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 肉 三弟走了，永遠地走了。就象他自己說的那樣，“也算是壽終正寢了。” 那是我得知他病重後第一次去醫院看他。我埋怨他，“怎麼搞的？又把自己弄到醫院裡來了。這次又要吃不少的苦。” 他對我說：“我這次進來，恐怕是出不去了。” 聽他如此說，我趕忙勸他：“不要瞎想，安心地配合大夫治療，很快就會好的。” 他沒有理我，繼續說：“我春天已經過了50歲的生日，現在去死，也算是壽終正寢了。沒什麼好遺憾的。”接着，他給我解釋：50歲以前死去的人，叫作“殤”，50歲以後死去的人，才能叫作“壽終正寢”。也不知他是從哪兒找來的這種解釋。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很平靜，平靜得好象說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在說一件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事。但是，從他那無助的眼神中，分明可以看出他對生的留戀，對死的恐懼。他是在壓抑着自己對死亡的恐懼，故意用這樣的解釋，來減輕親人的悲痛。 三弟對自己的病情是完全清楚的。自從三年多前得上了這個病，他就通過互聯網，查找到了各種資料，把這個病的病因、病程、治療方法、最終結果，甚至死亡時的狀況，都查得一清二楚。因此，沒辦法再對他隱瞞什麼，也沒辦法再用一些無用的話來安慰他了，只好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陪護好他，以使他能在這骨肉的親情之中，平安地走完這最後的路程。 以後的十幾個日日夜夜，我和聞訊趕來的四弟以及多次前來探望的母親，和弟妹、侄女一道，守護在三弟的病床前，不時地回憶起這50年的骨肉之情，回憶起50年的相濡以沫。三弟兒時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第一次意識到三弟的存在與我有關，是因為半個白面饅頭。 那是1958年的冬天。公共食堂已經失去了剛開辦時的火紅勢頭。正在半死不活地維持着。每天，我和三弟都要由奶奶領着，到一個叫作“蔡家大門”的公共食堂去吃飯。 那是一個陰暗的大屋子。屋裡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飯桌：圓的，方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是各家從自己家裡帶過來的。還沒到開飯的時間，每張飯桌前都坐滿了人。 我和奶奶坐在自己的小飯桌前，三弟坐在奶奶的懷裡，眼巴巴地等着開飯。 開飯的時間到了。一個人高大的身影出現在門口，他站在那裡宣布：為了照顧好幼兒和老人，從今天起，每天供應一個白面饅頭給3歲以下的幼兒和XX歲以上的老人。（多少歲記不清了，好象是65歲或者70歲。因為老人與我關係不大。） 聽到這個宣布，我的心沉了下去：從今往後，恐怕是再也吃不到白面饅頭了，因為我已經快5歲了——這是奶奶告訴我的。我在吃東西上口比較刁。平時吃飯總是挑三撿四，只吃好吃的，對不好吃的東西，能不吃就不吃，哪怕是餓着。 那個人宣布完以後，就開始發放這種優待幼兒和老人的白面饅頭。他念到一個人的名字，就會有一個人從座位上站起來，走上前去，領一個不大的白面饅頭。我沮喪地坐在那兒，盼着這種儀式快快結束，我真的無法忍受這種眼看着別人吃白面饅頭，而自己卻吃地瓜面窩頭的局面。 突然，我聽到了三弟的名字。只見奶奶抱着三弟“呼”的一下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快步走到那個人面前，從旁邊炊事員手中接過來一個不大的白面饅頭。 奶奶抱着三弟又回到了座位上。她把三弟放到旁邊的小板凳上坐好，就把那個白面饅頭拿了出來，掰成兩塊，一塊給了三弟，一塊給了我。 突如其來的好事讓我來不及多想，我接過饅頭，就迫不及待地往嘴裡塞。剛咬了一口，我又馬上停住了。我想到，就只有這半個白面饅頭啊，吃完可就真的沒有了。於是，那口饅頭就沒有再咽下去。而是含在嘴裡讓它慢慢地熔化。我就這樣，細細地品味着白面饅頭的那個香，那個甜。 這時，我才反應過來：雖然我已經快5歲了，早過了享受白面饅頭的年齡，可三弟才不到兩歲，他還是具有享受白面饅頭的資格的。我今天能夠吃上它，全是沾了三弟的光。我扭過頭去看了看三弟，只見他正津津有味地用小手捧着那半個白面饅頭在啃。絲毫沒有表現出對我分享了他的美食的不滿。（當然，他這個年齡恐怕還不太會表達這種不滿。）我不由地產生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感慨：畢竟是親兄弟啊！ 接下來的幾天裡，每天，我都能與三弟共同分享一個白面饅頭。