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习二中国所谓的“文革专家、文革学者”全部虾扯蛋。简单说，文化革命不是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

毛泽东的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全民范围内进行了一场“人民战争”，毛泽东的共产党趁乱夺权、篡权，把中国变成了“党军主义国家”，完成了全国的“军事化”统治，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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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习主席皇帝发布号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如党章，标志着中国向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宣战，现代版“文革”开启。枪杆子政权更加稳固，“挑动群众斗群众”手法运用的更加纯熟。就是在下所说“狗打架、鸡自掐”。

关于“红卫兵”的定义：一般说红卫兵是1966年到1967年参加造反斗走资派的初高中生（有少数大学生），有部分参加了67-68年的武斗。1968年，毛泽东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学校，然后恢复了政府（当时叫“革命委员会”），造反完全被控制了。后来虽然有红卫兵，但那时的红卫兵就像现在的少先队，共青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反，斗走资派的行为。

《文革大串联》十三、继续革命

诸位，我事先说了，我们这次“抄家”只是跟着“红革”，象征性的抄一抄，无非为了表现一下“红革”也是坚定的“造反派”。总的分析下来，综合几个人意见，我认为，我们支持“红革”还是对的。

通过这次“抄家行动”，回来以后的“工作会议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1、“红造”的抄家是错误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任意性，他们的“造反”带有胡作非为的性质；

2、继续支持“红革”，对“造反”行动中出现的逆流和偏差坚决抵制，防止阶级敌人，以“造反”的名义，破坏革命、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3、“红造”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受到了“北京串联红卫兵”的影响，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怎么办呢，在“红革”总司令主持下，召开了“红革”与“北京串联兵”的联席会议。经过研讨和争辩之后，达成了一个一致“决议”。（因为我们与“红革”之间也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们认为，红革干部子女居多，偏于“保皇”等等）。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北京出来串联的红卫兵，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外地在“接待、欢迎北京红卫兵的时候，需要加以甄别、考察，避免革命走向错误的方向。这样一来，我们写好的传单《提醒、劝告、正告北京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就成了重头戏！

会后，“红革”开动使用了所有的“油印机”、蜡纸、各色彩纸、白纸，连我们几个在内，包括“红革”的技术人员，忙了足有一两天，印出了大批传单，何止上万份儿！由大批的“红革”战士，分批到火车站、码头甚至机场、学校附近、各招待所、接待站广为散发。

当然，散发传单的人员安排、细则都是“红革”一手操办。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红革”战士，不乏漂亮女兵：一身戎装、艳力四射、杏眼横飞、玉臂婀娜、莺声燕语、娇气袭人。革命工作干起来，那是相当的愉快。

“红革”总司令更厉害，居然联络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要把传单成批、大量地印刷出来，说是现有的资源有限，传单数量供不应求。既然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我们几个，主要是我和单平，重新对原稿连夜进行加工、修改、润色，当然要参考“红革总司令”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几经讨论，方才定稿儿。稿件的作者，据“红革总司令”交代，必须用我们“北京红卫兵”的名义。因为那样，才会有影响力。

我们几个讨论了好久，怎么呢？用真名儿肯定不好，况且，稿件是集体创作的，写太多的人名不合适。所以得取个“笔名”。诸位，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使用“笔名”，大家心情还挺激动。一开始，我提出一个“剑良平龙”，分别取四个人名字中的一个字，我是司令，就免啦，也显得我胸怀大度。但是，单平说：“不行，这好像的日本人的名字，穿出去让人家笑话。”其他几个人也不同意，说是没有革命气概”……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的名字是“平江龙”，前面加上“全无敌”，全名就是：“北京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平江龙。”

原因呢，我的名字里面有个带三点水的字，江就代表我，平当然是指单平。至于龙字，有一半儿是因为张玉龙，另外也是为了加大名字的气势和感染力。

没想到，因为此一番“折腾”，这份儿传单最后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西南边陲、苏杭二州！弄到最后“全无敌”战斗队成了北京反革命黑组织，平江龙成了反革命组织的幕后黑手。这是后话。

正是：是非黑白难分清，有理无理神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