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塔及其他
五一小長假,我攜老婆回鄉探親時,又一次去了烈士塔。 老婆是第一次跟我回故鄉。下車伊始,老婆問我:“你們單縣有什麼好玩的去處嗎?” 我不假思索,隨口答道:“有啊,牌坊、烈士塔!” 老婆說:“這牌坊嘛,還可以。怎麼烈士塔也成了好玩的去處?多麼晦氣!” 我說:“你別小看這烈士塔,這地方可是單縣的一處大名勝!” 單縣的烈士塔,原名叫“湖西區抗戰烈士紀念塔”,現名叫“湖西革命烈士紀念塔”。單從名字上看,這裡好象只是一個現代名勝,其實,這個地方成為故鄉的名勝,已經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這座烈士塔,建在單縣南護城堤的琴台上。而這裡之所以被稱為琴台,據說是春秋時孔老夫子的學生宓子賤鳴琴的地方。《呂氏春秋.察賢》記載:“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意思是說,這位宓大學士在單父當官(單父宰)時,不用出門,只在這裡彈琴,就把單父的社會治理得很好。單父,即單縣,相傳這裡是舜師單卷的封地,故古時稱單父。 唐朝時,單父縣尉陶沔在這裡築土為台,台為前方後圓,呈半月狀,故又被稱為半月台;又因為單縣時稱單父,也被稱為單父台。 其時李白剛剛被唐玄宗賜金放還。正在這位大詩人失意的時候,縣尉陶沔不失時機地邀請了李白、杜甫、高適三位著名詩人聯袂來此遊玩。陶縣尉陪着三位著名的大詩人在這個台子上吟詩作賦,好不風流,被後人稱之為“琴台四君子”。現在單縣酒廠出產的“四君子酒”,用的就是這個典故。 李大詩人在這裡留下了不少詩篇,經後人考證,據說有八篇之多,這篇《登單父陶少府半月台》說的就是這次遊歷的來龍去脈、所觀所思: 陶公有逸興,不與常人俱。 築台像半月,回向高城隅。 置酒望白雲,商飆起寒梧。 秋山入遠海,桑柘羅平蕪。 水色淥且明,令人思鏡湖。 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 看來當年的故鄉,絕不象現在這樣貧瘠、缺水,污染嚴重。而是水面清澈、明亮,象南方鏡湖一樣的魚米之鄉。害得李大詩人本來想回南方去,看到此等美景,竟犯起了猶豫。 杜大詩人、高大詩人在這裡留下了什麼詩篇,多少詩篇,因時間倉促,來不及細查。只是查到杜大詩人在多年之後的《昔游》一詩中,還提到這次遊歷:“昔者與高(適)李(白),晚登單父台。……” 從此,這琴台(半月台、單父台)就成了故鄉文化、文明的標誌,後人在這個台上建起了文廟(孔廟)。民國時期,文廟又被改成了縣裡的學校。 抗戰期間,日、蔣、汪和八路軍四方勢力在這裡群雄逐鹿。日軍和偽軍占據着縣城;國軍活動在縣城四周;八路軍則在縣境東、南方的蘇、魯、豫、皖邊界地區建立了根據地。八年抗戰,艱苦異常。縣城四周的國軍在抗戰中損失慘重,特別是1942年由日軍發起的“潘莊戰役”,更是將國軍中將師長朱世勤率領的暫編三十師幾乎全部殲滅。其殘部或者轉移到外地,或者投靠了縣城的日軍。結果到日本投降的時候,單縣縣城,卻被一直在縣境東南部活動的八路軍接收了。單縣縣城,也就成了中共湖西區委、湖西專署的駐地。(湖西專區是指魯西南微山湖以西地區,轄單縣、金鄉、魚臺、巨野、城武、嘉樣、復程等7縣及單縣城關區。1953年7月撤銷。) 1945年10月,湖西專署在這裡建起了湖西區抗戰烈士陵園。陵園建在與琴台隔護堤河相望的堤南的空地上,有烈士墓、烈士紀念亭等建築,四周栽滿了高大的楊樹;而烈士紀念塔,就建在了一河一堤之隔的琴台上。 1946年,國軍進攻山東解放區時,烈士塔被國軍的炮火摧毀。1952年中共湖西區委重修了烈士塔及烈士陵園。 當年的烈士塔,在琴台上建有一圈一人多高的花磚圍牆。圍牆外面的台坡上,栽滿了柏樹(據說當時故鄉的土壤不成活松樹,只能栽柏樹。)圍牆內更是密密麻麻地栽滿了柏樹,顯得陰森森的(也可以叫莊嚴肅穆)。大門開在院子的正南方。進入大門,就看到承載烈士塔的高高的基座,基座不大,但是相當的高。基座前面是陡峭的台階,攀登這些台階在當年還是相當費力的。也有一些膽大的孩子則把台階邊上的石頭護牆當作滑梯,坐在上面迅速地滑下。而這種舉動,往往會召來大人的痛斥:“你不要命啦?!” 基座之上,就是烈士塔了。塔身呈正方形,用花崗石砌成,上窄下寬,足足有十多米高。塔頂是一顆木製的紅五角星。塔的正面(南面),鐫刻着一行蒼勁有力的大字:湖西區抗戰烈士紀念塔,落款為:潘復生。 提起潘復生,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想必都還記得:他是“東北的新曙光”——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與當時山東的王效禹、山西的劉格平齊名,也可以算是“文革”中風雲一時的人物。 潘復生,1908年生,山東省文登縣候家鎮二馬村人。早年參加革命,1940年任湖西區委書記兼湖西軍分區政委。赫赫有名的鐵道游擊隊、運河支隊就是他的屬下。建國後,任中共平原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湖西區是他多年戰鬥過的地方,“湖西區抗戰烈士紀念塔”由他題字,也算是名至實歸。 但是,烈士塔上這“潘復生”三個小字,卻隨着主人的宦海起伏而幾經風雨。 1952年11月,潘復生調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政委。