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人胡適

胡適無疑是個好人，我很贊同錢鍾書對他的評價：“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但此君學問無根，文化無本，思想糊塗，是個渾人。朋友圈流行一文《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過於抬舉了。文中所舉幾個事例，就足以說明此君之渾。

其一、【新文化運動後，因政見不同，魯迅與胡適交惡。此後，魯迅在報刊上多次挖苦、諷刺胡適。面對魯迅痛罵，胡適從不應戰。而對於魯迅的文章，只要認為是好的，胡適就會大力推薦。魯迅死後，胡適從沒發過一句惡聲。當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胡適“慨予俯允”，立馬出面推薦，並擔任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這則胡適佳話恰恰暴露了其人的顢頇和鄉愿。爭鳴思想，批判錯誤，是為了維護和弘揚真理，與有沒有交情何關，與對方肉體生死何關。對於歪理邪說，不可以封殺，不可以不批判，不可以助其推廣和弘揚。

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中國國民性的論斷都是錯的，最適合反仁義、反中華、反文明的人和勢力利用，也最容易迷惑欺騙缺乏經學常識、道德常識和歷史常識的人。如果說魯迅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民國的罪人，胡適難辭播毒助惡之嫌。

其二、【195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上，蔣介石提出明確要求：“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蔣介石講完後，胡適站起來，一開口就說：“總統，你錯了。”

然後逐條駁斥蔣介石，說學術與政治無關。（“總統，你錯了，五四運動是純粹的文化運動，與共產黨並沒有很大的關係。”云云）蔣在當天日記中憤慨記錄：“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

胡適，你錯了。學術與政治關係密切之極，學術對政治的影響非常大。沒有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就沒有馬主義的泛濫和馬家幫的坐大。蔣公晚年應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才致力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學術與政治無關”之說，“五四運動是純粹的文化運動”之論，充分暴露了胡適不中不西無知無畏的文人膚淺。蔣介石老了有所明白，胡適則一輩子都是個糊塗蟲，愈老愈糊塗。

胡適不僅無理，而且無禮。貢高我慢，輕浮狂躁，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上公開批評總統，難逃訕上賣直之嫌，有名士之風而無大人之范。胡適的無禮是一貫的。看到過一張蔣介石與胡適並坐的合影：胡一手插兜，架着二郎腿，目光傾斜，神態自負而輕浮；蔣雙手放在腿上正襟危坐，頗有拘謹侷促之色。這張合影形象地暴露了雙方文化道德底蘊的不足：蔣缺乏自信和威重，胡缺乏誠敬而自以為是。民國政治文化界兩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尚且如此，可發一嘆。

蔣胡文化都不高，都無根，都認識不到五四運動的多重危害和無窮後患，認識不到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的原則性錯誤。然比較而言，蔣略高於胡，故晚年能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胡一輩子都是不中不西的文化門外漢和無禮無術的政治輕薄子，被蔣在日記中痛斥，良有以也。

其三、【胡適在贈言北大哲學系畢業生文章里，曾引用禪宗的一位高僧所言：“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胡適原話是這樣的：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這段話流傳廣泛，儼然名言。真能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堪稱智者，達理明辨；真能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不愧先生，先知先覺。可惜這段話暴露了胡適自己的淺薄糊塗。人有大小正邪，理有真偽是非，文化有高低優劣，孔朱與馬列豈能一視同仁，真理與謬論豈能混為一談，文化教育與邪說洗腦豈能相提並論？豈能將學儒學、重仁道、存天理視為“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

胡適分不清楚教育和洗腦的區別。

教育是建立人格，洗腦是敗壞人格；教育是培養仁愛，洗腦是培養仇恨；教育是開發智慧，洗腦是遮蔽心智；教育是建設文明，洗腦是導向野蠻；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洗腦是阻礙歷史發展。儒學的真理性正義性特別高，最適合用於教育；馬學則是極權主義與民粹主義媾合產生的歪理邪說，最適合用於洗腦。

胡適是好人糊塗，因其好心腸有聲望，辦起壞事來迷惑性特別大。其早年反孔反儒的叫囂和“國民政府把小學語文課本一律改成白話文”的建議，晚年“中國不但沒有物質文明也沒有精神文明”的論斷，都是誤民誤國的壞事，偏偏他幹得理直氣壯，贏得彩聲陣陣。如是啟蒙，以盲導盲，越啟越蒙，蒙人蒙己，不如稱為蒙啟。說他小人過貶，稱之君子過譽，稱為渾人最合適。201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