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 长

    爱民第一次向我提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像他父亲那样当船长时，我附和着对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作为来兵团后交的第一个朋友，我既不愿意支持他这不切实际的梦想，当然更不愿意扫他的兴。我对他这个愿望颇不以为然：都混到来南阳湖修理地球的地步了，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船长，开着大轮船周游世界，天方夜谭呐！

    我和爱民是在来到兵团后不久的一个深秋的夜晚成为朋友的。

    我们连这次来的单县、菏泽籍的兵团战士有五六十人，被编为一个排四个班，住在一个大草棚里。棚顶是用厚厚的稻草葺的，棚四面的墙，也是在木框上绑上稻草，再用泥巴抹平的。棚里靠着墙打上桩，桩上架起了铺板，只留出中间一条窄窄的过道。九班住在东头，我们十二班则住在最西头。

    五六十人住在一个大草棚里，其混乱、嘈杂可想而知。刚来时，天气还热，蚊子正多，晚上，大家都躲在蚊帐里不敢出来，还好一些。现在天气渐渐凉了，蚊帐全拆了，从西头可以一直望到东头。每到晚上，打牌的，聊天的，唱歌的，洗衣服的，甚至打架的，不到十二点是不会消停的。好在正年轻，不怕混乱，也不怕嘈杂，你闹你的，我该睡觉还是照样睡觉。

    那天晚上，我正躺在被窝里昏昏欲睡，爱民光着身子跑了过来，二话不说，掀开被子，就钻进了我的被窝。我正为他如此不礼貌有点着恼时，他说话了，小灿，咱俩交个朋友吧？我知道，他也是单县的，是九班的班长。但是，我想不起在这之前曾经和他有过什么交往，对他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感到很诧异。但是，我不好驳他的面子，再说人家想和咱交朋友也是看得起咱，是件好事，只好说，行啊。他说，那咱们今后就是朋友了！就这，我们俩成了朋友。

    后来，我问他，咱们原来素不相识，你是怎么想起和我交朋友的？他说，那天休息时，听到我对别人说，单县原来的名字叫单父。心想，这个人的学问还挺大呢。于是，就想和我交朋友了。我说，知道单县原来的名字叫单父，是小学的时候，老师给上过一堂乡土地理课，听老师讲的，就记住了。至于学问，说是初中毕业，实际就是高小的水平。实在谈不上学问有多大。他说，我看也是，和你接触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没看出你有多大的学问。不过你这个人，挺实诚的，也确实够个朋友。

    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的父亲。注意，是他的“父亲”，他从来没称呼过他“爹”或者“爸爸”，而是用“父亲”这个很严肃，很正式的称谓。他拿出几张他父亲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小翻领的西装，背景有时是海滩，有时是轮船上的栏杆，更远的背景则总是波涛翻滚的大海。那个年代，我几乎没看到过西装，乍一看到这样的照片，第一个感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哇，帅呆了！

    爱民告诉我，他父亲是上海一条大轮船上的政委，经常带着大轮船周游世界。当时，我只知道是一条大轮船，并没有深究是什么轮船，什么单位。现在，老来无事，就想一探究竟，我根据他提供的几个线索，上网百度了一番后，得出结论，他父亲所在的单位，应该是“中波轮船公司”。查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单位，我很是兴奋。今年五一，我和他又见面了，我问他，大爷（看看，咱就是俗，按照爱民的习惯应该叫“伯父”）的单位是不是中波轮船公司？爱民惊讶地大叫起来，哎呀，你是怎么知道的？不错，就是中波轮船公司。

    中波轮船公司，是中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各出资50%设立的远洋运输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51年6月15日在天津成立，1962年2月迁址上海。主要经营亚欧航线杂货班轮运输业务。所以，说爱民的父亲经常带着大轮船周游世界一点也不为过。在那个封闭的年代，能够经常周游世界，确实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爱民说，父亲能带着船周游世界，他当然也要带着船周游世界。至于政委，他自认为没有那个政治头脑，更没有那个兴趣。他要当就当船长，自己亲自驾着船去周游世界。

