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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革命造反军 ――文革忆旧系列之二 2018-03-09 14:36:57

 

鲁西南革命造反军

――文革忆旧系列之二

 

   单县的文革,从一开始就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五六月份的斗黑帮,各单位批判、斗争四类分子、出身不好的教师、职工,以及领导上认为表现不好的人,就是按照县委的统一布署进行的。虽然也有打人、自杀的情况,但由于是在单位内搞的,对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八月份的破四旧,也是由县委布置各街道居委会、各单位统一搞的。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风头一过,也就一切平静如初了。因此,一直到66年秋天,虽然全中国的文革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小县城还是风平浪静。

   这种风平浪静的局面,在青年学生看来,简直就是对抗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不时有串连路过县城的红卫兵小将在街上贴出大字报,炮轰县委压制了文革,但他们都是路过,今天贴出大字报,明天就走了,根本造不成什么影响。

   真正点燃了造反火焰的是鲁西南革命造反军。

   单县有一批在外地上技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都是县城普通市民的子弟。文革一开始,学校停课了,这些学生没有留在学校里造反,全都跑回家来了。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无所事事,他们开始关心起了单县的文革来。66年深秋的一天,他们以“省劳动厅技校、山东水校、泰安电校单县籍学生”的名义,在县人委门前贴出了大字报,炮轰县委、县人委压制文革,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并且接连贴出大字报,揭露两委的一些黑幕,号召群众起来造县委、县人委的反。

   这些技校学生的大字报,象是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了巨大的石头,马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学校里的青年学生、各单位中被压制的人、对单县的文革状况不满的人纷纷站出来贴出大字报响应。很快,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单县的文革才象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真正发动起来了。

   点燃县城文革火焰的这些技校学生,当然不甘寂莫,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组织称为“鲁西南革命造反军”。于是,鲁西南革命造反军就诞生了。老百姓嫌这么长的名字叫起来拗口,就简称其为“鲁西南”。

   “鲁西南”虽然号称“革命造反军”,但实际上,只有二三十个人,就是在大字报上署名的那三个技校的单县籍学生。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兴起后,几乎所有的造反组织都来和他们联络,他们也和其他造反组织合作,但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吸收单县当地的新成员。他们的一号人物是刘XX,是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长得浓眉大眼,文文静静的,一说话就脸红,怎么看也不象个风风火火的造反派;二号人物房XX,也是一个文弱书生。可是,就是这一帮十八九岁的技校学生,却掀起了小县城里造反的高潮。

   从66年最后的两个月,一直到67年的头两个月,“鲁西南”成了单县的一颗政治明星。“鲁西南”的总部安在了县人委对面的百货站内,而县人委就座落在县城最繁华的主要街道上。由于正对着县人委,贴起大字报来非常方便,没几天的功夫,县人委门前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每天,“鲁西南”总部的院子里都流动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各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纷纷前来联络、取经。一时间,“鲁西南”成了县城里造反派的标志。在单县造反派联合发起的行动,或者是联合发布的文件中,“鲁西南革命造反军”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前面。

   当时的群众组织,几乎全是造反派,没有保守派的组织。因为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县委、县人委的反。当时虽然社会上比较乱,但县委、县人委还能控制局面。一些同情两委的群众,虽然不满意造反派的举动,但他们相信两委,拥护两委的领导,因此,并没有出面组织自己的保守派组织。

   到了67年初,夺权开始了。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冲进两委大院,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造反派的夺权,现在看起来有些好笑,其实就是收缴公章。造反派群众,提着麻袋,冲进两委大院,逼着各个科局的管公章的干部把公章交出来。据说,他们光公章就收了满满一麻袋。这些行动,激怒了保守派的群众,于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来了,先是两委大院里的机关干部各自成立了一个组织:“二五”和“风雷”,公开和造反派对抗。随后,各学校、各单位的保守派群众都组织起来了,形成了两大派对抗的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鲁西南”却激流涌退了。67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鲁西南”突然发布公告,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了。接着,单县的大街上,就不见了“鲁西南”的踪影。他们匆匆地返回在外地的学校了。

   但是,还有没走得了的。“鲁西南”的二号人物房XX,还没来得及走,就被保守派的群众抓住了。接着,各学校、各单位的造反派的头头,一夜之间,也全被抓了起来。

   单县的保守派,在县城最大的广场――文化馆广场,召开了批斗大会。造反派被抓起来的头头们,一个一个都被押上了台。在经过了一番批斗后,县公安机关的一个什么人,走到台上,宣布对“鲁西南”的坏头头、反革命分子房XX依法逮捕。他的话音刚落,两个押着房XX的人就一脚把房XX跺得跪在了地上,用绳子把他五花大绑了起来。台下响起了保守派群众的口号: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房XX!”

   “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当时公安人员穿的也是绿军装,戴红领章,只不过他们的帽徽是国徽。小县城的人分不清军人与公安的区别,也把他们当成了解放军。)

   我们学校与文化馆广场只有一墙之隔。而我们这些小学生,不论家里当时的处境如何,几乎都是铁杆的造反派。“鲁西南”的那些大哥哥,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当时不知道有偶像这个词,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当时追“鲁西南”就和现在追星差不多。)听说房XX被抓住了批斗,我们都跳墙过去观看。看到站在台上的房XX被人跺倒在地上,并被五花大绑了起来,我们虽不敢吱声,但眼里都充满了泪花。我们就是不明白,昨天还是造反的英雄,今天咋就成了反革命了呢?

