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伤

   那是1974年5月下旬的一个傍晚。

   天越来越热了。吃过晚饭，我们十几个单县籍的弟兄，纷纷走出宿舍，聚集到东山墙上那盏路灯下乘凉，有的打牌，有的坐在马扎上聊天。

   我们的宿舍是来兵团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新建的。二连本来是住在从一连到四连的那条大路的路东。由于住房奇缺，我们那一批从单县、菏泽来的5、60个男战士，被安排在一座大草棚里，住了将近一年。第二年，连里在路西新建了这两排宿舍，才将我们从那座又脏又烂的大草棚里搬了出来。宿舍的东山墙，就紧靠着那条大路。

   远远的，从南边走来了4、5个人，他们有高有矮，穿的是鸡腿裤，留的是大鬓角，一看就是济南的。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唱着歌，根本就没注意到路旁还有这么多的人。单县的人大都比较保守，平时就看不惯济南的那种打扮，那种作派，而他们那种旁若无人的姿态，更是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于是，就有人喊出了几句不好听的话。

   那4、5个人听到了，这才扭过头来，注意到路旁还有不少的人。其中一个大个子说：

   “我妹儿（济南人骂人的口头语），想干嘛？”

   我们这些人当然也不会示弱，就与他们吵了起来。

   吵了一阵子，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那个大个子提出来要单练。大家一听，就都起哄，单练就单练！谁不想看热闹？何况是在这个无聊的黄昏？于是，又有许多人围了过来。

   济南那边出场的是那个大个子，单县这边出场的是振启。振启精瘦精瘦的，个子不高，比那个大个子足足矮了一头还多。单县的一看是振启出场，就都放心了：那小子肯定要吃亏，谁不知道振启是个练家子？

   大家围成了一圈。济南的那位老兄，一进场就跃跃欲试，两只胳膊架着，比划着双拳。那时，济南的弟兄们打架，时兴的都是拳击。振启刚一进场，那位老兄就挥舞着双拳，左右开弓向振启打了过来。只见振启迎着他，略一低头，一弯腰，就用肩膀抵住了对方的腰，右手扳住了一条腿，左手架住了一支胳膊，一用力，就将他扛了起来。这时，振启才开口说话：“服不服？”那位老兄被振启扛在肩上，张牙舞爪的，还想挥拳打振启，但真的是无处用力。想服输吧，面对这么多人，认输的话怎能说得出口？僵持了不大会儿，振启也就不再等他开口，一扭身子，将其甩在了地上。

   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就分出了输赢。周围的弟兄们对着振启一片欢呼。而那位济南的老兄，从地上爬起来，没再说话，和另外那几个同伴，灰溜溜地走了。

   其实，我们这些单县的弟兄，是当天上午才被团里从单县接回来的。

   年初，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席卷而来。春节刚过，原南阳湖农场职工中那些这几年一直受压的造反派，就在团部里贴满了大字报，要求团里给他们落实政策。本来，农场原先的是非对错、恩怨情仇与后来的兵团战士无关，我们这些兵团战士一开始大都只是看热闹。渐渐地，受这些造反派职工的感染，兵团战士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贴出大字报，也要求落实政策。我们要求落实的是：当初兵团招工时，曾经许诺两年后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只要在农场干满两年，就能回城。但现在两年早已过去了，最早来的那一批济南的，已经四年了；而我们刚来时发的是津贴，现在也改为发工资，看来，回城是遥遥无期了。一股不满的情绪在兵团战士中迅速地蔓延。如果在平时，大家虽有不满，但也无处发泄；现在不同了，老职工已经起来造反了，我们何不也借此机会闹一闹？很快，兵团战士要求落实政策的大字报就盖过了原农场职工造反派的那些大字报。

   各地来的兵团战士大都参与了这次要求落实政策的活动。但是，只有单县的最激进。其他地方来的，也就是贴贴大字报，发泄发泄不满情绪就算了。而单县的却很认真，不仅贴出大字报，还组织起来到团里上访，团里则推托称，所谓两年后重新安排工作的说法，不是兵团的意见，很可能是地方上在招工宣传中出的问题。要落实政策，恐怕要由地方政府才能解决。既然要找地方政府，就要回家乡去。我们这近200名单县来的兵团战士，便决定返回家乡去集体上访。于是，呼啦啦，一日之间，大部分单县来的兵团战士就都回家了。这时，是1974年的2月中旬。