有這半個白面饅頭墊底，其他的窩頭、野菜，我就吃得很少了。而三弟雖小，卻是吃完他的那半個饅頭，又津津有味地大吃野菜、窩頭。 這種有白面饅頭可吃的日子，也就是有幾天的時間。再往後，白面就再也見不到了。再往後，地瓜面窩頭也見不到了。再往後，公共食堂就解散了…… 但是，每天的半個白面饅頭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成了我對三弟的第一個最深刻的印象。 我上學了。三弟也長大了。 長大後的三弟對我這個小學生十分崇拜。我在學校里學到的無論什麼新鮮事，他都會跟着學。小小年紀，就跟着我念：b、p、m、f，d、t、n、l。可以看得出，他在學習上是十分聰明的。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在《中國少年報》上看到一首《顛倒歌》，覺得很有趣，就把它記了下來，回家後念給三弟聽： 顛倒歌，唱顛倒， 十點鐘，起得早。 先吃飯，後洗臉， 拿起地來掃笤帚。 吃牛奶，喝麵包， 背起學校上書包。 …… 考了二分笑嘻嘻， 笑嘻嘻，又留級， 老頭子還上一年級…… 對這有趣的《顛倒歌》，三弟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沒學兩遍，就完全學會了。他吃着飯念，玩耍時念，甚至在睡夢中，也會嘟囔一句：“老頭子還上一年級……” 他並不只是念我教給他的這首《顛倒歌》，還不知從哪兒學來了另一首《顛倒歌》： 東西路，南北走， 出門碰上人咬狗， 拿起狗來砸磚頭， 磚頭倒咬狗一口…… 他把這兩首《顛倒歌》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編在一起念。越念越覺得有趣。 他可能是對自己第一次改編了別人的作品十分滿意，在家裡，他就不斷地念給我聽，念給奶奶聽，念給還不懂事的四弟聽。當我們聽了無數遍，已經對他的這個創作失去興趣之後，他乾脆就自己跑到了大街上，去念給別人聽。 很快，就有鄰居家的小孩來家裡報告：你家的小三在大街上念歌來，搞得好多人圍着看；也有大人來家說，你家小三不是有了什麼病了吧？ 我們家本是個小幹部家庭，平常處事都不事張揚。沒想到三弟會做出這種轟動鄰里的事來。媽媽趕快跑到大街上，找到了三弟。只見三弟小小的個子，卻站在高處，一遍又一遍地念着他的得意之作，還用手不停地比劃着動作，好象是在進行一場演出。一群小孩和老頭老太太在下面圍着看。媽媽趕快把他拉回了家來。狠狠地訓了他一頓。 現在看來，三弟當時的這種強烈的表現欲，正是小孩子的天性使然。而我們對此的反應，實際上是扼殺了他的天性。要知道，60年代初期的社會，是相當封閉的，任何越軌的行為，都會被社會所排斥。果然，三弟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這樣出軌的行為了。說話，也不再那麼利索了。 這次在病床前，媽媽再次提到了這件事，再次念出了“老頭子還上一年級……”三弟躺在病床上笑了。雖然笑得很苦澀。 60年代中期，吃飯的問題已經不是那麼大了，但燒飯的問題又突出了。 我們這裡不產煤，也不通鐵路，因此，燒煤一直就是個大問題。到了60年代中期，縣城裡每家每月的煤炭供應量是30斤，根本就不夠燒的。而農村，則乾脆就不供應煤炭，農民只能燒莊稼的秸杆。因此，每到麥收、秋收過後，農民們都要把地里的秸杆一點不剩地全部收回家來，即使是麥茬、玉米茬，也要把它挖出來，以備燒飯之用。每當收穫季節過後，地里總是被收拾得一乾二淨。連根雜草也找不到。 為了解決家裡燒飯的困難，每到秋後落葉的季節，我和三弟、四弟都要到園藝場去撿樹葉。 園藝場，是50年代中期由濟南下放的知青建立起的一個農場，在我們縣城東邊的大沙河裡，綿延有十幾里地長。為了防風抗沙，農場的周圍種滿了高大的白楊樹。農場裡則分別栽種了蘋果樹、梨樹及葡萄樹。到了60年代中期，各種果樹都已經開始結果，周圍的白楊樹也已經長成了參天大樹。到了落葉的季節，還是有不少的樹葉可撿的。 每次去撿樹葉，奶奶都要給我們準備午飯。一般是烙餅，是白麵包皮，地瓜面作里的餅。每兩張餅中間，塗上蔥花和自己醃製的醬豆。放在鏊子上烙干，再從中間切開。這種烙餅既可以當菜，又可以當飯。吃起來是很香的。 我們的裝備更有意思：三弟和四弟是一個人一個用粗鐵絲做的釺子，釺子有半米多長，拿在手裡，站着就可以釺插地上的樹葉。釺子的後面拴上一根長長的細繩子，繩子的末端拴上一個小木棒。我的工具是一張大耙子。這種耙子不是豬八戒用的那種耙子，而是用許多根被弄彎了的竹子編在一起的大耙子。用來摟柴禾很方便。當然還有一條大口袋，是用來裝樹葉的。 就這樣，我們弟兄仨迎着朝陽，向園藝場進發了。 