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是什么

国之重器是什么？或说是珍贵文物，或说是先进科技，或说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唯物主义的思维。真正的国之重器是仁贤，贤能之士都是国之重器，以仁为本的贤能又特别重要。

春秋战国，各国亦多贤相、贤臣和能臣，如孔子有所赞可的臧文仲、 柳下惠、 季文子、宁武子、令尹子文，诸葛亮崇仰的管仲乐毅等等。但这些人并非仁贤。孔子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舜臣五人和武王乱臣十人，才是仁本主义大贤。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尽心篇下》）领导人若非正人君子，就不能亲信仁贤，国家问题重大，后患无穷。不亲信仁贤，仁贤就会离去；国无仁贤，就会空虚，就无礼义以正尊卑，上下秩序混乱，就无政事而财用不足。

礼义由贤者出，政事由贤者出，不信仁贤则礼义不兴，礼义不兴则政事不行，政事不行则不能理财，生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而国之财用于是不足。朱熹集注引尹氏曰：“三者以仁贤为本。无仁贤，则礼义政事，处之皆不以其道矣。”

《易经·系辞下》说：“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践履仁德，实行仁政，信用仁贤，团结人民，管理经济，端正思想，禁止人民为非作歹，这些都是政事题中应有之义。

信仁贤即尚贤。《易经·系辞上》：“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孟子离娄上》中孟子曾指出“不仁而在高位”的后果。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不信仁贤而无礼义，即使是中原，也不成其为中国。陆九渊在《大学》《春秋》讲义中说：“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虽更衰乱，先王之典刑犹存，流风遗俗，未尽泯然也。义之所在，非由外烁，根诸人心，达之天下，先王为之节文，著为典训，苟不狂惑，其谁能渝之？中国之所以可贵者，以其有礼义也。”

不信仁贤，就很容易亲信小人和乱臣贼子，自取祸乱。例如，赵简子亲信阳货，就给赵氏家族遗下了巨大深远的麻烦。鲁定公九年，阳虎在鲁国叛乱失败，先逃奔齐国，再跑到晋国，投到赵简子门下。孔子预言：“赵氏其世有乱乎”。《孔子家语•辨物》记载：

“阳虎既奔齐，自齐奔晋，适赵氏，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岂不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孙，又将杀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

孔子关于“赵氏其世有乱乎”的判断，依据有三：

其一、阳虎“亲富而不亲仁”，他深受季氏宠信，却要杀死季氏；其二、怙恶不悛，逃亡齐国，就挑拨鲁齐关系，鼓动齐景公伐鲁。此人到那个国家就祸害那个国家，他来到晋国，晋国的祸难开始了。其四、赵简子“好利而多信”，贪图利益并轻信，难免会被阳虎的花言巧语迷惑。不出孔子所料，赵简子亲信阳货，导致了晉陽再圍，趙邑三遷，子孫爭立，九世有亂。

综上所述可见，仁贤才是国之重器。贤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此之谓也。而培养仁贤的是仁学，即仁本主义学说，即儒家文化，国家品格和精神依靠其奠定，政治文明建设有赖其引导。故进一步说，儒家文化才是吾族吾国重中之重。2019-6-29余东海 首发于邕州儒学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