   刚回去时，我们还认真地组织了几次上访，组织人去县革委，去地革委，最后还去了驻在泰安的兵团总部，但是，每次上访都是无功而返。其实，在那种乱糟糟的形势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面对这种情况，大家渐渐地也都心灰意冷了。我们这些人住在家里，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甘心就这样回兵团去。拖过了3月，拖过了4月，眼看5月也快过去了。正在我们骑虎难下的时候，兵团领导趁机派人去做说服动员工作，终于在这天上午派车把我们这100多人接了回来。

   按照团里的安排，我们这些人回来后，先不急于上工，各连要开个座谈会，统一一下思想。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这2、30个刚从单县回来的弟兄聚集在连部里，等着开座谈会。正是麦收前的农忙时节，其他的职工、兵团战士都下地干活去了，驻地静悄悄的。连部位于驻地第三排平房的中间，有3间大小。西间是个套间，外间只有两间。我们这些人把外面的这两间挤得满满的。

   座谈会还没有开始，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往外一看，却发现门已经被一群人给堵住了。门外，是几十个济南的兵团战士，他们正在拚命地往屋里冲。坏了！看来，济南的不甘心昨天晚上受的屈辱，今天来报复了。更坏的是，我们这些人全被堵在了这只有3、40个平方的屋里！

   济南的这些人冲进连部，就和我们扭打在了一起。房子本来就很小，根本施展不开拳脚，一时间，小小的连部里，拳头挥舞，板凳乱飞，乱作一团。渐渐地，有一些人打出了连部，于是，连部门前的院子里也摆开了战场。

   我的位置就在套间门口，济南的冲进来的时候，一挤，就把我挤进了套间。我本来就不会打架，小时候和小朋友打架，总是只有挨揍的份。听到外面打得那么厉害，我很害怕，很想就这样躲在套间里。但是，听着外间乒乒乓乓打架的声音，老乡们正在和济南的拚命的时候，我却躲在套间里是不是有点太可耻了？算啦，还是拚了吧！于是，我就拚命地往外间挤。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挤不出去。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挤出了套间。房间里的人已经不多了，我看到一个济南的小个子正在和我们的一个人对打，我就冲上去，抱住了他的腰。任凭他左扭右甩，我就是死抱着他的腰不放。他也急了，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的头皮一阵阵地发麻，突然，我的头象炸开了一样，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院子里的南墙根下。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我觉得头疼得要命，用手一摸，满手的鲜血。我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头，晃晃悠悠地向东走去。走到前面那排平房的墙角时，任副连长正好从前面走了过来。他看到我的那个样子，赶忙过来扶住我说：“哎呀，你怎么受伤了？”我问，人都到哪里去了？他说，都打到南面桥头上去了。我挣扎着说，我也去。他一把把我推进了他住的房间，说，你伤得那么重，不能再去了。在这里好好呆着，不要出声。他出去叫来了两位女生，给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让她们陪着我呆在了房间里，他又出去劝架去了。

   不一会儿，单县的几个弟兄找过来了。他们看到我，大叫：哎呀，又伤了一位。通过他们，我了解到：单县的和济南的混战，从连部一直打到了西边的大路上。正好，和二连只有一路之隔的三连单县的弟兄们，也来增援了。这天上午，按照团里的安排，各连单县回来的都集中在一起开座谈会。所以，一听到消息，大家就都赶来了。双方在二连桥头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在二连和三连单县弟兄们的夹击下，济南的那几十个人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很快，他们就带着自己的伤员，向西边的团部方向逃去了。