    还有一张照片，是他父亲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躺在一具西式棺材里。一位打扮得比较洋气的中年妇女，带着几个孩子，站在棺材周围，扶着棺材的边沿，用悲伤的目光，望着里面的死者。孩子中，看上去年龄最大，穿着最土气的，就是年轻的爱民了。爱民说，那是1966年底的照片，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也是他记忆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

    1966年底，他父亲因病在上海去世。作为遗孤，他被公司接去上海，参加父亲的葬礼。在参加葬礼的过程中，据爱民说，公司考虑到他无依无靠的实际情况，曾经打算把他安置在公司里上班。但是1966年底上海的形势，大家都知道，早已乱成了一锅粥。虽然经过多次努力，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最后，他还是怏怏地回老家来了。他懊悔地说，要是那时候能接了父亲的班，哪里还需要到南阳湖来修理地球？早就跟着大轮船出海了。

    那位中年妇女并不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早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和他的父亲离婚了。父亲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远走他乡；母亲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孤身一人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不久也就与他人另组家庭了。幼小的爱民只好与姥爷、姥姥相依为命。年迈的姥爷靠在邮局门前替人代写书信为生，生活相当拮据。他怏怏地从上海回来后，为了补贴家用，连学也不上了，拉起了地排车。地排车，外地叫板车，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家乡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不少人就靠拉地排车为人送货为生。一辆车，能装一千多斤，全靠人去拉。累，确实是累，但钱来的也特别快，只要把货送到，马上就能领到钱，收入也相当可观。十六、七岁的爱民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地拉了三、四年的地排车。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次兵团招工，爱民就到兵团来了。正是这特殊的经历，使他显得比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成熟一些，因此。一到兵团，他就被任命为九班的班长。

    九班班长爱民，在干活上是没得说的，无论是春天插秧，夏天拔草，秋天收割，还是冬天挖土方，都是一把好手。班长也当得有声有色，平时和班里弟兄们称兄道弟、一团和气，关键时刻总能指挥得得心应手。在文的方面，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这也是他那位虽然穷愁潦倒，但却博学多才的姥爷多年来对他严格训练的结果。至于学问，看上去要比其他弟兄们高一些，但谈不上高多少，但他自认学问不浅，总爱与看上去有学问的人交朋友。

    那天傍晚，全连三、四百人集合在打谷场上开大会。在等待开会的时候，大家照例要互相拉歌，拉的大都是女排那几个长得漂亮，唱得也好的女生。突然，女排的女生们齐声喊了起来“九班长，来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爱民会唱歌，也从没听他唱过，也不知道女排的女生们是怎么知道他会唱歌的，听女排一喊，感到新鲜，也跟着起哄。只见，爱民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在暮色中，用浑厚的男中音唱道：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

    一曲未唱完，热烈的掌声就响了起来。倒不是因为他唱得有多好，虽然他唱得也算不错，而是因为好多人，包括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那是七十年代初，除了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外，文革前的那些也算革命的歌曲，许多人没听过。乍一听，确实挺新鲜。

    事后，我问爱民，这是首什么歌？他说，叫《勘察队员之歌》，是五十年代的歌曲。我佩服地说，你懂得真不少啊！

    兵团的前两年，就在这种紧张与劳累、热闹与嘈杂、青春与浪漫中过去了。在这两年里，绝大多数兵团战士都是任劳任怨，积极劳动，遵守纪律的。这是因为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劳动满两年后，就可以重新分配工作，离开这可恶的南阳湖。虽然，这说法绝对不靠谱，但是，它给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安抚着人们的情绪。但是，两年过去了，人们期盼的重新分配工作成了泡影，于是，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逐渐蔓延开了。1973年，文革中第一次需要通过文化考试的大中学校招生，虽然招收名额少得可怜，但却引来大批兵团战士报名参加；1974年，趁着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大批单县籍的兵团战士，擅自返回家乡。虽然，经过耐心劝导，大家还是回来了，但是，兵团的生产和生活却因此陷入了全面瘫痪。

