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精神和君子责任

为人为学有两大忌：一忌乡讪，愤世嫉俗，逮谁骂谁，既批盗贼小人也批圣贤君子，丧失了是非正邪的基本判断和标准。甚至将圣贤与盗贼等同起来，或者将盗贼纵横的责任推给圣贤，妄言什么“圣贤不死，盗贼不止。”

二忌乡愿，见谁赞谁，见到君子赞君子，见到小人赞小人，见到盗贼赞盗贼，见到极权主义、极端主义分子也赞美不已。

犯此两忌，便是自绝于正道，更自绝于儒家。也唯有儒家，对乡愿、乡讪最能明辨，最为警惕。因为儒家最重视是非善恶的明辨。司马迁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意谓《春秋》一书，上以彰明三王的政道，下以明辨人事的纲纪，分别嫌疑，明辨是非，判定犹豫，表彰善人，痛斥恶人，尊敬贤人，贱视不肖，保存已亡之国，继续已绝之世，敝者补之，废者起之，这些都是实践王道的重大事项。

“人事之纪”，纪为纲纪，即人事的纪律，人伦的礼法。《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太史公自序》后文有“春秋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云，可见“明是非”之重要。

“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是“上明三王之道”的思想前提和基础。接着，首先要“善善恶恶”。《公羊传》曰：“善善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东汉杨终建初元年上疏云：“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其次要“贤贤贱不肖”。《说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然后继之以“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等。

这是司马迁对《春秋》内容的概括和精神的总结。《春秋》精神即圣人、圣经精神，每一个圣人之徒都有责任遵循之、维护之、弘扬之。儒者没有权位推行王道，不能在政治上表彰善良打击邪恶重用贤良排斥不肖，也有责任在理义上“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并赞美善良批判邪恶表彰贤良鄙弃不肖。这都属于“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努力。

本来，儒家最勇于善善恶恶，也最善于明是非，辨正邪。但现今马学在上，儒家刚刚一阳来复，本来面目尚不清晰。而一些儒生于儒经儒理一知半解，是非不明黑白混淆，甚至沦为乡愿乡讪而不自知，缺乏见识故。

知识很重要，见识更重要。《中庸》诚之五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知识丰富，博学既可，连审问、慎思都可以忽略。但若没有审问慎思的努力，知识就无法升为智慧，变成见识。无智无识，知识越丰富，所知障越严重。

如果学习的是错误的文化道德知识，问题就更严重了。就像绝大多数大陆学者，不仅有知识无见识而已，而是思想反常，故正邪颠倒者有之，信邪颂贼者有之，认贼作父、认父做贼者有之。对这些学者进行正义批判，也是君子的责任。

见识有赖于博学，更有赖于审问慎思。有见识方能明辨，能明辨方可笃行。明辨是非，明察人事，知人知法，笃行起来才不会离经悖道。此唯圣贤君子能够，非任何异端外道所能也。2019-5-2

首发于崇儒学堂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