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命題是個偽問題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中提出了一個精神動力問題，其要旨是：在西方，新教倫理提供了現代事功（資本主義）之精神動力，而在中國，儘管傳統中國擁有諸多成就現代事功之條件因素，如人口流動、城市經濟、貨幣等，但傳統文化之儒道釋三教不能提供基於法治、誠信、理性化上的現代化精神動力。

滕祥志先生在《中華文明面臨的韋伯命題》中認為：“韋伯命題，對中國學界乃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巨大的知識挑戰。”

其實，韋伯命題是個偽問題。比起新教倫理來，以儒學為主統的中華文化所蘊含的法治、誠信、理性精神，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能提供的現代化精神動力只有更加豐富。韋伯說“不能”，是因為昧於儒學，昧於仁義禮智信五常道至高無上的普適性。中國之所以匱乏法治、誠信、理性等精神，背現代化的道路而馳，是因為反掉了傳統，反掉了儒家。

滕先生文章中所說的“就決策層和學術思想界而言，尚有一些宏觀問題有待思考、釐清和謀劃”之三個問題，答案也迎刃而解。

其一，中華文明曾雄踞東方，冠絕一時，為何出現宋元之變和明清之變？宋元之際和明清之際的時代精神、政治經濟、財政金融、軍事外交出現何種紕漏，以至於國家逐漸瓦解？答：宋元明清都是以儒立國的儒家王朝。宋末明末，國家瓦解，根本原因是儒家精神衰退，禮樂制度崩壞。這是所有家天下王朝晚期的共性，儒家王朝亦不例外。我在《中華歷史精神》中指出，按照“天下為公”的中華政治最高標準，家天下君主制內涵重大制度缺陷，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歷史的權道”。故古代儒家王朝也有個興起、旺盛、衰病、滅亡的過程。

其二，清末民初迄至新中國，中國國力漸衰，華夏文明依賴何種精神力量，逐漸化解諸如列強瓜分、日寇吞併、內部分裂等重大民族危機，最終完成國家整合？其中精神動力若何？答：所謂民國，實為亂世，好時不過春秋，壞時超過戰國。所謂統一，只是名義上的。後來的國家整合和統一則是極權性、暴秦式的惡性統一，兩黨內戰伏屍百萬，一黨內戰伏屍千萬，代價無限慘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反掉了儒家和孔子，便無中華可言，便是蠻夷不如。

其三，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國家百年以至千年之戰略規劃，應秉承何種精神動力根基？答：這個精神動力根基，毫無疑問，非儒家莫屬。以儒為本，建設憲政中國。在指導思想上可以一主三輔：儒家為主，佛道和自由主義為輔。

2017-2-22余東海於南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