在去園藝場的路上，三弟總是走在最前面，一邊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唱着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一邊用手中的釺子釺插路邊的樹葉；四弟則跑前跑後，與三弟搶着釺插樹葉，往往發現一片樹葉，兩個人的釺子就同時伸了過去，這時，三弟就只好放棄。我則扛着大耙子，背着乾糧和口袋，走在最後。 園藝場裡雖然落葉不少，但撿樹葉的人更是不少。因此，想圓滿地完成任務並非易事。 有的時候，地上的樹葉很多。三弟和四弟各自舞動手中的釺子飛快地釺插着地上的樹葉，不一會兒，釺子上就串上了長長的一串樹葉。他們就把釺子上的樹葉用手擼到後面的細繩上，拖在身後面，又去釺插新的樹葉；我則忙着用手中的耙子摟地上剩下的小的、干的樹葉。摟成一堆一堆的，看到摟的不少了，再把它裝進大口袋裡。幸運的話，半個上午就可以裝滿一口袋了。 有的時候，樹葉很少，我們就不得不跑很遠的路，去找有樹葉的地方。實在不願意跑路的時候，三弟乾脆就抱着樹晃，晃落一些樹葉，四弟就急忙舞動釺子釺插。這時候，三弟往往着急地喊，那是我晃下來的。 到了中午，該吃飯了。我們就到園藝場的場部或隊部，去找一些水來，吃從家裡帶來的烙餅。 最使我們高興的是，我們經常可以買些蘋果吃。蘋果收穫的季節，園藝場往往要就近處理一些蘋果。這時我就會掏出幾分錢來（錢是出門之前，跟奶奶要的），去買處理的落果。這些落果很便宜，我記得可能是二分錢一斤。花上五分錢，就能買幾個很大的落果。只不過都是些有傷的蘋果。不過不要緊，到場部的水井上，打一些水來，洗乾淨，剜去爛了的部位，就可以吃了。味道絕不比好蘋果差多少。 記得有一次，三弟和四弟鬧着非要吃好蘋果不行。我咬了咬牙，掏出一毛多錢，買了三個又大又好的蘋果。總算滿足了他倆的願望。要知道，這樣的蘋果是要一毛錢一斤的啊。可是吃着也沒感覺到能比爛蘋果好多少。 到了下午，該回家了。我扛着一口袋樹葉，三弟替我扛着耙子，他們倆每人拖着長長的一串樹葉，又迎着落日，踏上了回家的路。這時的三弟和四弟，吃飽了烙餅，也吃飽了蘋果，興致勃勃地跑前跑後。有時三弟竟把長長的一串樹葉，纏在自己的身上，就象是披着武裝帶似的，好不威風！ 小時候撿樹葉的經歷，是我們共同的、美好的記憶。那時候，苦雖苦一些，但是，苦中，也有些甜，也有些童年的歡樂。 十七歲那年，我離開了家鄉，走進了生產建設兵團； 也是十七歲那年，三弟告別了學校，下鄉插隊去了。 到了四弟十七歲的時候，國家的命運改變了，我們兄弟的命運也改變了。 先是大哥，走進了大學的校門，成為了文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接着，三弟和四弟，成為了文革後的第二屆大學生。最後，我也踏進了大學的校門，趕上了“新三屆”的末班車。（參見《總算趕上了末班車》） 當我們帶着各自的校徽，從四面八方回到家鄉團聚時，是何等的意氣風發。 當我們各自走上工作崗位，面對新的人生道路時，又是何等的躊躇滿志。
1980年春節，四兄弟合影
三弟被分配到了一個省屬機關的地質隊。他來信說，工作很好，很符合他走南闖北的願望。 我分配工作後，第一次去看他。在省城他們機關門口，搭上了他們隊的吉普車，一路顛簸，足足走了兩個多小時，才找到了他們的地質隊。兄弟相見，分外親切。在他那瀰漫着臭襪子味的集體宿舍里，我倆就着他從食堂里打來的飯菜，喝下了一斤白酒，喝得我倆酩酊大醉，足足睡了一個下午。我記得清清楚楚，那瓶酒的名字叫“蓬萊閣”，是剛剛面市的低度酒，37度。 三弟工作很認真，很能幹，也很能吃苦，隊裡的老職工對他評價極高。沒幾年，他就被提拔為了地質隊的副隊長。是我們兄弟中的第一個副處級。 但是，三弟又確實沒有當官的本事。當了副隊長以後，他仍然是帶着隊裡的職工四處跑，但從來也沒想到還需要往上跑。也是沒幾年，他的副隊長頭銜就丟了，調到科研部門去搞科研去了。 搞科研正好適合他的性格，從此以後，他就埋頭在科研課題之中，苦心鑽研他的學問，經常會有一些科研論文，發表在他們的專業雜誌上。就在他去世以後，他的同事還轉給我們某專業雜誌編輯部的一封來信，讓他把一篇論文修改後儘快寄回，以便發表。 三弟走了，真的走了。雖然在理智上，我們知道，以三弟目前的病情，時間不會太長了。但在感情上，我們真的不能接受這種骨肉就要永遠分離的現實。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和四弟一塊吃飯時，四弟還問我：“三哥這次就真的挺不過去了嗎？” 但事實是無情的。三弟確實走了。他帶着50年的苦樂酸甜，帶着50年的骨肉之情走了。願他在天國安息！ 今天是三弟的“五七”，謹以此文，寄託二哥對三弟的哀思！
首發時間：2007-9-28 5: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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