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必须追求，道德不能强求

自由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自由主义五个原则之第一原则，五个价值观之第一价值观，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平等都围绕着自由转。民主法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设置，人权平等是配合自由的价值要求。

其中人权与自由重叠性高，常可划等号。人权的边界就是自由的边界，即任何公民都有人权，任何公民的人权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故自由不是空洞的，更不是无度的，她必须体现在人权平等之中，落实为民主法治宪政之制。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是对自由这个概念最通俗而精准的注解。其中，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没有言论罪信仰罪，任何人不会因为思想信仰问题而受到迫害；免于匮乏的自由，意味着适宜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基本生活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意味着权力和暴力受到有效约束，人民生活安宁。

或认为君子自有道德自由，或认为儒者血脉自有自由的神圣基因，没必要谈自由。这是自由双昧，既昧于政治自由，不知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亦昧于道德自由，不知道君子必然追求政治自由。

君子追求自由，是仁义驱动之下的勃勃不容已，要因有三：

言论自由是传道弘道、授业解惑的需要；二、仁者爱人的必然。仁者不忍人之心饱满，必然不忍人民人权自由被剥夺，生命财产没保障；三、王道追求的需要。没有自由就没有好政治好制度，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固然强调自由，王道政治、礼乐制度也只能建立在自由之上。

在理论上，王道政治有两种实现方式，即两条进路：一是道统在上，自上而下，直接从道统开出来；二是自下而上，从自由政治中提升起来，如从容中道微友所说，“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善化民主政治，调适上遂之。”论可行性，应以后一条进路为大。故自由追求和王道追求并行不悖，并且相辅相成。

儒家要实行王道，就要获得宪位，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有一群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优秀儒者并且组织化；二、社会各界有相当数量的尊孔爱儒者；三、反儒崇马的声音彻底边缘化。三个条件相辅相成，其成熟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没有自由，一切无望。

或以为道德更重要，担心社会自由了会影响道德成长，并举家人父子为例，强调父母管教儿女的责任和重要性。这是混扯。为政要有父母之心，但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同中有异，父子夫妻关系与君臣关系、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同中有异，需要知同辩异，不能混为一谈。

例如，家长不能用选举的方法产生，天子则可以选贤与能；家礼家规只能用来齐家，不能用来治国平天下；对子弟的要求不妨从严，对子民的标准则礼当从宽。

当然，对子弟要求最严也有其度，要符合实际。例如，丹朱商均不肖，尧舜作为圣王，也是无可奈何，强求不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法律有强制性，但道德无法勉强，只能依赖于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强制出来的道德非真正。即使亲如父子夫妇，也不能强制，只能设置一定的底线。

注意，义务教育可以强制，但道德和信仰只能引导。王道政治，一方面以儒学为第一学科，一方面又必须保障国民信仰自由。也就是说，人民对信仰有选择的自由，对儒家有不信仰的自由。

假设有一个国家，规定国民只能信仰儒家，只能说儒家的话，走儒家的路，以圣贤君子的标准要求国民，任何不符合要求的信仰言论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那么，东海将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反对派。试想一下，那样强制出来的遍地圣贤君子，大多是假冒伪劣的，那样的社会也是缺乏生机活力的。

自由与自律、自立毫无矛盾，而且密切相关。自由的边界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这个边界由法律提供，法律就是他律。即使没有法律限制，也不会侵犯他人，这就是自律。君子自律更严，不仅不犯法，而且不违礼，惟礼是循，以礼自律。这是因为君子能够自立，立起了信仰之正和人格之美。

综上所述，儒家在朝，有维护自由的责任；在极权社会，有追求自由的义务。这也是对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最好的仁爱表达。但儒家对民众任何时候都没有强制信仰强求道德的权力。换言之，君子不能以君子标准苛责他人，不能强制他人为君子。愿不愿意信仰儒家、成德成圣，人民享有选择的自由。

2020-11-5余东海

首发于北京之春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80/1162020407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