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亡命徒

在选题申报的时候，有编审认为我网上言论大胆，故对我的书稿审核要特别认真细致。我的回答是，顺其自然吧，东海忧天骂鬼大半辈子，近两年已是有所收敛，在江胡时代更加猖狂呢。

当年曾以中国第一亡命徒自许。

亡命徒，意谓冒险不顾性命、舍命不顾后果者。儒家不是亡命徒，但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关键时刻不辞杀身舍生。明末大英雄袁崇焕就曾以“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自居。孔子被郑人嘲为“丧家犬”，正好与“亡命徒”一词相对。郑人如果笑孔子是亡命徒，相信孔子也会“然哉然哉”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自我反省后，确定自己理直，即使千军万马，我也一往无前。用袁崇焕的广东话叫：顶硬上。这不就是亡命徒精神吗！当然，儒者与一般亡命徒本质不同。亡命徒是以身殉物，殉利益，殉某种邪恶信仰；儒者是以身殉道，殉天理良知，殉道德理想。

东海当年跳出来反极权倡自由，早就做好了把自己豁出去的精神准备。有网民骂我“没毛大虫生就一身滚刀肉”，我视之为赞美。皈儒以后，言行上温和内敛了一些，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亡命精神依然如故。

归儒，首先是深切认识到儒家至高无上的真理性正义性，同时深切认识到，儒家不兴，维权无益---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当年也曾热衷维权工作，但很快就发现，比维人之权、救人之身更重要的是救人之心。盖见利忘义恩将仇报，弱者被吃强者吃人，弱者一有机会就成为吃人者，这是马邦人一大特征。改良人心人性，通过重建社会道德而建设良制良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指导。甚至可以说，复兴儒家是救民救国的唯一途径。没有本土文化和一定的道德垫底，别说礼制德治，连民主法治都无望。

江胡时代更猖狂，有发表于《议报》、《争鸣》、《大参考》、《民主论坛》、《xx之春》等等海外“反动刊物”的数百万字的枭文为证。江当政后期，位子完全坐稳，“威望”越来越高，而我思想言论也越来越激烈激进，多次严厉批判甚至侮辱之。

例如，2002年4月首发《议报》的《与江主席谈心》中写道：“你是世俗领袖，我是诗家天子，他日有缘见面，当叫x大总管为我洗脚，x小妹妹向我献歌，如果你身子骨还硬朗，欢迎也露一手，吹拉弹唱任君自择。”云。

多年后我也认识到自己轻浮刻薄不对，2010-1于《误我者李白，度我者孔子》一文中反省：“无论对谁，可以批评不可侮辱。东海如此口齿轻薄，恣意嘲弄，无论对什么人都是极其无礼的。而今忆及，悔之莫及”云。

当时是豁出去了，颇有“生为豪杰死为神”的自信。如果入狱，我就是英雄；如果被害死，我就成神，并提前进入历史，都够极权主义和施害者受的。当时国是日非，民生凋敝，看不到这个民族的希望，故满腔悲忧，嬉笑怒骂，任情率性，一切无忌。有诗写道：

吁天拍案欲如何，忍看堂堂岁月过。

路远常愁同道少，忧深每恨见闻多。

诗无处写横磨剑，泪不能流怒放歌。

昨夜群英齐梦醒，满天风雨度黄河。--《岁暮邕城闲居偶成其三》2002、2、2

此诗是《岁暮邕城闲居抒怀》系列组诗之三，发表后，诗友们评价颇高。首二句自写岁月蹉跎、壮志成空的惋惜忧愤之情。颔联接着写愁大忧深，想行道则道远难达，同道罕见；想闲居独善，偏偏知道太多丑恶的内幕和惊人的真相，身闲心难静。结尾写梦景：沉睡的国人终于醒来了，满天风雨和黄河波涛声中，一群群英雄人物飞度而过…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镜头啊。不必问作者是否其中一员，更不必问群雄冲风冒雨深夜度河要干什么，只要想象一下这个镜头足矣。

可惜，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幅作者梦中的幻境罢了，从而倍加衬出了国人的醉梦昏昏、现实的死气沉沉，衬出了作者落寞、哀忧而又无奈的心情，可谓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以壮景写郁，倍增其郁。

江氏后期和胡氏前期，东海特别疯狂，没被逮捕，没被冠以煽动颠覆罪，甚感庆幸。因此，在江胡治下虽然饱受监控，言行不自由，成了老茶客，但我对他们个人没有怨愤。

近两年来有所收敛，一是皈儒以后，性情有所改变，二是因为习王尊儒有言论，反腐动真格，多少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习的五四和孔诞两次长篇讲话，仿佛空谷足音。这样的尊孔讲话，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是前所未有的。

当年是暴虎冯河，侥天之幸没有入狱，被友人戏称为福将；皈儒之后更是一切无畏，有恃无恐。我所恃者，天理、天命、天性也。论权位我是弱势，论文化道德，我自信是超强的强者。良知就是我的护法神，上上下下良知未泯者都是潜在的儒家，都有可能成为良知主义的护法。

此外，我相信自己对政治社会大趋势判断的准确性。儒家复兴、中华重光是剥极否极之后的大势所趋，这一势头会因反动势力的反对抗拒而有所减缓，甚至出现局部逆流，但大势不会改变。儒家目前虽然势单力薄，却是朝阳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顺儒者昌，反儒者衰，灭儒者亡。多数人即使毫不知儒毫不尊儒，也不能不让儒三分。

倒孔反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15-2-10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