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风云一、当教师教育贫下中农
说起“插队”，那只是“文革”的附产品，谈不到神马知青运动，把知青说成运动的，没好鸟儿。顶多算是“知青岁月”。作为个人经历，回味一番正常。也没什么大不了滴。中国人命贱，贱命一条，死了都不值钱。不必装神弄鬼、故作深沉。这些无耻之徒，对所谓的“文革”、“知青运动”，无非用马列毛的粪叉把这段历史粉刷一番。力争做共产党的忠实奴才。
诗曰： 农村的农民被剥地无一垄，城市的鬼楼则迅速林立冲天。 残破的历史已经随风而去，马列的阴魂却依然游荡人间。
作为“知情岁月”，众说纷云，说什么的都有，你说你滴、我说我滴。这并不奇怪。俗话说，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儿长涅？何况是人。十人百面、百人千心、千心万意……谁也说不清，再说，家家有本儿难念的经，每个“知识青年”背后都有数不清的个人故事………
我的插队故事是这样滴：
按说，毛老土匪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怎么变成了“教育贫下中农”了涅？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老三届”，指1964年入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我呢？高中二年级，因为“插队”，本来所有美好或不怎么美好甚至不堪的希望、梦想一扫而空。唯一的“理想”就剩下“跟着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啦。
68年12月到山西、陕西插队的我们，认为是在“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临走之际，对“注销城市户口”的措施毫不在乎………
离别之时，大多数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一根皮带，头戴军帽、肩背一个军用书包……有个家伙胸前居然戴了个碗口大小的主席像章，还有的双手捧着毛主席像………
事实上，北京站一列又一列的整列火车向山、陕运送知识青年出站时，的确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也不用什么“站台票”，只要是欢送知识青年滴，随便进。不过，火车汽笛一响，车厢缓缓移动时，站台上、车厢里顿时哭声一片，哀嚎般的告别声直冲云天。我弟弟、妹妹追着车厢跑了好远………后来听妹妹说，母亲根本不敢到车站送，说是“受不了”。
那情景回想起来跟一首古诗说得差不多：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转眼到了70年，这一年多，经过各种磨练，加上我个人素质太好，不仅年轻，身强力壮，而且心灵手巧、诡计多端，学会了几乎所有的农活儿、还跟贫下中农阶级兄弟们混得如鱼得水，亲如一家。
具体细节，容后再叙，单说熟练掌握，以至成为全村壮劳力的农活儿就不下好几十种。那时，农村实行“工分”制，壮劳力满分一天十分，算是一个工，年终分红，每个工七毛多钱，一年下来，我居然分了200多块钱，当然，平时的口粮、副食、蔬菜、水果等等，都是生产队分，住房也免费，也算不错啦。
干过并熟练的农活儿包括：（挑水、做饭、洗衣服、缝补衣服等等除外），耕地、耙地、锄地、除草、播种、间苗、割草、割麦、割谷、跟车、赶马车、赶牛车、打井、浇地、打场、晒粮、打土坯、施肥、积肥、撒肥、推独轮车、抡大锤、开土方、平地、整地、看菜地、看果园、看场、磨面、碾米、磨香油、酿醋，杀驴、宰羊、杀鸡、掰玉米、搓玉米、铡草、喂牲口、给牲口治病（兽医）………这么说吧，北方农村那点事儿，没有不会滴、没有不精通滴。
唯一个遗憾的，是没有学会“敲猪”（就是对小公猪仔进行阉割，使它变成猪太监），主要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练手的机会太少。另一个技术含量较高的是“掏马屁股”，就是把手伸进母马或者母驴的屁股，隔着场子摸子宫，摸一摸受孕的母牲口怀孕了没有，这个技术，虽说会了，但不成熟，中间还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经验教训，令人不忍回顾。可惜后来离开农村了，一直没有机会精通……
当教师的事情是这样滴：有一天收了工，还没来得及做饭、吃饭，生产大队大队长兼副书记的女儿（一个大队，五个生产队，每个村子一个生产队，各设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党小组长，我所在的是第一生产队）名叫春妮儿，姓石。平时跟我关系不错，急急忙忙、火烧火燎的冲进来，说是她弟弟，外号儿二癞子，下午急病，送进了县城医院，什么病不知道，目前要开刀、动手术，需要输血，但是医院血库血不够，要有人输血，问我怎么办。
我一听，那还用问？赶紧找人输血呀！不过我知道输血需要血型一致才行，当下有叫了两个知青，还有两个村里的年轻小伙子，一个叫猴儿，一个叫狗儿。这两位都是我的干农活儿的师傅，名字显小，狗儿比我大一岁，猴儿比我小一岁，都是村里的壮劳力、顶梁柱。
几个人借了几辆自行车（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加重自行车），风风火火的直奔县城医院。结果，一验血，二癞子的血型是B型，符合输血条件的只有两人，一个就是我，刚好也是B型，另一个是O型。话说这B型血，只能接受O型和B型。这一来，我算跑不了啦，当下罗胳膊挽袖子，眼看直径一寸多的大针管，从我的胳膊肘肘弯处的静脉里抽了足有一管子！后来得知，抽走了400CC。
抽血时，没什么感觉，过了大约半个多钟头，就觉得头稍微有点儿晕，回来时，没敢骑车，坐在猴儿的后车座上，二等车回到了村里。不用说，大队长、老贫农、党支部副书记的儿子最后安然无恙。我呢，身体虚弱、浑身无力、头部发晕，还经常出虚汗……足足过了一个多星期，才算缓过劲儿来，这期间，春妮儿天天过来嘘寒问暖、送饭、送水，无微不至，还把家里攒的一篮子鸡蛋给了我，生产队记全工，每天十分，一分不少。
这之后好啦，县知青办来人慰问、村里人也把我当成“好后生”，经过县知青办的大力宣传，后来成了全县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最大的好处是：经大队长石副书记提议，让我担任了大队“民办教师”。这一来，不用干活儿啦，脱产教师、工分儿照计不说，每个月还有五块钱的民办教师“教师补助费”。
还有哪，石大队长特意嘱咐我，当年春节不要回家，准备帮我解决“党籍”问题。那是，农村每年趁所谓“农闲”时节干两件事情：一是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恨不得把本来挺平整的山坡地都变成“梯田”，用现在话说，吃饱了撑滴、劳民伤力（那时没有财）。另一个工作，就是所谓“四清”、“整风”运动。
既然如此，我也不含糊，到时走马上任，当上了堂堂正正的“民办教师”，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知识青年办教育，一下子开始了教育贫下中农子女的革命大任，没想到啊，到最后连贫下中农也被我教育啦………
正是：谁说知识青年惨，时来运转也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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