   没过多久,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二月逆流”,是不甘心失败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猖狂反扑。十多年以后,我们又明白了,这不叫“二月逆流”,而是叫“二月抗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挽救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国家而进行的反抗。

   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总觉得,造反派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县委、县人委的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真的搞文化大革命。而保守派却动用专政机关,把他们抓起来,是反文化大革命的,并且手段也太毒辣了一点。

   都说是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其实,在变幻莫测的文革中,用年来计算时局的变化就太慢了。没过四十天,时局就又翻过来了。从三月底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造反派们发起了“反逆流”的斗争。并且一举击溃了保守派反扑。单县这个小县城又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造反派控制了县城的局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西南”平反,给前一段被镇压的各个造反组织平反。县公安局不得不把被逮捕的造反派的头头,包括“鲁西南”的房XX、刘XX(好象是刘XX后来也被从外地给抓了回来。记不太清了。)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鲁西南”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他们回来,不向以前那样了。他们只是参加了给他们平反的大会,没有再参与单县的文革。平反一结束,他们就宣布解散,真正回校去“复课闹革命”去了。因为他们已经面临着毕业分配。很快,他们就会从一个个靠家庭供养的穷学生变成一个个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虽然如此,鲁西南革命造反军的这段造反经历,却深深地留在了单县文革的历史中。



   首发时间:2005-7-25 19: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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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hapoi 留言时间:2018-03-09 16:48:19

饿死三千万是个天大的大谎言

作者:中国思潮

关于大饥荒时代饿死人的分析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道听途说加上所谓的亲身经历,一个是1984的《中国统计年鉴》。

先说第一个来源:这个基本上不靠谱,也不具有全面性,更有真实的证据,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采信性。所谓的亲身经历者基本上都是“右派”的后代,其立场和动机大打折扣。我斗胆质疑一下,在反右的年代,怎么“右派”的存活率竟然如此之高呢?我身边不乏山东、河南、四川的朋友,如果真的如描述的那么夸张,他们怎么就从未提及亲人饿死呢?我问了本地的很多人,据了解也就是饿死了过一个人。其实饿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为什么偏偏要对那个特定的时代大肆渲染呢?相信大家自有答案。

下面重点说说第二个来源:这个来源比较可靠,大体上可以作为分析的根据。但本人发现《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本身也自相矛盾。在第12页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一)中,1952年57482万人,1957年64653万人,1965年72538万人;在第81页的总人口数中1963年69172万人,1964年70499万人;在第87页的全国人口普查数中,1964年7月1日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数72307万人。如此一对比,1964年7月1日比1964年12月31日还要多出1808万人;如果1964年7月1日总人口取69172万和70499万的中间数为69835.5万,则要多出2471.5万人,这不正是“传说的中的三千万”吗?

第87页的人口数是普查结果,显然比第81页的年度人口数更真实,三千万的猫腻原来就在这里。从第81页的人口统计数还可以看出,1949年到1959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为1304万,而从1964年到1974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为2036万,从1974年到1983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为1292.9万,从1964年到1974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明显偏大,非正常的2036万让人匪夷所思,有人说有慢慢消化三千万之嫌疑,这不无道理。

从81页的年度总人口数来看,1959年已经发生自然灾害,可还是增长了1213万,仅比1949年到1959年的年度人口平均增长数少91万。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少了整整1000万(这也太巧合了),1961年总人口比1960年少了348万,而1962年的总人口数则比1961年多1436万,1963年比1962年多1919万人,1964年比1963年多1327万人,人口增长数起伏波动太大,而其他时段的增长则比较稳定,这似乎有些不正常。

更为离奇的是1961年的人口自然出生率为18.02‰,1962年一下子增加到37.01-‰,人口自然增长率一下子从1961年的3.78‰增长到26.99‰,无论从数据还是从常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怀胎十月,人口恢复增长也有个过程,怎么能一下子窜那么高呢?难道这一切都是人为安排的吗?还有,从1967年到1976年的人口死亡率维持在7‰-8.5‰之间,而1949年到1958年的人口死亡率却在10‰-20‰的高位上,基本上和1977年-1983年的6.8‰-7.1‰的水平扯平,也和2011年的人口死亡率为7.14‰相差不大。历史上对1949年到1958年的经济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而对1967年到1976年的经济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难道文革的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如果文革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其他年份的经济又改如何评价呢?

此外,《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是在政治气氛极不正常的背景下进行的,存在资料残缺、汇统仓促、方法粗糙等局限,致命的是绕过了公安户籍和基层登统、人口专管部门等环节,人为因素和复仇心理痕迹太多,不仅数据严重失实,还给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提供了口实。为纠偏弊病,国家统计局在占有大量比较翔实资料的情况下,组织人员认真调查核实,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纠正并修订了1984年人口数据失准问题,《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涉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全国人口登统数据是:1958年65346万人,1959年66012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6457万人,1962年67295万人(适当溯延一年),人口是呈上升趋势的。

三千万本来就是个笑话,一些所谓的专家硬是给整出来忽悠人,善良的人一眼就能识破,向你身边的长辈一问便知,还可以发动其他省份的朋友去问问他们的长辈,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可怕的是我们不去调查就随声附和、大肆宣传,这是很不负责的态度。今天看到茅于轼的狗屎文章又在拿三千万造谣,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把历史的真是面目还原一下,给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一个清白。

TAG: 大谎言 饿死三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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