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华之本，清历史之源

---《中国故事》先秦卷自序

余东海

一

本书精选出具有相当历史现实意义和文化道德价值的一系列故事，以仁本主义历史观进行观照、解析和评判，梳理历史脉络，解答历史疑难，弘扬历史精神，阐述历史规律，阐发道德真谛和政治大义。

以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历史，是为仁本主义历史观，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脉相承。何谓仁本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仁是人类的尺度。归根结底，仁是人和万物共同的尺度。唯有仁，才是宇宙生命的本体、本位和第一性之“物”， 唯有仁才有主义的资格，故称仁本主义。

仁本的本，本来有主义之义，既称仁本又称主义，本有重复之嫌。然为了对应人本主义、神本主义学说，不得不如此。同时，仁本主义亦可称唯仁主义，以对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有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正确正义，是衡量和辨别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君子小人的最高标准。反过来说，除了仁本主义，其它任何主义都有问题，即使是好主义，也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关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详见东海《仁本主义论集》一书。

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社会存在与文化意识关系：文化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文化意识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正确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错误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儒家社会发展较快，儒家文化影响度与政治社会文明度成正比，原因就在于此。同时，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各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文化意识有反作用。

其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其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可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同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对具有反作用。

其四、社会发展总趋势：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贤豪杰是历史的引领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其五、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成德成圣，外而成就人类文明，内而成就良知光明。

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良知的光明度。

其六、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对社会存在具有根本性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引导作用。价值观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观有促进作用，错误的价值观有阻碍作用。

上述理念在本书故事中都有所说明和阐发。例如，禅让制和原始大同王道的实践，就从侧面证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并说明了唯仁史观的正确，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它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这可以说是“尧舜禅让”故事的一个意外收获。

又如，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本书“穆叔饿死”故事中介绍了穆叔的三不朽说。春秋时鲁国穆叔与晋国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可谓“不朽”。 穆叔认为这只是“世禄”而非“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功立言，归根结底无非立德，立德即成德。

本书每篇故事分故事概要、经史依据、东海曰三部分。“东海曰”以唯仁史观和方法观照历史故事，表达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看法，揭示其中的历史现实意义和文化道德意义，从中体现仁本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价值观等。

对春秋故事的观照，引录了不少《公羊传》及《谷梁传》的观点，从一个个具体故事情节中，揭示《春秋经》的大义微言。“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春秋》精神和王道追求，也是救苦救难的仁义精神和去恶消罪的最好方式，罪恶与苦难成正比故。

二

《中国故事》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所以故事主要从儒经和正史中选取，儒经和正史是最可靠的，尤其是先秦，史官的独立性和史家的严肃性举世无匹。相关问题详见本书凡例。

先秦卷选取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故事，包括尧、舜、禹、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几个时期的故事。其中尧舜禹为前三代，夏商周为后三代，都是王道政治，因为都符合王道政治三要素：道统为意识形态，学统为文化教育，礼制为制度形式。三者相辅相成，是衡量和判断政治是否王道、政权是否中华的三大标准。

当然，前三代后三代同中有异，前三代是原始公天下王道，后三代为封建家天下王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家天下君主制自有其天道、民意和传统的合法性。

王道是最好的政治，但这个“最好”要放在历史框架中去考察。人性和历史有其局限性，落实在历史中的王道和礼制自然有其局限性。

就像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宇宙有成住坏空一样，礼乐制度会崩坏，王道政权会有兴盛衰败乃至灭亡的过程。兴盛期都难免有黑暗面，衰亡时就更不用说了。就那周朝来说，西周是兴盛期，春秋是衰退期，战国是败亡期。暴秦是王道的对立面，古典极权主义暴政，黑道恶道。

任何一段历史，都是既有恶也有善，既有野蛮也有文明，既有黑暗也有光明，光明与黑暗交织和拉锯。即使最黑暗的暴秦，也有人性的光明在历史深处闪烁。

打开历史的画卷，既有压城欲摧的黑暗滚滚而来，也有历久弥新的光明滔滔不绝。例如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政治之黑、人性之暗时时令人窒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段段荡气回肠的传奇，一朵朵流光溢彩的生命，又谱写着正义良知的辉煌……

黑暗占绝对上风的时候，为据乱世；光明占绝对上风的时候，为太平世；光明占相对性上风的时候，为升平世。黑暗占相对性上风的时候，历史呈倒退状。前三代为原始太平世，后三代介乎太平、升平之间，春秋是向据乱世倒退，战国为据乱世，暴秦时期为据乱世的极端。

暴秦的成长和成功，有赖于法家学说的指导和法家人物的不懈努力，也有赖于社会共业恶、人性之恶习的深度支持。深入历史可知，不仅春秋战国暴秦时期，历史上所有的人道灾难，包括个人、家庭、政治、社会性灾难，都有自身原因。即使同样的天灾和无妄之灾，受灾程度也会因人因地而异。

灾难与罪恶成正比。有多少罪恶就会有多少灾难报答之，近报自身远报子孙。任何个体和集体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个体或集体的德性。同时，罪恶与愚昧成正比。恶必愚，愚昧到一定程度，必自侮自伐自毁。

古往今来的恶人恶势力，无不擅于和勇于自毁自灭，自毁财产，自毁道义，自毁生命，甚至自灭其家、其族、其国。春秋时期三十六个被君之弑,五十二个被亡之国，大量不得保其社稷的诸侯，根本原因都在它们自己身上。

三

历史是一面好镜子。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借历史为参照系，不仅可以知王朝之兴替，还可以辨思想之正邪，明政治之得失，察道德之兴衰，助智慧之提升。而要发挥历史的作用，就必须发掘真相，尊重事实，实事求是。

习先生曾指出政治家必具两个特质：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历史担当这个概念与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相通。有历史担当，必有相当强烈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必然重视自己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定位---在历史殿堂上的地位。习先生强调的两个政治家特质，也是大文化人必须具备的。

要有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就要具备相当的经学史学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理解种种道德定律和历史规律，对种种历史问题洞若观火，从而以历史为镜，以镜鉴现实，引导未来。本书之作，就旨在阐述历史规律，

开阔历史视眼，强化历史意识，弘扬历史精神，建立历史担当。

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文明和道德是血肉交融的关系。昧于中华文化，必然昧于中国历史；昧于历史，就难以深入理解中华文化。了解中国历史，掌握历史精神，是深入中华文化、证悟道德真谛的重要途径。关于历史精神，详见东海《中华历史精神》一文。

本书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事件，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体现中华历史精神，说明仁者无敌、邪不胜正、罪恶没有赢家、道德决定民运、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历史规律和道德定律。唯仁史观的核心观点是道德决定论。文明的导向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故道德观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

本书之作，虽受黄明雨先生“重写重评中国历史”之命，其实也是自己的夙愿。是为时为世也是为己。清历史之源，正中华之本，弘中庸之道，儒生有责任在焉。

弘道就是传灯，把良知之光、真理之光传播开来。这是最根本的除恶扬善，是爱人爱国的最好方式，也是自己成德成圣、成就自己的最好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道之士，让祖国重新成为有道之国，君子之国，进而化成天下。那样的人生将何等美好尊贵，万古流芳。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历代圣贤豪杰作我们学习的榜样，让让历史从我们身上精彩延续。2017-3-30余东海

首发于浙江乐学堂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