班的有不少文革入学的英语系工农兵学员。其实他们也未必就学不会标准英音或美音，而是故意学成这种“方言英语”的。他们那种带着浓浓的老家方言的口语发音，带坏了不少英语初学者。以至于谬种流传，涌现出各地的“方言英语”。把North 读成“闹死”一定是东北人。把“News”读成“溜死”，则是“粤式英语”。山东英语，四川英语，山，陕英语也都乡音鲜明。“听英语，识老家”，可谓中国人说英语的一大特色。究其根源，则是留学英，美，澳，的学者精英被打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里通外国”，或下放农村，或发配扫厕所。黄钟毁弃之时，正是瓦釜雷鸣的大好时机，三辈贫农出身的工农兵学员登上大学讲台，把自己老家方言夹在英语里打包出售，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文革期间凡是“涉外”行业的，必须政治，出身绝对可靠，北大西语系1970年招的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有一半是现役军人，其他的一色（读sher，三声）的“根正苗红，三辈贫农”，而且必须是赤贫，爷爷辈不能有一张犁，贫渔不能有张网，贫牧不能有鞭子。北京外语学院的学员用老家乡音读英语单词，老师纠正学生发音被学生批判为“崇洋媚外，迎合帝修反”。他们说，我们工农兵是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不是来继承封资修糟粕知识的。学外语是为了掌握和帝修反做斗争的工具，不是为了迎合取悦帝修反。学外国人发音就是向帝修反屈膝。用老家乡音说英语，就是不忘贫下中农本色。外国人必须学会听懂我们的发音，我们绝不会为迎合帝修反去学他们的发音。

看现在那些落马贪官的简历，只要是1972至1977入学的（北大，清华是1970-1977），就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出身贫农，进入政界早，善于投机钻营的，不少进入中央高层。如最近刚落马的司法部长。

从京腔扯到英语，走题了，书归正传，说说现在的京腔培训班。如今在北京混的外地年轻人，时髦起学北京方言，于是有的北漂就看见了商机，办起了京腔培训班。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北京人不教京腔，把机会给了外地人。因为北京人知道，京腔的语调韵味不是长大以后能学会的，是从小在胡同小院，街坊邻里的语言环境里听会的，所以他们不愿意靠教北京话骗外地人的钱。外地人教北京话，能正宗的了吗，他们以为北京话就是儿化音，其实大错特错。儿化音只有能用在特定的场合，用错了就露（lou）馅儿了。

首先，北京人的“人”是不能儿化的，但外地人最爱说“北京人儿”。正阳门俗称前门，地安门俗称后门。前门三桥的门不能儿化，“后门桥”的门则必须儿化。北京大街的街不能儿化，但“小街”“宽街”必须儿化。有人问路“烟袋儿斜街”怎么走，北京人告诉他，“袋”字不能儿化，他说是在北京话培训班学的。北京话“椒盐”没有儿化，说“椒盐儿”是东北方言。现在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已经很难听到北京话了， 所以跟北京人说自己的方言很正常。但是要跟北京人说学来的京腔，张口就露馅儿，反到叫北京人对你另眼相看。

附录：

北京的一些固定词都是有历史根源出处的，也不能乱用，比如“皇城根”就是指皇城外。皇城不是北京城，而是天安门前，从府右街到东皇城根那堵红墙北，地安门南，东，西皇城根围着的皇宫内院，所谓“皇城人”，除了住在里面的皇上一大家子，就是太监了。直到晚清成立军机处，才允许外臣李鸿章进宫办公。那个贬低北京出租司机的怡然，把北京人说成是“皇城人”，就是骂北京人是太监。而太监是河北固安，安国一带的贫苦农民把自己的孩子净身卖进宫内的，太监“空前绝后”，又没有后代，不是北京人。她骂了人，自己也露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