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首蔡元培

獨尊中道，始於上古，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曆代聖王所傳承，作為中華道統，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和中華文明的支柱。後被暴秦廢棄，由董仲舒先生和漢武帝恢復，持續至清。民國初，再次被蔡元培廢棄，至今未復。

1912年初，由蔡氏任教育總長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規定“小學廢止讀經”。蔡元培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指出：“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

其實，清季學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教育宗旨，並不中正，應將尊孔、仁民、愛國置於忠君之前。但是，蔡氏之言，卻是混扯。忠君思想，既適合於君主制，也適用於君主立憲、儒家憲政和民主制。民主國家，總統就是君。尊孔與宗教自由，亦毫無衝突。主體文化一元化與文化市場多元化，相輔相成。

後來教育部重申“廢止讀經”規定並廢除跪拜孔子之禮。1912年7月，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教育部提出了《學校不應拜孔子案》，闡述了禁止學校拜孔之三條理由：

“前清學堂管理通則有拜孔子儀式，施行以來，窒息殊多。孔子並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儀式崇奉於學校之中，名為尊孔,實不合理。此學校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一。教育與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強合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儀式行於學校，既悖尊孔之義，尤乖教育目的，此學校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二。憲法公例，信教自由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學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弟子，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學，既悖憲法公例，尤與教育普及大生障礙，此學校不應拜孔子之理由三。有此三理由，故學校之中，宜將此項刪去。”

三條理由似是而非，都不成立。其一，拜孔表示對中華至聖先師的尊崇，並非把孔子當做宗教家；拜孔典禮是中華特色的大禮，並非宗教儀式，不能相提並論。其二，拜孔是崇拜聖人、信仰中道的特定禮儀象徵，有助於學生樹立正確的三觀和信仰，建立健全人格的美好，與教育目的完全一致。其三、宗教自由不能擴大化，不能擴大到學校來。換言之宗教自由不適用於教師和學生。

奈何當時教育部被反儒分子把持，隨後公布《普通教育暫行條例》明確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除”並廢止拜孔儀式。時亦有有識之士對此提出批評，如上海《時報》發表社論說：蔡元培為首的教育部“所汲汲以為先務之急者，乃惟是學堂罷祀孔一事”，蔡元培之所為“舉數千年來流傳之道德學術倫理，拉雜而摧燒之不快”。可惜反儒大勢已成，惡潮洶湧澎湃，至今尚未消停。

雖然清末民初反孔反儒惡潮的掀起，有其時代背景和社會潮流，但不能因此推卸那些反儒先鋒的個人罪責，不能因此取消蔡元培的廢止讀經拜孔的罪責。

有人認為蔡元培有過也有功，例如他重視勞動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曾在北京大學辦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他對近代與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值得肯定，諸如此類，故不宜過度批判。

殊不知，儒眼相看，所謂的功，未必是功。在教育上，他利用教育總長的職權，把中華教育之根、君子人格之本給剷除了，還配談教育嗎？其言論亦大多似是而非，如“兼容並包”的教育主張就是錯誤的。思想自由，不可無主體文化和主導思想；兼容並包，豈能兼容邪說、並包惡道？

這些問題茲不詳論，這裡只強調，蔡氏於反儒惡潮，不僅推波助瀾，而且勇為禍首，其罪大矣，即使有功，難掩其罪。

春秋謹始，慎之於始，謹始以正其開端，春秋大義也。因為謹始，所以疾始，為惡始見於《春秋》者疾之。“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公羊傳·僖公十七年》）孔子對始作俑者的憎惡，正是《春秋》疾始之義的體現。

《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魯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開始厚葬，用蚌蛤和木炭，增加陪葬的車馬。始用人殉葬。用很多器物陪葬，槨有四面呈坡形，棺有翰、檜等裝飾。孔子認為：“華元和樂舉，在這裡有失為臣之道。臣子，是為國君去掉繁亂、解除迷惑的，因此要冒死去諫諍。現在這兩個人，國君活着時，由着他去隨心所欲；死了以後又增加他的奢侈，這是把國君拋棄到邪惡里去。這算什麼臣子？”

華元和樂舉，是宋國不錯的大夫，尤其是華元，歷事昭公、文公、共公、平公四君，堪稱宋國四朝元老。長期任右師，掌握國政，頗為賢能。可是，由於他們為宋文公厚葬又用殉，開了兩大惡例，故受到孔子的嚴厲批判。比較而言，蔡氏之功遠不如華元和樂舉，蔡氏廢止讀經之罪，遠遠超過厚葬和用殉。

蔡氏曾在光緒年間經殿試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後又應散館試，得授職翰林院編修，可見其人不無儒學知識。知儒反儒，罪加一等。作為民初反孔反儒四大禍首，蔡氏之罪最大！2019-5-4

首發於崇儒學會公眾號

附隨筆：四大禍首

小文《禍首蔡元培》中提及四大禍首，其餘三人是魯迅，李大釗，陳獨秀。與蔡元培一起，可稱為蒙啟四丑、反儒四愚、反華四賊。三界菁英反孔反儒，必然淪為蒙啟之邪師、中華之亂臣和民族之賊子。四賊中蔡元培名列第一，理由詳見拙文。魯迅反儒不如李大釗陳獨秀，然影響最大，極其惡劣，危害最為深廣，故次之。

李陳兩個，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又是某幫兩大思想先鋒和政治領袖，俗稱“南陳北李”，本宜一視同惡。然陳獨秀晚年，雖未觸及根本，畢竟有所反思、懺悔，故次於李。有人提議加入胡適為五。竊以為胡適雖反儒，然有功於自由主義，與四賊有所不同，不宜相提並論。至於其它反儒派，名聲影響有限，姑不列入。此亦首惡必辦、脅從不問之義。2019-5-8

三界精英的責任

東海批判蒙啟派及禍首們的時候，常有人論及時代背景、時代潮流、時代風氣、時代局限、時代需要等等。殊不知，反孔反儒的後患、流弊和惡果會因時而異，但錯誤不會因時而異。也就是說，反孔反儒在任何時代都是錯誤的。

一般民眾被時代牽着鼻子走，可以理解，三界菁英的鼻子則必須胸中自有定盤星，不能隨波逐流。《莊子·刻意》說：“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這就是隨波逐流。這是道家保身之道，非儒家修身之道。

儒者絕不為禍，卻樂於為福，力為福始，不待文王而興，雖無文王猶興。富貴不能誘，感而不應；威武不能屈，迫而不動。該起則起，不該起則不起，一切行動聽良知的指揮。以此標準衡量，五四群英可有合格者？

對於時代，既要與時偕宜，又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和超越性，獨立於時代風氣之外，超越時代潮流之上，既具有時代的眼光，又不受時代的局限。具備了這樣的文化道德修養，才有資格和能力為師為政，為國家精英和時代先鋒。至少至少，作為三界菁英，縱不能為民族之福星，也不能為國家之禍先，不能聖賊不分、正邪顛倒地誤導民眾，把社會和政治導向邪路。20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