   在桥头的这场混战中，我方有两人受伤，一个是三连的传柱，一个是六连的奎星。加上我一共是三个伤员。这时，一连和四连增援的弟兄们也赶到了。大家商量了一下，目前，最重要的是救治伤员。但是，济南的那些人逃向了团部，就不能再把伤员往团部卫生队送了，只能送往滕县的兵团三师医院。于是，我们从连里要了辆大卡车，把我们三个伤员抬上车，又派了十几个人一路护送，向滕县驰去。

   把我们送走后，大家总觉得这口恶气实在难以下咽，于是，单县的近百人，又一路呼啸，杀向了团部。

   据说，单县的弟兄们追到团部以后，干了两件事：

   一是追到团卫生队，把济南的几个伤员，又打了一顿。这件事，干得不太地道，战场上，还要优待俘虏呢！

   一是在团部大院里，追上了那帮济南参加打架的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因此，刚一照上面，双方就又开打了。那时正巧团部盖房子，大院里垛满了砖头。于是，双方各自依托砖垛，就地取材，用砖头砸向对方。一时间，砖头满天飞，不时有人受伤。据说，五十多岁的杨团长带着团里的干部出来劝架，看到这个情景，也吓坏了。老头子哭着哀求大家不要再打了，差点没有跪下。但双方谁也不听他的，继续进行“砖头混战”。最终，还是济南的寡不敌众，被打跑了。

   单县的弟兄们终于打赢了这一仗。可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却又摆到了大家面前：如果济南的那些人再来报复怎么办？这次能够打赢，主要是因为各连的弟兄们都在开座谈会，一听到消息，就全赶来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哪个人单独受到他们的报复，肯定会吃大亏。大家商量了一阵子，一致的意见是，还是回老家去比较保险。于是，一部分人去了五连（汽车连），把停在院子里的四、五辆汽车全都开了出来；一部分人分头去通知各连的老乡，赶快来团部集合。不大一会儿，昨天刚被接回来的我们这些人（包括大部分女生）又都汇聚到了团部。大家先把我方的伤员安置在车厢里，又都爬上了车，四、五辆汽车由我们自己的人开着，向着家乡飞驰而去。

   就这样，我们这已经逃离兵团，回到老家3个多月，昨天刚刚被团里做了许多工作才接回来的100多人，却由于这么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又全都回到了家乡。

   我们3个伤员中午时分被送到了滕县的兵团三师医院，下午就做了手术。3人都是头外伤，每人的头上都缝了几针。伤情不算太严重，住了十多天的院，也就痊愈了。

   出院后，在回家的途中，我们3人拐到了兵团，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正是麦收大忙季节，农场里却不见了过去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联合收割机仍然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中穿行，但在麦田里，麦场上干活的兵团战士，却寥寥无几，即使是来干活的兵团战士，也是在无精打采地应付着，团里不得不雇了大量的临时工来帮忙。连长、指导员看到我回来了，关切地询问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嘱咐我回家后要好好保养身体，以后不要再参与打架了。我们害怕报复，也不敢在这里久呆，只住了一晚，就离开兵团，回家了。

   这一回家，又是两、三个月，等到团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再次回到兵团时，已经是秋收季节了。

   回来后的我们，依然防备着对方的报复。不少人就搬到了一块去居住，原来的班排界限被打乱了。其实，可能是领导做了对方的工作，报复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渐渐地，双方的戒备也就放松了下来，关系也有所缓和，但一直也没能恢复到出事前那种水乳交融的状态。

   至于出工，早在我们没有回来之前，就放任自流了。想干活，就跟着大家一块下地，不想干活，就在家歇着，或者到各连串着玩，领导也不大敢管。秋收大忙季节，大家于心不忍，基本上还能积极参加秋收。到了冬季挖土方的时候，除了原农场职工外，基本上就没有人干活了。食堂也懒得象往常那样做饭了，每天蒸上几大笼屉米饭，端来一大盆咸菜，摆在食堂门口，想吃，就来打饭，不想吃，也没有人管。

   前两年还那么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兵团，经过了这动荡的一年，基本上就瘫痪了。

   第二年春，山东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了建制，兵团三师十一团，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国营南阳湖农场。我们真的变成了农场职工。

   到了秋天，我们这些原兵团战士，几乎全部重新分配了工作，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