    重新分配工作遥遥无期，船长梦是做不成了，爱民又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爱民结识了邻近连队一个济南籍的战士叫伟峰的，这个人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戴着一付高度的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觉得挺有学问。两个人常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慷慨激昂的样子，让我们这些旁观者不免觉得有些滑稽。但他俩不屑于旁观者的嘲笑，摆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姿态，照样高谈阔论。爱民告诉我，他俩正在准备写一部小说，两人那样高谈阔论是在讨论小说的主题、人物、结构、情节等。他自豪地说，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和伟峰的小说一出版，离开南阳湖就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一直到爱民真正离开南阳湖，还从未见到他俩动过笔。

    他并没有想到，他真的就要离开南阳湖了。1974年底，胜利油田、青岛港务局来兵团招工。爱民经过一番艰难拼博，获得了招工的资格。许多人都选择了胜利油田，而爱民却偏偏选择了青岛港务局。在依依不舍地帮他整理行装时，我告诉他，别以为这一去就可以当船长了。港务局是什么？看过《海港》吗？港务局就装卸工！离船长还远着呐。对我的提醒，爱民不屑一顾，他表示，只要能到港务局，就一定能上船，只要能上船，就一定能当船长！然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还真让他说准了！爱民被分到了航务工程处的船队。也就是说，爱民真的一到港务局就上了船，虽然，他的船不如他父亲的船大，但再小的船，也是船，也要有船长，看来，他的船长梦还真的就要实现了。

    瘫痪了的兵团艰难地渡过了1974年。1975年春，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喧嚣了四年的兵团十一团，又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国营南阳湖农场”。到了秋天，我们这些原来的兵团战士，除个别人外，全都重新分配了工作，离开了这饱含着我们青春记忆的南阳湖。

    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一天，爱民风尘仆仆地找我来了。他说，他们的船停靠在天津，一靠岸，他就请了假，连衣服也没换，就挎了一个挎包，直奔北京而来。他说，几年不见了，咱们朋友中，只出息了你这一个大学生，一定要来看看你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乡遇故知，我更是激动万分，我俩挤在一个狭小的双层床下铺里聊天，睡觉；我陪着他逛了天安门广场和颐和园。他告诉我，他们的船，这几年，把中国的沿海各个港口都走遍了，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的广阔的大海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虽然不能周游世界，但走遍祖国的万里海疆的感觉也还是不错的。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的英语比我这个正牌大学生还要好，我好奇地问，你还在学英语？他说，他正在准备考二副，英语是一定要过关的。我问，二副还要考？他说，海员的任何一级职务，包括船长都是考出来的。我搞不清楚海员的职务到底有哪些，就问，这二副离船长不远了吧？他洋洋得意地答道，已经不远了。

    爱民终于梦想成真，真的当上了船长了。

    当上了船长的爱民，继续巡视着祖国的万里海疆，仍然不时地造访沿海各个港口。与以前不同的是，以前，他是跟别人去巡视，去造访；现在则是领着大家去造访，去巡视。他们的船不大，也就几个人，十几个人，他这船长，也就和当年的九班班长差不多，但比那在南阳湖里修理地球的九班班长要神气多了。

    人到中年，分外繁忙，每个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加上那时的通讯技术也不如现在发达，因此，在他当船长的那些年里，我和爱民见面并不很多。有时我去青岛了，他却出海了；有时他来省城了，我却不在；偶尔见了面，还有许多具体的事需要商讨，反而很少聊到船长这个话题。

    前几年，爱民退休了。退休了的爱民，不甘寂寞，很快就被人聘去当船长，他的船，主要跑胶州湾里的短途航线。

    我每次去青岛，只要有时间，总要与他联系。而他只要接到我的电话，就会马上跑来，有两次，他是直接从船上过来的，还是衣服都没换，风尘仆仆的。要上几个小菜，一瓶白酒，而且还是50度以上的，老哥俩边喝边聊，把酒言欢，直到把那瓶白酒喝完，再灌上几瓶啤酒，才尽兴而归。

    我问他，这么大的岁数了，不在家颐养天年，怎么还出来跑船？

    他说，还没跑够嘛。虽然退休了，但身体还行，现在不跑，到跑不动了的时候，想上船恐怕也上不去了。

    爱民仍然当着他的船长，开着他的船，天天巡视着胶州湾。

    首发时间：2014-11-10 6: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