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馬是責任，原則戒行權

曾有學者表示很認同我對馬學的批判，只是環境所限，他不能公開批判，有時候甚至不能不說些違心話，姑且認同。他認為這就像孔子過蒲一樣，是權道。東海大大不以為然，期期以為不可。然亦不好面責，只能一笑了之。

辟馬文章不能在國內公開發表，並非不能公開批判。互聯網時代，要以文字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和態度，何難之有？至少可以發表於海外，那也是公開批判。對方知道並認同東海，不就是海外所見嗎？

毛時代辟馬，可能有生命危險，明知馬學錯誤、馬制惡劣而保持沉默，可以理解。世易時移，現在辟馬，或仍難免遭到政治迫害，但不至於有生命危險。

權道有其限制，不能濫用。文化立場不能權，基本原則不能權。《公羊傳》曾提出行權三條件：首先，反經而善，動機和結果必須是善的，“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這是總原則；其次，行權的前提必須是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孔子過蒲就是這種情況；第三、“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貶損自己而不傷害他人。如果“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那就有違仁義，權而悖道，君子不為也。

學者認同馬學，雖非殺人亡人，但對國人的誤導和危害，有甚於殺人者。這與孔子過蒲沒有可比性。孔子和歷代聖賢君子，任何時候都不會苟同邪說。作為文化人，本應該挺身而出，摧邪顯正，承擔起弘揚真理、以文化人的責任。即使不敢旗幟鮮明地弘揚正義，也萬萬不能違心地苟同。這是人的底線。2019-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