任職期間,他十分關心民眾的疾苦,即使在患病休養期間,他還批閱了上百封人民來信,組織有關部門調糧撥款,救濟災區。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58年,面對來勢洶洶的“大躍進”運動,他冷靜地指出:“河南歷史上就飽受‘水、旱、蝗、湯’之災,黃河水沖,淮河水沖,加上打仗,使老百姓動盪不安、靠天吃飯,造成河南地痔民貧,耕作粗糙。……這就決定了全省農業生產和群眾生活存在不少困難,農業增產不可能大躍進,短期內很難徹底解決糧食問題。” 潘的這一言論受到了以當時的第二書記吳芝圃為首的其他省委領導人的攻擊。結果,他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潘、楊(楊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王(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反黨集團”,撤職下放到西華農場勞動改造。而河南人民在升任為省委“第一把手”的吳芝圃的帶領下,飽受了“大躍進”“大饑荒”之苦,幾百萬人餓死。河南民謠曰:“跟着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潘復生既然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他的名字就不應該再呆在烈士塔上。據說,(只能是“據說”,那時筆者還小,沒有見到。)一夜之間,他的名字就被用石灰塗蓋上了。 經過了三年大饑荒,證明潘復生對河南形勢的判斷還是正確的。因此,1962年,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為他徹底平了反,改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黨組書記。 又是一夜之間,烈士塔上用來塗蓋的石灰被鏟掉了,“潘復生”三個字又紅彤彤地出現在了紀念塔上。 “文革”期間,潘復生大紅大紫,烈士塔上的那三個小字,則成了故鄉的人們炫耀的資本:“潘復生嘛,原來是俺湖西專區的書記!” 1971年,潘復生被免職接受審查。故鄉的人們再也不提烈士塔上的那三個小字了。由於長期審查,一直沒有結論,“潘復生”三個字也就只好一直尷尬地呆在烈士塔上了。 現在的烈士塔,是1985年重建的。重建後的烈士塔,是建在將原來的琴台幾乎削去了一半的平台上。地基比過去矮多了,但塔座建成了三層平台,比過去只有一個高高的基座風光多了。經查,塔身為花崗石鋼筋混凝土結構,高26.74米,頂端還裝有高1.7米的鋁合金的紅五星。整個烈士塔的建築面積為1200平方米,塔前還有2200平方米的廣場,與過去相比,那可是相當地寬闊。塔的四周,栽上了高大的松樹(不知怎麼回事,現在故鄉的土壤又適合栽種松樹了。或者,只有這一個地方適合栽種松樹?)。現在的烈士塔已經不見了當年那種莊嚴肅穆的氣氛,用所查的資料上的話說,是“更加巍峨挺拔,雄偉壯觀”了。 我帶着老婆來到了現在的烈士塔前,迎面而來的是塔身正面鐫刻的金光閃閃的九個大字:“湖西革命烈士紀念塔”。老婆突然象是發現了什麼,“胡耀邦?怎麼是胡耀邦呢?”不錯,在落款處,鐫刻的確實是“胡耀邦”三個小字。 我說:“這有什麼奇怪的,85年胡耀邦來過單縣,來到單縣,給烈士塔題個字,十分正常嘛。” 老婆好奇地問:“胡耀邦可是總書記啊,他怎麼能到你們單縣這種偏遠的小縣城來?” 我回答:“你真的不知道嗎?胡耀邦當了5年的總書記,全國2000多個縣,幾乎讓他走遍了。何止一個單縣?” 老婆說:“走了2000多個縣,象你們這麼偏遠的地方他都來了,這胡耀邦可真不錯。” 我說:“是個好人啊!” 1985年胡耀邦來單縣,給烈士塔題了字。單縣當局正好藉此機會對烈士塔及烈士陵園進行重建,終於將那座尷尬地呆了十幾年的由潘復生題字的烈士塔拆除,建起了由總書記題字的“更加巍峨挺拔,雄偉壯觀”烈士塔。 沒想到,不到兩年,胡耀邦就因為學潮而引咎辭職。而烈士塔上他的題字,也就同樣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1989年胡耀邦逝世後,官方對他的評價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評價還是相當高的。蓋棺論定,烈士塔上“胡耀邦”那三個小字,終於免除了最終被剷除,被塗蓋的命運。 其實,無論是世事更迭,還是宦海沉浮,一個人,只要他心裡裝着人民,為人民做過哪怕一點有益的事情,人民就不會忘記他。紀念塔,不是立在琴台上,而是立在人民心中。 胡耀邦黯然下台了,但人民沒有忘記他! 潘復生幾經沉浮,最終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但河南人民怎麼會忘記他? 即使是在“潘莊戰役”中殉國的朱世勤師長、劉星南參謀長及暫編三十師的廣大官兵,他們雖然無緣葬入這個以安葬抗戰烈士為名的烈士陵園,但誰又能否認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真正的抗戰烈士呢?

首發時間:2009-5-6 1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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