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民救國第一要務

儒家深深認識到，學術興衰關乎政治優劣和天下興亡。這裡的學術指意識形態。制度形態也很重要，也是關繫到國家興衰存亡的重要因素，但仍然從屬於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才是決定國家的性質、命運和興衰存亡的主體性因素，從根源處決定着一個國家對基本制度的選擇、確立和後續因時制宜的損益改革。

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為清初三大儒的李顒，在《匡時要務》中指出：

“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時第一要務。”

李顒所要明的學術即是在歷代儒家王朝居於道統地位的儒學。他在《盩厔答問》文中指出：“能經綸萬物而參天地，謂之儒；服經綸之業而與天地參，謂之學。”“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 “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生。夫是謂明體適用。”（上述李顒言論皆出自於《二曲集》）

明儒學即孟子所說的反經。孟子說：“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盡心下》）反是返回，恢復，如反本開新的反。經就是常，常道，普適價值，普遍真理，由儒家經典承載。反經就是恢復常道，回歸儒經，遵循普適價值和普遍真理。

世衰道微，大經不正，常道毀壞，邪慝紛起，佞之亂義，利口之亂信，鄉原之亂德，皆似是而非，如莠之亂苗，鄭聲之亂樂，紫之亂朱。君子於此，唯有反經。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是非善惡明白清晰，雖有鄉愿之類，不能惑人矣。

若能反經明學，一切迎刃而解。

梁啓超《少年中國說》中有一段名言：“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此言不無道理，但不準確，把少年換成儒學，就準確了。

儒學強則國強，儒學富則國富，儒學獨立則國獨立，儒學自由則國自由，儒學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儒學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儒學富強獨立自由，則少年自然可以雄於地球。

不能反經，不明儒學，也是現時代面臨的問題，然與孟子、李顒時代程度有別。孟子時代，雖然儒家政統不行，禮崩樂壞；學統不行，諸子百家紛起，但道統未改。李顒時代三統俱在，所謂學術不明，只是為“詞章名利”所遮蔽：“父兄之所督，師友之所導，當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學校為何設，讀書為何事。”（《二曲集》）

現時代儒家三統俱無，學術不是一般不明，而是被邪說邪術取而代之。如果說李顒時代多的是詞章之士、名利之徒，現時代多的則是三幫分子、邪惡之徒。

作為主體文化、指導思想的學術，小偏都不行，何況大邪。李顒說：

“昔墨氏之學，志於仁者也，視天下為一家，萬物為一體，慈憫利濟，唯恐一夫失所；楊氏之學，志於義者也，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從其學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此其為學，視後世詞章名利之習，相去何啻天淵。孟子猶以為愛無差等，理亂不關，辭而辟之，至目為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蓋慮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夫以履仁蹈義為事，其源少偏，猶不能無弊。矧所習惟在於詞章，所志惟在於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尤酷，比之洪水猛獸尤為何如也。”

李顒認為，楊墨之學，其源少偏，就受到孟子嚴厲的批判，斥為無君無父。何況詞章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就更加伊於胡底了。其實，詞章名利其源已非而已，而今馬學在上，其源已邪，大邪極邪，不僅流弊不堪設想，惡果早已史無前例。

故今日匡時第一要務，既要明儒學，又要辟馬術，將兩者結合起來。說“匡時”輕了，嚴格地說是救時，救民救國乃至救天下。

不明儒不足以辟馬，不辟馬不足以明儒。欲明儒學須辟馬。明儒辟馬，雙管齊下，這是儒家群體的歷史責任。儒生個人是否辟馬，可以根據自身具體情況而定，但底線是不辟馬，更不能助馬。

信仰唯物主義，支持虵蜖主義，認同黨主制公有制，都屬於助馬。助馬就是助惡，原因因人而異，概乎言之有二：一是缺德，利慾薰心，為利忘義；二是缺智，缺乏明辨功夫，善惡混淆，認惡為善。無論缺什麼，都不配為儒，不配為君子。

例如梁漱溟先生，德性雖不錯，見識卻不行，一無知人之明，支持紅毛；二無擇法之眼，不明唯物主義、社會主義之非真理非正義性。故梁先生不愧為正人，仍然非君子。2020-11-7

首發於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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