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首蔡元培

独尊中道，始于上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历代圣王所传承，作为中华道统，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中华文明的支柱。后被暴秦废弃，由董仲舒先生和汉武帝恢复，持续至清。民国初，再次被蔡元培废弃，至今未复。

1912年初，由蔡氏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规定“小学废止读经”。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其实，清季学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并不中正，应将尊孔、仁民、爱国置于忠君之前。但是，蔡氏之言，却是混扯。忠君思想，既适合于君主制，也适用于君主立宪、儒家宪政和民主制。民主国家，总统就是君。尊孔与宗教自由，亦毫无冲突。主体文化一元化与文化市场多元化，相辅相成。

后来教育部重申“废止读经”规定并废除跪拜孔子之礼。1912年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学校不应拜孔子案》，阐述了禁止学校拜孔之三条理由：

“前清学堂管理通则有拜孔子仪式，施行以来，窒息殊多。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一。教育与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强合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的，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二。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弟子，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三。有此三理由，故学校之中，宜将此项删去。”

三条理由似是而非，都不成立。其一，拜孔表示对中华至圣先师的尊崇，并非把孔子当做宗教家；拜孔典礼是中华特色的大礼，并非宗教仪式，不能相提并论。其二，拜孔是崇拜圣人、信仰中道的特定礼仪象征，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信仰，建立健全人格的美好，与教育目的完全一致。其三、宗教自由不能扩大化，不能扩大到学校来。换言之宗教自由不适用于教师和学生。

奈何当时教育部被反儒分子把持，随后公布《普通教育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并废止拜孔仪式。时亦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如上海《时报》发表社论说：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所汲汲以为先务之急者，乃惟是学堂罢祀孔一事”，蔡元培之所为“举数千年来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不快”。可惜反儒大势已成，恶潮汹涌澎湃，至今尚未消停。

虽然清末民初反孔反儒恶潮的掀起，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潮流，但不能因此推卸那些反儒先锋的个人罪责，不能因此取消蔡元培的废止读经拜孔的罪责。

有人认为蔡元培有过也有功，例如他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曾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他对近代与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值得肯定，诸如此类，故不宜过度批判。

殊不知，儒眼相看，所谓的功，未必是功。在教育上，他利用教育总长的职权，把中华教育之根、君子人格之本给铲除了，还配谈教育吗？其言论亦大多似是而非，如“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就是错误的。思想自由，不可无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兼容并包，岂能兼容邪说、并包恶道？

这些问题兹不详论，这里只强调，蔡氏于反儒恶潮，不仅推波助澜，而且勇为祸首，其罪大矣，即使有功，难掩其罪。

春秋谨始，慎之于始，谨始以正其开端，春秋大义也。因为谨始，所以疾始，为恶始见于《春秋》者疾之。“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孔子对始作俑者的憎恶，正是《春秋》疾始之义的体现。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鲁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用蚌蛤和木炭，增加陪葬的车马。始用人殉葬。用很多器物陪葬，椁有四面呈坡形，棺有翰、桧等装饰。孔子认为：“华元和乐举，在这里有失为臣之道。臣子，是为国君去掉繁乱、解除迷惑的，因此要冒死去谏诤。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由着他去随心所欲；死了以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抛弃到邪恶里去。这算什么臣子？”

华元和乐举，是宋国不错的大夫，尤其是华元，历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堪称宋国四朝元老。长期任右师，掌握国政，颇为贤能。可是，由于他们为宋文公厚葬又用殉，开了两大恶例，故受到孔子的严厉批判。比较而言，蔡氏之功远不如华元和乐举，蔡氏废止读经之罪，远远超过厚葬和用殉。

蔡氏曾在光绪年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可见其人不无儒学知识。知儒反儒，罪加一等。作为民初反孔反儒四大祸首，蔡氏之罪最大！20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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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随笔：四大祸首

小文《祸首蔡元培》中提及四大祸首，其余三人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与蔡元培一起，可称为蒙启四丑、反儒四愚、反华四贼。三界菁英反孔反儒，必然沦为蒙启之邪师、中华之乱臣和民族之贼子。四贼中蔡元培名列第一，理由详见拙文。鲁迅反儒不如李大钊陈独秀，然影响最大，极其恶劣，危害最为深广，故次之。

李陈两个，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又是某帮两大思想先锋和政治领袖，俗称“南陈北李”，本宜一视同恶。然陈独秀晚年，虽未触及根本，毕竟有所反思、忏悔，故次于李。有人提议加入胡适为五。窃以为胡适虽反儒，然有功于自由主义，与四贼有所不同，不宜相提并论。至于其它反儒派，名声影响有限，姑不列入。此亦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之义。2019-5-8

三界精英的责任

东海批判蒙启派及祸首们的时候，常有人论及时代背景、时代潮流、时代风气、时代局限、时代需要等等。殊不知，反孔反儒的后患、流弊和恶果会因时而异，但错误不会因时而异。也就是说，反孔反儒在任何时代都是错误的。

一般民众被时代牵着鼻子走，可以理解，三界菁英的鼻子则必须胸中自有定盘星，不能随波逐流。《庄子·刻意》说：“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这就是随波逐流。这是道家保身之道，非儒家修身之道。

儒者绝不为祸，却乐于为福，力为福始，不待文王而兴，虽无文王犹兴。富贵不能诱，感而不应；威武不能屈，迫而不动。该起则起，不该起则不起，一切行动听良知的指挥。以此标准衡量，五四群英可有合格者？

对于时代，既要与时偕宜，又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超越时代潮流之上，既具有时代的眼光，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备了这样的文化道德修养，才有资格和能力为师为政，为国家精英和时代先锋。至少至少，作为三界菁英，纵不能为民族之福星，也不能为国家之祸先，不能圣贼不分、正邪颠倒地误导民众，把社会和政治导向邪路。20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